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五四之子 民俗之父


黄苗子 《彩荷》


1938年初在广州,那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所有爱国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出入于以夏衍同志为首的救亡日报社,关心着国家大事。在那里,我初次会见乔冠华、孙大光(叶肇南)、林林和钟敬文、尚仲衣教授等,都是一时俊彦。


早已拜读了钟先生的《西湖漫拾》等散文,对于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的清秀文笔,是十分倾仰的。那时我是个二十来岁青年,什么都不懂,比我大十岁以上的钟先生,其后从广州到粤北,相见日多,便无话不谈。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冬,钟先生从江西星子和同在四战区政治部的郁风来粤北连县的三江镇,我们相聚了多日,从抗战形势谈到烽火中朋友的音讯,诗文唱和等等。大敌当前,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敌忾同仇的感情的。

 

1939年初我离开粤北,直到1950年才又和钟先生在北京相见(那时我和郁风早已结婚,钟先生早年在杭州和郁达夫都是湖畔诗社的朋友,所以应当是长辈了),钟先生依旧是渊静潇洒,温良恭俭那股书生气。北师大在西城,我和郁风住东城,那时也各忙各的,相见时难;但电话书札,和朋友的通传,讯息总还是不断的。

 

钟老毕生致力于民俗学,在学术上的建树是遐迩公认的。我这个人不学无术,对钟先生的学说所知极浅,平日见面,谈诗,谈文艺,谈朋友的状况多,却没有专诚请教他关于中国民俗学方面的问题,这使我终生遗憾。近年来,已有学人感觉到自然科学飞跃发展,人文科学有落在后头,配不上套的危机感。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民族构成的主要因素,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作支柱;同时也是民族群体产生凝聚力的主要因素。而范围十分广阔的民俗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根,任何民族的高层次文化,都是从民俗文化滋生出来的。(钟先生说过:“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也是人类中最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文化。”)要了解和发展这一民族精神,民俗学的研究,应当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科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民族学、史地学、文学、艺术都有血缘关系,而每个人生活中的每一细节,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贯穿着民俗的细胞。这样广大渊深的一门学问,钟敬文先生经过八十年的努力,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系统化地建立起来。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对我国文化学术的新贡献,是很不简单的。

 

钟先生曾自诩说,他是“五四之子”,就是说,他的学术思想,植根于“德先生和赛先生”。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者、民间文艺学者、诗人、散文家、教育家……但归根到底,他的一切成就,是源自人民,为了人民,钟先生应是一个人民学者。

 

近年来从国外回来,便听到文化界纷纷传说“北师大一景”,那就是每天凌晨,师大校园总见到行将百岁的钟敬文先生,步履轻盈地挥着手杖在散步,从不要人跟随搀掖。学校为了照顾他,去年只分配老先生带四位研究生,可钟老力争到八位。他从小红楼宿舍步行到教室,有时电梯停用,他老人家还坚持要走上六层楼,把同事和弟子们都急坏了;钟老这种敬业精神,真是叫人“高山仰止”啊!

 

钟先生从五十年代初担任师大教授,半个世纪以来,他教过的学生当了教授再退休的,已在十数以上;他不但每位新老同学的名字叫得出来,还清楚地记得很多同学的成绩和特长。有时我到师大,陪同启功先生一起去拜访他那书堆满地、仅堪容膝的“斗室”,听他朗诵民初安徽诗人韩孤云(耆伯)诗,不能不骇异于先生的惊人记忆力。

 

说到诗,钟先生早年作“湖畔诗人”时代,和沈尹默先生等同样是写新诗的,但他晚年却以旧体诗著名;钟先生的诗哀乐过人而沉涵蕴藉,耐人寻味。他曾说,好诗易被人欣赏,却不是人人能作;感受、功力、天分缺一不可。他很欣赏聂绀弩的诗,而绀弩则公开说钟先生是他做诗的老师。绀弩不轻许人,这可能不是谦词。

 

听说钟先生住院期间,于12月30日还在病榻上亲笔给有关部门写信,殷殷提出关于大学民俗学教课的建议,老人的最后心血,还洒在有关国家文化的事业上!

 

当我去探病的时候,钟老还谈到他新作的四首七律诗,又提起我出版一本旅游诗文的事,最后还希望韩孤云诗将来能公之于世……一位把终生贡献给文化的老人,弥留之际,大小心事,这样萦绕于一颗赤热的心魄中,作为一个后学,我的心情,不堪笔述。

 

我和郁风与钟老这七十年的一段情谊,是可珍可念的。对于他的一生贡献,我们给他老人家献上如下的一对挽联:

 

百岁文星,千秋师表;

 

人民学者,湖海诗人。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02年01月17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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