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研究”便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领域，而人类学也在这一领域作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学者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体传承的田野调查与分析讨论，而且提高了整个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价值的进一步认知，增强了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文化自觉意识。多民族共生的中国社会，每一民族内部都有其特殊的身体认识，并且不断在民族文化的生产与再造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传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丰富多元，其贡献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对此进行研究，既是人类学文化研究传统与社会研究传统的重要结合，也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内在延续及非遗技艺的外在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又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现代人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通过口传身授而习得和传递，并在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因此，学者们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和核心是对传承人的保护。非遗传承人身怀不同领域的技艺，对于民族文化的延续传承扮演着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目前，从身体传承层面来进行非遗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但在中国远未形成自己的本土语境。非遗身体传承研究需放在具体的情境中加以深入研究和讨论，才能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与研究框架，并同时与西方的研究进行对话。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复杂而立体的传承语境，非遗身体传承研究亦涉及“物质-意识”“个人-社会”“本质-建构”等哲学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社会文化和民族背景来讨论。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那些直接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制作等传承工作，并愿意将自己所知道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后人的某些自然人或群体。由于传承人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所以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优秀基因的活态载体。它的基本传承方式是口传身授，基本职能是传承民族历史知识、传统工艺技术、文学艺术、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所系，这种传递更多的是通过非遗持有人群体身体和心理的自觉投入而自然实现的，有时作为族群的一种神圣义务获得稳定传承的保障。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口头语言形态的，肢体表演形态的，还是手工技艺形态的，文化空间形态的，其原始雏形，都是由某些杰出的社会成员个人创造出来，然后经社会群体在漫长历史时段里的传播和传承，从而形成某个相对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和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在传递过程中必然发生嬗变。在这种嬗变中，传承人既能从前人那里习得精巧而全面的身体技艺，而在他身上，又有所创新或发明，即在前人所传授的知识或技能的基础上，使传承的知识或技艺因创新和发明而有所增益。

目前，受社会形态快速变迁的影响，各少小民族的诸多传统文化事项渐渐流失，单纯依靠口传历史的方式已无法完整地传递文化。而对于京族这样的边疆少小民族而言，面临民族文字书写的缺乏，又面临现代化与全球化所产生的文化冲击，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复振过程中遭遇许多新问题。这种状态已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耗损力。需要学界及时进行本土化的研究，根据不同文化中的田野资料来讨论当地社会的身体传承。人类学的诸多理论出发点和研究命题都来自对“自然与文化”或曰“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关系的思考，人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而是有文化中的自然与自然中的文化互为补充的概念。身体本身的研究就是这两者的统一。国内学者或是从身体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表现和作用的分类进行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性凸显了传承人作为主体的重要作用；或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范式转型角度来讨论身体传承；或是从不同民族的具体文化事项来进行研究，比如身体传承是如何在历史的诸多关系中不断适应与建构的经验秩序。相较于过往的身体研究，中国学者们越来越重视通过田野观察，理解诸多非遗传承人在身体传承中所指涉的文化意涵，从生活、政治、科技、文化、族群等层面，将非遗身体传承研究细分为身体习性、身体形塑与建构等层面，进行多元的观察及缜密的思考，讨论文化对身体传承的多样性与能动性之影响。

同时，学者们也更注重回应西方的身体研究话语。在本土身体传承的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学术讨论可能是莫斯提出的，身体技术学习乃是根据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而进行的。学者们大多认同莫斯从生物、心理、社会与族群等日常层面，观察其对身体传承的影响。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传承过程中，难以脱离文化习性的制约。另外，也常常回应玛丽·道格拉斯的生理身体及社会身体的两个象征体系、福柯的身体规训理论、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西方身体研究的理论探讨为我们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身体传承的社会文化意义铺设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长期从事重要民族技艺工作，其身体传承为传统技艺的传播与历史传承扮演着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也成了当下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的主导力量。传承人们积极保存民族传统技艺并在不同场域中进行展示，扩大了非遗项目的文化影响力，有助于凝聚民族意识，更有助于其他族群了解少小民族的文化内涵，促进中华文化共同体以及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

很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传统技能，在时代变迁的影响下，在当代面对其他现代化技能的竞争下，似乎无法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而在传承人老龄化的必然趋势下，培养新的传承人就成了不得不重视的课题。在各个非遗项目就身体传承本身进行各种创新、改革以吸引年轻人的同时，如何使原本精巧的技能表现能够继续流传下去，是值得深思的。在进行抢救技能的工作时，身体传承的方式，是最直接而有效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传统技艺学习行列。当代非遗传承人将非遗项目视为族群共同的文化资产，鼓励族人用身体去体现民族的文化，将展演视为身体的实践，除了强调个人身体实践更加强调集体身体实践，这些实践将族人与传统文化联结在一起，学习传统身体技艺即是学习民族传统文化。

京族文化传承人的身体技艺记录了丰厚的文化经验与生命记忆。其身体传承与社会变革、文化传承与认同流变都是极有意义的议题。在中国少小民族中，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和拥有传承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截至2019年4月，人口仅为2.8万的京族已成功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4项，其中京族哈节和京族独弦琴艺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同世代的京族文化传承人，以不一样的身体技艺面对社会环境与规范的变迁。传统京族社会的文化传承人，在族群观念的规范下，那些与海洋生计模式紧密相连的技艺成为身体传承的重点，如“高脚罾”技艺等。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京族传承人重拾祭仪、民族乐舞、民族体育等身体技艺，投入传统身体表现方式的学习，寻找对京族传统文化的记忆与认同。到了21世纪，京族文化传承人随着民族教育的发展，受国家非遗政策的影响，积极投入对京族传统技艺的传承。京族拥有多项被列入各级非遗名录的文化项目，曾经渐趋式微的文化事项被重新发掘以后，非遗传承人通过身体传承来积极保存民族传统技艺，并在不同场域中进行非遗技艺展示，扩大了非遗项目的文化影响力，使得它们再度成为现代京族文化的重要表征。

哈节、独弦琴、喃字、踩高跷捕鱼等虽然属于在地特殊文化，族人深信其能成为京族之精神象征。精神象征凝聚了族人的力量，凝聚的力量也增强了民族的认同。京族独弦琴艺术是以身体实践作为媒介的艺术形式。20世纪初至50年代之间，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的处境异常艰难。尤其是在沿海边疆地区这样受战乱影响尤为深刻的区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战火纷乱中能够延续下来已属不易。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举行京族重要的民族节日哈节时，在哈亭内敬献歌舞需要用到独弦琴伴奏，还有固定的几位琴师。60年代后，因为传统节庆的式微，独弦琴也趋向式微。但这门独特的京族艺术虽然历经磨难，还是被族人保存了下来。

“京族独弦琴艺术”作为京族器乐文化的代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推动京族独弦琴艺术的发展与变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传承人们力求将这项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民族艺术以更加优美的形式展示出来。传统上，京族独弦琴的演奏者多为男性，且是坐着演奏的。当下独弦琴演奏者则男女皆有，而常见的演奏形式则是身着京族民族服装站立演奏，身体姿势的改变使音乐美在人体形态美的衬托下得到升华。

独弦琴的音乐绚丽多彩，独具特色。演奏独弦琴时，将琴横置于架子或腿上，右手执挑棒，掌侧轻触琴弦各泛音点。左手握摇杆，通过推、拉改变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的高度。右手技巧有弹、挑和触弦；左手技巧有揉弦、拉、推、摇、颤音和滑音等。独弦琴对指法的要求非常高，弹奏时对身体表现力要求更高，故京族民间对这项传统技艺有“六岁学而八十成”的评价。

技艺高超的独弦琴艺人经过经年累月的磨砺之后，一琴一弦一双手，即可将听众带入美妙的境界。如有一位现代诗人写到：

他上身微微前倾，表情平静，难道已经预料到表演结束时人们的震惊?//他伸出一只手，握住琴头翘起的部分，另一只手，随意地斜斜地一拂，艺术便灌醉了整个大厅//高山流水、空谷足音、雨打芭蕉?哦不，这里只有安宁//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手上//要多少积累，才能成就一只神奇的指头//琴声渐渐慢了下来，如亲人在故乡低低呼唤//大厅里更静了，但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如布莱金强调的：“音乐所采用的结构以及对人类的影响，都产生于人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体验”。可以说，隐含在独弦琴传承者心中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无意识的身体流露，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演奏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带着无法掩饰的文化痕迹，体现出京族社会文化的特征。心理学界常提出的“身体不会说谎”，不仅是指身体语言能够透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更是指身体形态还会流露出无意识的文化特征，传递出强烈的族群认同信息。

事实上，随着展演的进行，独弦琴演奏者正是在以身体叙说民族历史，以身体话语感染族人与欣赏者。京族独弦琴演奏者将端坐演奏转换成站立演奏的身体实践，更是将京族服装所积淀着的历史、社会、习俗、文化、宗教的诸多内涵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弘扬。服饰成为演奏者身体的延伸，不再仅仅是个体表达自我的媒介，也成为一种呈现在演奏者身体上的指示性象征符号，与民族历史记忆和社会构成产生关联。

全球化现象刺激地方化，各个民族比过去更强调其文化传统。从田野访谈及问卷中可以看出京族人的期待。他们仍然希望能传承发展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建立族群文化意识的责任则落在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上。他们必须承接找寻上一代的传统，传承给京族的下一代。每年的哈节，也是京族独弦琴文化代际传承的最佳时机之一，很多已经在全国各地工作生活，已经在独弦琴文化领域取得较高成就的独弦琴演奏家都会回到家乡参加哈节，并在哈节晚会舞台，以及哈亭前为族人和客人们演奏，激发族人对京族独弦琴的认同与传承情感。而且用的是传统的竹制独弦琴而非其平时在舞台上使用的木雕华彩独弦琴。如同保罗·康纳顿所云：“在纪念仪式中，我们的身体以自己的风格重演过去形象，也可借由继续表演某些技艺动作的能力，有效地保存过去”。他认为身体是一个记录的工具，透过纪念仪式中技艺的反复操演，能保存过去的生活记忆。透过独弦琴传承人的身体实践，让记忆与技艺被身体熟记，从而让传统技艺延续至当代族人的生命记忆。

在“物”的文化意涵上，京族独弦琴为族群外显的物质文化表征，具有凝聚族群意识、强化族群认同的文化功能。在京族哈亭中代表京族形象的大型石雕都是京族儿女在演奏独弦琴的情景。而独弦琴传承人们也借由琴艺的学习来堆叠身体的记忆和经验，通过独弦琴培训基地以及民族学校的教学，透过新式独弦琴演奏形态的习得，与上一辈独弦琴师的生命记忆和身体经验产生联结，来重塑京族的族群想象与文化认同。多元文化强调文化多元性，京族若不积极找寻创发自己的文化，强调“我者”的特异性，则“他者”无法了解其文化独特性。而当身体传习下的传统能得到认同，则可作为集体表征的中介，建立族群意识与认同。

而在每年庄严隆重的京族哈节期间，祭祀之后，桃姑(今称“哈妹”)都要献唱献舞，直至哈节结束，每天两个时段共五六个小时。献舞类型分为进酒舞、天灯舞、采茶摸螺舞、花棍舞等。其中难度最高的“天灯舞”，舞者手托和头顶盛着点燃蜡烛的盘碟，随着鼓点节奏，双手边转动托着盘碟的手腕，边虔诚起舞。天灯舞队伍看起来纵横交错，闪闪烛光似海上点点渔火，视觉效果很美，可训练起来非常艰苦，一不小心就会受伤，但是被挑选出来的桃姑都全力以赴投身训练。桃姑们认为身体的磨炼能使得她们在哈节仪式空间中以肃穆的舞蹈加强辟邪的功能，以庄严的歌舞内容达到对族人的教化作用。她们的身体实践不仅承载着仪式本身，还传承着京族的传统文化。

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搜集、保护、传承的法律法规中明确指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如果遗产存量非常有限，而被破坏的遗产又确有价值，就应该对其实施文化修复，使之尽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2012年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脚罾”原是京族日常劳作的一项技能，“高脚”就是渔民们踩着高跷，“罾”，即渔网，用作动词就是用渔网捕捞。“高脚罾”是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更是京族祖辈留下来的一种生计方式，曾经流传了1000多年。随着现代化捕鱼作业的发展，“高脚罾”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濒临消亡。2014年6月央视财经频道播出《广西东兴：踩着高跷去捕鱼》，传递了3个信息：第一，浅海渔业资源日渐枯竭；第二，渔业生产方式改变；第三，传统技艺后继乏人。“站在海岸线上，总会有资源将尽的感慨。以前很发达的高跷捕鱼，现在逐渐消亡。在京族的万尾渔村，这是最后5个会高跷捕鱼的人。”

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当地政府着手对“高脚罾”进行保护传承，重新培养“高脚罾”传承人。传承人们进行了艰苦的身体磨炼，重新获得这项民族传统技能。我们对此关照的重点在于，“高脚罾”在非遗语境中，已经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生计相联系，可以成为整个京族的族群标识与象征符号。“高脚罾”作为京族传统生计文化的重要符号，其传承人的身体实践借由磨砺再现，以兹巩固其族群文化的身体图像。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能使传统文化技艺的集体记忆得以延续至年轻的一代?京族的高跷，不仅木脚很长，而且还要拿着硕大的渔网，行进在海里劳作，其难度和强度非一般人所能胜任。京族渔民千百年来传承了这项技艺，是因为过去京族地区经济落后，生活困难，能拥有渔船出海作业的人毕竟不多，更多的人是靠拉大网和踩高脚罾谋生。

采用“高脚罾”捕捞鱼虾，不仅要求脚下站稳，而且还要手有力气，当然更需要捕捞的技巧，可谓是体力与脑力相互配合之劳作。更重要的是，这种独特的捕鱼方式曾经让京族人拥有渔获丰收的时光。每年农历六至八月，小体型虾会从深海洄游到浅海沿岸。这时，渔民下海“罾”虾时，由于站在海水里，看不到海里虾群的走向，智慧的京族人便“驳脚”高跷，在海水中居高临下地边观察边捕捞，这就是京族的“高脚罾”。这样可以提高效率，鱼虾的捕捞量大大增加，年景好时，一个捕捞季节，渔民们捕捞的鱼虾竟达五百多吨。

高脚罾不是简单地驳脚踩进海里，而是要在高跷上肩扛着重重的“罾”下海，驳脚会陷进水下面的沙，要拔起来再行走，还要在海水里面推罾、起罾、收罾、捡虾、抖罾等等，所以是男人们才干得了的活。京族男人都必须掌握的，否则连老婆也娶不到。如今几乎没人下海了，把这些高跷和罾在自家院子里摆出来晒晒。祖上几代人都是用这个捕鱼捞虾的。

传统的日常生活空间已经改变且不可能复原，新的发展空间的探寻及创造更具积极意义。由于各种力量的参与，目前当地政府已经着手对高跷捕鱼进行保护传承，一方面推进京族“高脚罾”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另一方面重新培养高跷捕鱼传承人，并将其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联系起来。传承人们开始将自身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有兴趣学习高跷捕鱼的族人，他们为此进行了艰苦的身体磨炼，经过一次次地摔、爬、站、踩，一次次的努力与坚持，重新获得这项民族传统技能。

“高脚罾”在追求技艺与展演过程中，身体与物、身体与心灵逐渐趋向融合。传承人将身体视为一种具有行动性、感知性与能动性的主体，当学习者克服自身局限达到某种程度之时，表现出来的往往不再只是动作的表象与形式。在非遗语境中，“高脚罾”已经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生计相联系，可以成为整个京族的族群标识与象征符号，被重新赋予一种神圣性。在这些行为实践中，以身体为媒介言说的传承人，其身体既是生物的身体，亦是文化的身体。

京族传统技艺的身体传承曾经主要是通过师门传承，但近年来在国家非遗政策的影响以及当地政府的扶持下，既有在地的展现，又有“非遗进校园”的教学传承，不仅推动传统文化保存的复兴，更在民族学校推动了传统技艺的身体传承实践。

京族独弦琴和“高脚罾”培训班进入京族学校之后，传承人们定时到京族学校去给学生们上课。选来学习独弦琴的学生也知道独弦琴和“高脚罾”都是本民族很重要的族群文化遗产，也有敬畏与亲近之情，但就这两项技艺而言，传承人的身体技法还是很重要的。“高脚罾”需要不间断练习半年以上才能掌握，独弦琴更是要三至五年才能到达一个娴熟的水平。通过学校教育计划，传承人把他们的技艺带到民族学校中，通过身体传承来广泛培养更多的传承人。这既有利于民族学校推进民族文化教育传承，也有利于传承人提升自身艺术境界，坚守传承的遗产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与认可，使这些民族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认识自己的过去，一直是每个民族的历史任务。长久以来，少小民族的身体认同使族群记忆能鲜活地流传给后代。对京族而言，正是透过传统技艺的身体传承实践，得以确认传统文化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也唯有将身体放置到这种归属感里，才能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身体不仅可作为个人、家庭与文化表征，更是族群认同的核心。

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负载者，他们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民族文化的兴衰，从根本上来说维系于文化内部的传承机制。每个地区的发展环境不尽相同，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不同的人文景观及文化脉络，在这背景之下孕育出属于各地独有的身体传承活动，也成为展示不同地方文化的橱窗。很多少小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历过文化断层，通过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体传承，使少小民族的濒危非遗项目重新彰显出特色，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透过表面化的流行意象来“寻找”历史。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们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解释、建构、创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其身体实践既要强化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也要找到文化个性背后的普同性，努力超越二者的藩篱，形成新的技能记忆与文化审美认同。将身体传承置于广泛的社会发展脉络之中考量，能对其发展有更完整的理解。身体理论发展已超过30年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传承视角，还可以将相关议题放置到更深远的视野。对于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反思他们进行身体传承研究的社会语境，反思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是否能够发现地方的或民族的独特性。同时，思考非遗身体传承实践的环境生态、差异的信仰体系等是否得到认定、保护以及持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