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在80余年的学问生涯中，亲手建立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两大学科。在他晚年，还以少有的学术自信，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先生是一位挚爱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爱国感情的学者与诗人，思想学术的纯正与诗歌散文的精彩，成就了先生特殊的人格魅力。我们今天常读先生遗著，他的思想、学问与人生的情趣成为影响与促动我们进步的精神动力。

我致力民俗学的工作，时间是那么长，在这方面，当然要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因为我现在还在从事这项工作，在日常的独自思考中，或在与同行、学生的谈话中，总不免引起对过去工作得失的反思，或对于后辈值得注意的体会的种种念头，然而，它们平时大都只涌现于自己的心头或口上，偶而形诸文字，也大都是断片的。现在，我想，有必要提出其中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给予论述，或可作为一个老年学者赠与青年们的一点精神札品，先谈反思。

我国早期致力民俗学的学者，他们原来的所从事的专业，基本上是各各不同的。有的是搞文学的，有的是搞史学的，有的是搞语言文字学的，有的是搞社会学的。自然，也有人一开始就搞民俗学，但那只是众多学者中的极少数人而已。这种情形，也许是一种新学术(特别是从外国引进的)出现的初期，在还没有形成较多的专家的情况下所难免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客观事实。

我自己原来是志在文学的。最初，在私塾里上过几年旧学，辛亥革命后，我上了半旧半新的所谓“学校”，在那里开始了对旧文学的学习，基至于也学做起平平仄仄的旧体诗来了。但是，过了几年，新文化运动起来了，我又转向了新文学，耽读新出版的新杂志、新诗歌、新小说，也兼读翻译的文艺作品及新的文学理论著作。光是阅读，还不过瘾，自己也学习写作新诗和散文，兼及文评。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当我正在热衷着新文学的时候，我又爱上了野生的文艺，并同祥是那么痴情，在1930年以后，我的活动，尽管逐渐向民俗学方面倾斜，但平心而论，我始终没有抛弃我的“老朋友”（文学)，不管在杭州时期，在东京时期，还是后来在坪石或香港时期。民俗学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我虽然有偏重偏轻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只务其一，不问其它的情形。这就使我的民俗学活动，或多或少的受到文学的熏染，这种熏染的结果，自然有积极的一面，如它使我在广泛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上，开辟了自己较专门的一部分园地(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并对它进行着深耕细薅地操作。这种局部地、比较深入地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我对一般民间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我对民俗事象的其他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等)的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限制(或说畸形)，使我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分明是有它的缺点的。一种学科，特别是那些内容比较广阔的学科，作为它的一个研究者，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他处的不只是一个专门家的位置，而是兼负有引导整个学科前进之责的学者，则武艺越多，就越有利于事业的计划和策进。因此，我对于自己学术上的这方面局限，是耿耿于怀的。

现代学者，从他们取得资料的工作过程和形成观点的治学方式看，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斋学者，另一类是田野作业学者。前者，他的取材和观察的范围，大致限于古代文献或同时代人的著述；后者，则主要依靠到一定的时空场所去收集、采录和进行直接观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来从事写作。这当然是大体上的分类，实际的情形可能是有交叉的。又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这两方面的情况的侧重也会有所差异。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这种学科，跟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近，它的基本资料和观点的形成，是需要由当前事实现象提供的。因此，田野作业是它的比较重要的路径(除了民俗史或民俗学史等史学著作之外)，这正是现代国际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和遵循的。但是，学问的进行或结果如何，也并不是千人一律的。像弗雷泽这样伟大的先驱，就是一个书斋学者(有人把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列入这类学者之中)。我国初期的一些民俗学者，也很少是亲自到社会群体中去有计划地做过田野作业的(顾颉刚先生虽然到妙峰山搞过调査，后来又曾赴西北地区考察，也不过情形稍为好些而已)。但就一般的情况说，民俗学这门学问，是跟田野作业不能分开的。

我开始进行民俗学工作时，曾利用居住本乡本土的方便，从家族、邻里、学校等群体的成员的口中，收集过歌谣、民间故事等资料。稍后还公开印行过这种实地调査的资料集子，《客音情歌集》和《民间趣事》等。但当时我的专业知识很有限，也缺乏应有的技术训练，这只能说是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以后，我虽然制作了调査表向学生征稿，或草拟过故事类型，向社会广泛征稿，但是，这已经是一种间接的资料搜集方式了。此后，虽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所用资料的来源和观察的凭借，大多是取自近人的调査记录或历史民俗文献，这样写成的文章，虽然不能一笔抹煞，但从现代民俗学的方法论看，所走的路却不能说是阳关大道，我现在年龄已经高迈，不能随意到各种群体中去考察人们的行为、心态，亲自体味他们的生活意蕴，只有把这种希望寄托于眼前年富力强的研究生们了，这是我这个书斋老学者对后辈的一种恳切期望。

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我年青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如安德留·朗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我陆续写作了好些关于民间文学及民俗事象的随笔、论文。在那里，往往或明或暗地呈现着人类学派理论的影响。例如，193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第10节，对于变形、禁忌、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仙境的淹留、季子的胜利、仙女的人间居留等故事情节要素的指出和论证等，就是例子。此外，从那稍后所作的《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意义》《中国民谣机能试论》等文章里，也多少可以看出那种理论影响的存在。

从我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思想史看，可以知道，那些在学坛上露脸的学者们，如周作人、江绍原、茅盾、赵景深和黄石等，大都是这一派理论的信奉者、传播者、乃至于实践者。我不过是这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罢了。

人类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现代世界中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习和心理(特别是信仰心理)等，去解释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所谓“文明民族”）的某些风俗或口头文学作品(故事、歌谣等)。换一句话说，就是从文明社会里寻找原始文化的遗留。这种理论的产生，自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做根据的。它不是那种逞思辨的学说。在世界学坛上，它也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本身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学说只解释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局部的、停滞的现象，而它(人类文化进程)的其他方面(至于更重要的积极的方面的现象)却被忽视了。人类学派的理论本来是进化论的派生物，但可惜不能找出人类文化进程的根本法则。

我在30年代中期，多少巳经察觉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受影响程度较深，摆脱的痕迹并不明显。后来在东京时期，自己大量阅读了有关原始文化社会史的著作(有考古学的、民族学的、文化史的等》，这就使我的学术兴趣和知识积累，逐渐偏向了远古文化领域，正因为这种缘故，从那时起，我对于活着的民间文学与古老的原始文学(扩大一点说，对现代民俗文化中远古的原始文化)的界限的认识，始终不免有些模糊。记得解放初期，我偶然披读了英国某现代艺术学者的一部关于人类艺术的通论著作，在那书的第二部分里，开始一节的标题是“原始艺术”，过了几节，又有“农民艺术”的标题。我当时没有深加思索，只仿佛觉得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这点颇能说明我当时对两者的界限的认识，很不清楚。其实，民间文学艺术与原始文学艺术，两者虽然有相似，乃至于相同的方面或部分，但是，它们到底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产物。两者基本上是能够分开、也是应该分开的。我过去对它们在概念上未能自觉加以区分，虽然多少有些客观现象在起作用，但主要的问题，还在自己的认识能力上。

“四人帮”倒台后，学界加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对以往的学术经历进行了反省。在这种境况中，我经过认真地反思，弄清了自己过去一些没有弄清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混淆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疆界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例。

对这个问题反思的结果，我觉得有两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1)对学术问题，一定要从对象的实际出发，尽力摆脱过去的成见；(2)对某些事物的认识，要注意到它们的两面，即相同的方面与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后者，因为它往往是具有质的规定意义的。

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因为我年轻时，适逢本世纪初的所谓“大革命时代”，我又恰巧居住在当时为”革命熔炉”的广州。我怀着热血男儿的激情，诵读了一批马列著作，还对《向导》和《人民周刊》等进步期刊爱不释手，又亲眼目睹了当地如火如荼的工人、农民运动。因此，我的社会观，乃至于部分人生观，急剧地改变了。但我的学术观点彻底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时间上却要迟些。这是我的社会观、世界观与学术观还不能和谐一致的地方。是伟大的民族抗日斗争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也解决了我的人生观和学术思想的矛盾！我感谢现实女神对我的治学境界和情感的开拓、陶炼，也感谢那些活动在我身边的革命同志用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震动了我，启导了我!我的学艺活动就此跟整个民族的步调、呼吸融洽了。它从此牢固地奠定了我一般学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态度。

1949年5月，正当天朗气和的时节，我来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马上兴奋地投入革命的文教工作阵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当时每个公民的任务，特别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我当然积极地参与了。前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比我国早，在运用马列主义方面是我们的“老大哥”，在民间文艺理论上也是如此。我不满足于当时学界这方面的介绍成果，就组织同志，加强译述工作。又在我所指导的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中，请人专门讲授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我自己当然全心学习这种新理论，并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应用，当时所写的文章，像引民间故事中的阶级斗争》《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等，从题目上看，就可想见它们的政治化、前苏联理论化了。有时自己也感到写作的不是文艺评论，而是政治思想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自己心灵中的一点反省的光芒是很微弱的，它像一些水藻，被淹没在涌的浪涛中。我在1976年10月以前所写的文章，多少保存着这时代思想的烙印。

天佑中国，“四人帮”被摧垮了。学界的思想随之解放了，并提倡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衡量原则。近10多年来，我跟学界一些同志一祥，对过去走过的道路，不断做过反省。现在，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如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等，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年来，整个人类社会都在迅速发展变化，自然科学、杜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不断开拓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也需要丰富和发展。这是人类学术进步的公理，是贤明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具有的精神和性质。它也是今天我们学界一般共有的认识。至于17年间我们奉为圣经贤传的苏联理论，像我在上面说过的，当时起过一定的启蒙、涤荡的作用，这不能一笔勾销。但是，它那种唯我独尊的精神和态度，以及我们自己在学习上缺少灵活的、比较的态度，也应该反省。况且，无论什么时候，那祥对待外来的理论学术的态度，都是对学术进步发展不利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既应该理解，也需要清醒，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那样，我们在学术上，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于必须互相借鉴，互相吸取营养，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

摘自：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

1998年第6期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