中日两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妖怪文化。在中国，先秦时代《山海经》的问世开了志怪故事的先河，随后《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则进一步促进了志怪小说在民间的流布。而日本人不仅写作志怪小说，还创作出各种样式的妖怪绘卷，可以说两国文化各具特色，都具有研究妖怪学的良好土壤。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日本已涌现出井上圆了、柳田国男、小松和彦等知名学者，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刚开始提倡妖怪学的研究，但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为进一步明晰学科概念，小松和彦针对日本文化研究中妖怪的概念、妖怪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重要意义进行阐释。小松将妖怪理解为超越人类知识范畴的所有层面的超自然现象以及所有涉及神秘领域的存在与现象，认为妖怪不仅是解释当时人类无法理解现象的“便利工具”，更是人类想象力创造出的文化。小松认为，研究妖怪文化主要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妖怪研究涉及宗教、文学、美术、戏剧等多个文化领域，可对日本传统文化研究进行有机补充；第二，妖怪是构建日本文化论与日本人论的重要素材，通过该类研究课明确古代日本人的世界观、自然观、生活状态等，并以此为媒介展开比较文化论与人类论；第三，妖怪是日本独特的文化资源之一，其研究可对小说、电影、游戏等现代大众娱乐产业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介于中日两国发达的的儒学思想体系，在古代东亚，人们描述“妖怪”等超自然现象通常会使用“怪异”等词汇。木场贵俊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日语中“怪异”一词在中古至近世的应用情况，阐释了十七世纪日本民众对于神灵、妖怪等怪异现象的认识。木场认为，从室町时代起“怪异”一词就从具有政治意义、彰显政权（朝廷）危机管理能力的“恠异”逐渐演变为与政权无关的、不同寻常现象的客观描述，而这种变化也寓于社会、文学、宗教的发展之中。木场贵俊进一步指出，在十七世纪的日本人看来，所谓“怪异”、“奇异”大致要满足三个条件，即罕有发生、与神佛体验无关，同时具有不吉利等负面属性，而应对“怪异”则要通过掌握克服怪异的祭祀仪礼知识、内在化怪异的合理性等“经验论性的怪异认识”来实现。
陈连山回溯了中日两国妖怪学研究史，对妖怪学的发展历程及研究意义进行了说明。陈连山赞同小松和明关于妖怪起源于古人的“警戒心与不安”的观点，同时肯定了井上园了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立场，但并不支持柳田国男提出的妖怪源于神明信仰衰退的理论。就此，陈连山提出，妖怪的诞生来自于先民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浓厚的宗教认识，《山海经》的作者在这种局限和认识的支配下真正相信书中所记载的神灵怪异的存在。陈连山借用汪绂对《山海经》的研究立场来说明了自身对妖怪学研究立场的见解，即超越对妖怪真实性的考察，寻求怪物叙事中的道德和审美价值。此外，陈连山还提倡将妖怪学表述为志怪学，以此丰富学科内涵，改善学界的刻板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