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在广州，那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所有爱国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出入于以夏衍同志为首的救亡日报社，关心着国家大事。在那里，我初次会见乔冠华、孙大光（叶肇南）、林林和钟敬文、尚仲衣教授等，都是一时俊彦。

早已拜读了钟先生的《西湖漫拾》等散文，对于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的清秀文笔，是十分倾仰的。那时我是个二十来岁青年，什么都不懂，比我大十岁以上的钟先生，其后从广州到粤北，相见日多，便无话不谈。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冬，钟先生从江西星子和同在四战区政治部的郁风来粤北连县的三江镇，我们相聚了多日，从抗战形势谈到烽火中朋友的音讯，诗文唱和等等。大敌当前，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敌忾同仇的感情的。

1939年初我离开粤北，直到1950年才又和钟先生在北京相见（那时我和郁风早已结婚，钟先生早年在杭州和郁达夫都是湖畔诗社的朋友，所以应当是长辈了），钟先生依旧是渊静潇洒，温良恭俭那股书生气。北师大在西城，我和郁风住东城，那时也各忙各的，相见时难；但电话书札，和朋友的通传，讯息总还是不断的。

钟老毕生致力于民俗学，在学术上的建树是遐迩公认的。我这个人不学无术，对钟先生的学说所知极浅，平日见面，谈诗，谈文艺，谈朋友的状况多，却没有专诚请教他关于中国民俗学方面的问题，这使我终生遗憾。近年来，已有学人感觉到自然科学飞跃发展，人文科学有落在后头，配不上套的危机感。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民族构成的主要因素，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作支柱；同时也是民族群体产生凝聚力的主要因素。而范围十分广阔的民俗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根，任何民族的高层次文化，都是从民俗文化滋生出来的。（钟先生说过：“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也是人类中最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文化。”）要了解和发展这一民族精神，民俗学的研究，应当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科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民族学、史地学、文学、艺术都有血缘关系，而每个人生活中的每一细节，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贯穿着民俗的细胞。这样广大渊深的一门学问，钟敬文先生经过八十年的努力，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系统化地建立起来。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对我国文化学术的新贡献，是很不简单的。

钟先生曾自诩说，他是“五四之子”，就是说，他的学术思想，植根于“德先生和赛先生”。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者、民间文艺学者、诗人、散文家、教育家……但归根到底，他的一切成就，是源自人民，为了人民，钟先生应是一个人民学者。

近年来从国外回来，便听到文化界纷纷传说“北师大一景”，那就是每天凌晨，师大校园总见到行将百岁的钟敬文先生，步履轻盈地挥着手杖在散步，从不要人跟随搀掖。学校为了照顾他，去年只分配老先生带四位研究生，可钟老力争到八位。他从小红楼宿舍步行到教室，有时电梯停用，他老人家还坚持要走上六层楼，把同事和弟子们都急坏了；钟老这种敬业精神，真是叫人“高山仰止”啊！

钟先生从五十年代初担任师大教授，半个世纪以来，他教过的学生当了教授再退休的，已在十数以上；他不但每位新老同学的名字叫得出来，还清楚地记得很多同学的成绩和特长。有时我到师大，陪同启功先生一起去拜访他那书堆满地、仅堪容膝的“斗室”，听他朗诵民初安徽诗人韩孤云（耆伯）诗，不能不骇异于先生的惊人记忆力。

说到诗，钟先生早年作“湖畔诗人”时代，和沈尹默先生等同样是写新诗的，但他晚年却以旧体诗著名；钟先生的诗哀乐过人而沉涵蕴藉，耐人寻味。他曾说，好诗易被人欣赏，却不是人人能作；感受、功力、天分缺一不可。他很欣赏聂绀弩的诗，而绀弩则公开说钟先生是他做诗的老师。绀弩不轻许人，这可能不是谦词。

听说钟先生住院期间，于12月30日还在病榻上亲笔给有关部门写信，殷殷提出关于大学民俗学教课的建议，老人的最后心血，还洒在有关国家文化的事业上！

当我去探病的时候，钟老还谈到他新作的四首七律诗，又提起我出版一本旅游诗文的事，最后还希望韩孤云诗将来能公之于世……一位把终生贡献给文化的老人，弥留之际，大小心事，这样萦绕于一颗赤热的心魄中，作为一个后学，我的心情，不堪笔述。

我和郁风与钟老这七十年的一段情谊，是可珍可念的。对于他的一生贡献，我们给他老人家献上如下的一对挽联：

百岁文星，千秋师表；

人民学者，湖海诗人。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02年01月17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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