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传承长期依靠口头传统，即便是在文字发明和广泛使用后，口传方式仍大量使用。不过在教育和人文学术领域，重文字、轻口传的倾向长期存在。口头传统作为古老而又常新的信息交流方式，一直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文字和文献早有专门的学问和学科，可作为独立学科的口头传统之建立似乎还在路上。然而，裨补缺漏终将至，口头传统的功能、价值和意义在最近几十年得到越来越多人文学者的重视。重重帷幕渐次掀起，一个新的领域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于人类说话能力的生物学基础研究，在过去20多年中有多种成果面世。下面这段话虽然理解起来不容易，但是很重要。尽管在哺乳动物中ＦＯＸＰ２蛋白进化非常保守，在人类世系只有两个氨基酸的替换变更，但这种变化却大约发生在人类语言出现的时候，并加快了语言的进化。另一方面，人类ＦＯＸＰ２基因的突变发生在10-20万年前，当时的人口增长和活动都突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对语言的影响，ＦＯＸＰ２中两个氨基酸的替换得到了正向选择。简单地说，负责语言表达的基因ＦＯＸＰ２在人类身上完成了两次突变，人类因此具有了语言表达的生物学基础。人类说话的历史大约有10万年到20万年之久，比较而言，文字书写的历史就很短暂了。比较成规模、成系统的书写体系，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腓尼基字母、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等，距今也就几千年。拿十多万年和几千年相比较，就能够知道说话才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不仅历史久，而且从未被替代，一直用到今天，将来还会长期使用下去。

文字即便被发明出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不够高、社会分工尚不充分的古代，因为需要长时间的专门学习，就远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掌握的。换言之，文字作为书写符号长期以来被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所垄断和掌控（如贵族和僧侣等），多数人只能对文字和书写技术礼敬有加，在有些文化中甚至发展出了文字崇拜的习俗。纵观世界数千年的文明史，在许多地区和国度，文盲长期远超识字的人数。历史上是这样，今天的情况仍然未见彻底改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199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北美和欧洲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全球领先，至于其他地区的情况，成人（15岁以上）的识字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中，除个别缺少数字外，低于５０％的国家有将近20个，其中以尼日尔最低，只有１４％。全球识字率的平均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大约为７０％，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为５７％，阿拉伯国家为５７％，南亚和中亚地区为５４％，东亚地区为８３％，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为８７％，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８７％，中国是８２％。（ＰＰ．４２４～４２８）这个看上去并不光鲜的结果，还是过去百余年间世界各地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的结果。可以推想，在百余年前，读书看报、写写画画是当时少数“有教养的”绅士淑女的事情，与众多“引车卖浆者流”无缘。

今天，在全球的语言中，使用人口超过５０００万的有１９种，覆盖全球总人口的７５％。剩下的数千种语言，使用人口普遍很少，其中发展出书写体系并经常使用的就更少了。根据教科文组织不久前的统计，有７５００到１００００种语言分布在全球各地。与如此庞大的语言数量相比，发展出书写体系并广泛使用的语言只占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今天还有许多族群和地方社区仍然处于“无文字”的状态。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语言种类多、文字种类少。据《中国的语言》一书统计，在今天中国的版图上各民族人民尚在使用的语言有１２９种，不包括方言。大家知道，这些语言中真正发展出文字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大略地说，从远古时代到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在全球各地海量的信息交换中，仍然是口耳相传的多，行诸文字的少。

诚然，书写是人类的一宗伟大发明。信息交流器官从口耳转移到了眼睛，从声音信息过渡到了视觉符号。在尚未发展出用技术保存声音的时代，书写的优势是巨大的——信息被书写符号固定下来，在编码之后可以跨越巨大的时空，在另一端完成解码。书写这种存储信息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为知识的存储和传播带来惊人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书写对于推动知识的积累和交流，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而言，语言当之无愧是第一性的有声符号系统，文字则是基于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世界上没有无语言的文字，只有无文字的语言（极个别人工实验性发明的文字系统不算在内）。现今生活在文字和书写氛围中的人，已经难以体会无文字社会的成员所操持的非文字交流方式及成效。人类整体上从长期“耳治”到引入“目治”，促使着信息技术某些新局面的出现。言文并存，同步发展，随之出现了两种处理信息的规则。由“耳治”到“目治”的局部转换就不光是人的信息处理器官的转换，也引发了信息处理和接收规则的转换。可以说，“目治”的兴起部分占据了“耳治”长期独霸的空间。一般而言，在许多领域，新技术的兴起就是旧技术的末日，但信息技术的进步却不是彼此取代的，而是彼此叠加的。有了文字，语言照样得以保留，而且照样有广泛的使用空间。

有了互联网、超文本、多媒体技术等，语言照样得以保留和广泛使用。在高技术时代，语音转文字的技术、各种语言之间相互翻译的技术，不仅没有脱离语言，反而紧紧凭借着语言获得发展。所以，口头传统并没有成为古旧事物或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在无文字社会，口头传统一直发挥着知识传承和文化赓续的作用。在已经发明和使用文字的文化传统中，口头传统依然是传递知识和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因为并不是所有有用的知识都曾被书写下来，因为书写的能力、代价和便捷程度以及人们对知识的认识程度都限制了书写的适用范围。中土乃是文献名邦，四书五经，百宋千元，典籍汗牛充栋。历史上的口碑文献多随风消散，十不存一，不过从“中国民间文学艺术集成志书”到正在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可知留存在民间记忆中的篇什数量仍然十分惊人。文献名邦尚且如此，在那些识字人数占比很小的民族或国度，其情形可想而知。以中国境内的情况而言，某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使用已有千年之久，但总体而言，口头文学遗产的存量、影响和普及程度都远远高于书面文学的成就。

可以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这些人们共同体各自积累和总结的海量知识，倘若可以按照民俗学界的通常划分办法，大略分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和制度民俗的话，见诸文字文献的不过冰山一角。简而言之，在口头传统中蕴藏了海量的有关人类文明进步和技术发展的信息。开创了非洲口头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学家让·范西纳（ＪａｎＶａｎｓｉｎａ）指出：“对于研究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学、艺术以及历史的学者而言，口头传统应当被置于中心位置。”在传统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确评价口头传统的意义和作用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这同时意味着口头传统巨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不过，与口头传统巨大的蕴藏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不相称的是，在东西方教育体系和学术传统中，对口头传统认识不到位、评价不准确的情况长期存在。为什么在很多文化传统中都有重文字、轻等于书写等于理性的‘逻辑演绎’。”随着“口承”（ｏｒａｌｉｔｙ）与“书写”（ｌｉｔｅｒａｃｙ）讨论的日渐深入，国际学界对口头传统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也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一些学者所抱持的书写技术与口传文化之间横亘着文明与野蛮之大分野的观点遭到来自人类学、信息技术、讲述民族志、知识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围剿。

简而言之，在人文学术领域，风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吹——关注底层的、边缘的、非主流的社会文化的倾向逐渐抬头。在史学领域发展出了口述史（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在诗学理论中拓展出了“口头诗学”（ｏｒａｌｐｏｅｔｉｃｓ）和“民族志诗学”（Ｅｔｈｎｏｐｏｅｔｉｃｓ），在音乐学界出现了“民族音乐学”（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欧洲中心主义遭到挑战，后殖民主义兴起，多元文化主义赢得广泛欢迎，并渐次走向对文化多样性的弘扬。由教科文组织牵头发起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潮和国际行动正在蓬勃发展之中。由精英文化、书面文化独霸话语权的局面正在得以改变。国际社会对以口头传统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并通过学术研究成果和国际组织的推动迅速向全世界铺开。

自20世纪３０年代以来，一些来自古典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学者先从学理上深入讨论口头传统的重要意义，进而直接参与了教科文组织若干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实施工作，在理论和语言的倾向呢？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与信息技术的习得方式有一定关系。掌握一种文字需要专门训练和长时间的学习，而语言的习得却是自然完成的，其难易程度和投入之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其次，在分层级的社会中，文字的使用往往和王权、上层、精英等相联系，大大强化了文字居高临下的地位。再者，制度化的知识传承长期倚重书写体系，加剧了重文字、轻语言的倾向。在纵贯20世纪下半叶的“口承—书写大分野论战”中出现的二分法认知体系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陈腐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识文断字者／文盲、书写／口头、受过教育的／未受过教育的、原始／文明、简单／高级、现代／传统、神话时代的／逻各斯经验主义的、前逻辑／逻辑、前理性／理性、前分析／分析、具体／科学；而且这些二元的配对项实质上也常常被视作是可以等值互换的，于是就有了现代等于高级等于文明操作层面都做出了持续性的贡献。

１９８９年10月１７日至１１月１６日，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五届会议在巴黎召开，会上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ｌｋｌｏｒｅ），倡导世界各国尽快采取行动，保护并传播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艺术（民俗）这类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该建议案指出，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个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形式上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业、建筑术及其他艺术形式。１９９７年１１月，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１５４次会议指出，由于“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密不可分，建议各国在确认之际在口头遗产后面加上非物质的限度。１９９８年，该执行局在其第１５５次会议期间制定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正式提出了这个概念。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届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发起“宣布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旨在保护各国人民世代相承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001年和2003年，教科文组织先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文书。至此，口头传统和非物质遗产被归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于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起初就叫作“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与口头传统的特性有关。在人类文明的长期进化过程中，口头传统是人类最重要的、在不少情况下是唯一的信息传递方式。在无文字社会中，在不识字人口占多数的社会中，在书写普及但并不需要文字交流的情境中，口头传统被广泛地使用。经教科文组织多次调整并最终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２）表演艺术；（３）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４）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５）传统手工艺。（这里的口头传统，不仅是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领域，而且统摄着其他领域。从表演艺术到社会实践、仪式、节庆，从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到传统手工艺，都离不开口头传统多方面的参与和支撑。不通过言传身教而掌握传统知识和技艺是难以想象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如非洲的“鼓语”是用有节奏的鼓声传递信息，似乎没有直接使用语言。不过，对鼓语的掌握和对信息编码方式的约定，仍然是通过口头传统来完成的，因而也就具有了语义传达的旨归。

总之，对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进行考察，离不开对口头传统的考察。口头传统在传承人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体制化的确认，这应当理解为国际社会（包括学术界）对长期以来轻视和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之倾向的修正，也等于重申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类整体上是靠着口头传统和书写技术两个车轮来传递信息以推动文明进步的。

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并不是为了挑起言与文孰轻孰重之争。语言和文字是顺应不同的环境和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原本不该拿来比较高下，但为了说明语言的潜力和能力，或者按照美国学者的说法，呈现其“语词威力”（ｗｏｒｄｐｏｗｅｒ），还是可以展示一二的。“口头传统”译自英文“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口头传统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ｖｅｒｂａｌａｒｔ）。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研究的“口头传统”往往主要是后者。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长期使用的信息技术，在日常使用之外，最能体现其高度和难度的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运用。这里，让我们先回到文学领域。

作家们多是驾驭语言的高手，有些堪称语言巨匠。民间的口头文学常常被精英们认为在语言的使用上简单、粗鄙和啰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野语，与文人精致高雅的语言能力和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言文并存并行，有各自的实用文体和艺术表达以及各自的施展空间和使用条件，各有构造的法则和传播的途径也经常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原本不应简单并置对照，非要分出伯仲叔季来。不过，从几个维度衡量一下，也未尝不可。简单来说，在作家书面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之间作对比，遴选各自的上品进行大致比较的话，无论是篇幅容量规模之巨、艺术造诣技巧之高、情节结构线索之繁复、语词艺术之传神形象、传播流布之广泛，还是作家和歌者的个人才情，口头创编的文学这一端皆不落下风。以卷帙浩繁而言，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或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当然都是煌煌巨制，可印度的《罗摩衍那》、我国的《格萨尔》，虽为口头创编，但在篇幅上也是不遑多让。最近，正在筹划出版的《格萨尔王全集》藏文文库，规划出版３７０余卷函，计有８０００万字，将历年发现的古籍手抄本、木刻本、早期铅印本等版本以及大量从口头采录的誊写本（包括一些典型的异文本）结集出版，这应该成为《格萨尔》史诗传统的一次比较集中的成系统的亮相。至于史诗演述人的选本，以我们所知，目前由个人独立演述《格萨尔》诗章最多的是已故传承人桑珠，系列化的“桑珠本”便是从其演述录音中誊写并整理陆续出版的，虽然仅占录音资料的２／３，但也达４８卷之多。仅从篇幅上看，口头演述人把握体量巨大叙事的能力不可谓惊人。

就艺术成就而论，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长期被视为欧洲文学之滥觞，其结构篇章之高妙、形象塑造之栩栩如生、情节结构之跌宕起伏，可与任何文人佳构比拼而不落人后。至于包容宏富，言辞隽永，乃至作家歌者的才情，都有大量事例表明，两两相较，各有上品奇人，毫不输阵。文人写作自然有时间反复斟酌吟咏，“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诗）的推敲、“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曹雪芹）的打磨，却会让口头传统的伟大歌者哂笑。这些歌者们最擅长的就是在演述现场即兴创编，流畅讲述。以文学地位而言，在中国，被奉为经典的《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十五国风，多是老百姓的口头歌谣。作为芬兰文化标志的史诗《卡勒瓦拉》也是埃利亚斯·伦洛特（ＥｌｉａｓＬｎｎｒｏｔ）由民间搜集编缀而成的长诗，却成了芬兰民族最自豪的创造之一。许多民族将其口头传承的大型叙事作品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至于艺术的生命力，这些口语艺术的高峰动辄传承数千年。《摩诃婆罗多》公认形成于公元前４世纪至公元４世纪的８００年间，至今仍传唱不衰。另一个不胫而走的例子是《格萨尔》，其传承地域相当广阔，且跨越了多个语言壁垒，在我国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乃至走出国界，在俄罗斯、蒙古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地传唱。此种情形，断不是“简单、粗鄙”所能达臻。所以，认为文字晚出就一定立于高阶的看法是幼稚和不全面的。

这里再胪列几个差异点，凸显口头艺术和书面文学在艺术生产环节的几个特征。就文学生产而言，作为文学生产者，作家文学是某个个体的创造，偶尔也有合著；民间文学是众人创编的，时有杰出的个体留下某些个人的印痕。作家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是彼此分离的，而口头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经常是在某一特定时空中完成的。作家的创作讲究创新，民间的创编讲究传承。作家和诗人要追求花样翻新，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民间歌手则恪守传统古制，将前人留下来的演述常规当做不可逾越的雷池。作家作品一旦完成，进入批量复制和流通，就和作家分离了，读者的接受过程大多是独立进行的；民间演述则不同，歌手的演述过程也是受众的介入过程，受众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作用于歌手的现场创编，从而引起故事内容的变异。

总之，跨越巨大的时空进行传播，是书面文学的优长；在同一时空中互动，是口传文学的擅场。从语词到结构，作家处处追求新奇；从语词的程式化运用到故事类型的模式化，民间歌手处处要有“法度”（也就是遵循在长期传承中被千锤百炼的语词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书面文字一旦制作完成，往往就成为定型的“作品”；口传文本在长期的传承中，随时“层累地”发生各种变化。在都市文学生活中，文学生产和消费往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事象；在乡村文学生活中，文学艺术的实践过程则往往与仪式活动等结合在一起。于是，口传文本经常“镶嵌”在仪式的过程之中，受到仪式的规范和制约——其长度、完整性、社会功能、审美特征等都会相应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适应性改变。对于都市文学生活而言，文学主要发挥娱乐性功能；对于乡村文学生活而言，文学在很多时候是民俗生活事件，有时也是生活实践必不可少的一宗操演。就此点而言，口传文艺往往是民间生活的一部分。

口头传统的社会功能远不止口语艺术领域，虽然其特质在口语艺术领域得到多方呈现。对众多无文字民族而言，口头传统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忆保存和反复言说，所以，口头传统往往承载着族群的历史。如上文提及的20世纪下半叶关于“口头性”功能和意义的讨论，影响及于历史学科，尤其是引发了口述史（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这一研究方向的新拓展。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口头传统中的一部分当然属于历史资料，可以通过分析口头传统推进历史学的相关研究。不过，与文艺学家和传播学家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历史学家是立足于其学科立场、在其研究范式中展开工作的。于是，他们眼中的口头传统与其他学科所讨论的口头传统便有诸多不同。按照《口头传统即历史》（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ｙ）作者范西纳的说法，口头传统这个术语具有双重含义，既指涉“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也指涉该过程的“结果”（ｐｒｏｄｕｃｔｓ）。以口述方式在特定时刻表现（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就是“过程”，表现的信息内容就是“结果”。

作为从口头传统（主要是非洲口头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开创者和理论权威，范西纳对口头传统进行了整体性的学理性思考，建构了一套颇具阐释力的方法。按照他的归纳，一则信息的生成，通常有如下来源，即新闻（ｎｅｗｓ）、见证（ｅｙｅｗｉｔｎｅｓｓ）、传闻（ｈｅａｒｓａｙ）、幻象、梦境和幻觉（ｖｉｓｉｏｎｓ，ｄｒｅａｍｓ，ａｎｄ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ｓ）等。

从过程角度考察口头传统，则需要区分语言使用的特点，是日常用语还是特殊用语；从社区成员取态的角度，可以进而区分一个信息的真或伪，是虚构性的还是非虚构性的（如民间故事）。既然范西纳是在建构一个完整的口头传统谱系，所以在他的体系中，也包括了史诗、故事、谚语等口头文类（ｇｅｎｒｅ），进而作出了个人传统（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和群体解释（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ｕｎｔ）的区分。在范西纳的定义中，作为历史资料的口头传统，至少需要传承一代人以上。所以在他看来，“口述史”（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研究的通常是“当下史”（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ｙ），是讲述者对其有生之年所经历事件的记述，而“口头传统即历史”所处理的材料是通过口耳之间多次传递的跨越代际的信息。当下的和代际的历史信息从材料的搜集到材料的分析都是不同的。

谈论道理是一回事，用给定的方法分析材料则是另外一回事。范西纳用一些事例来说明口头传统中历史材料所具有的特性：在非洲及邻近地区有些史诗非常古老且长期流传。例如，哈吉亚（Ｊａｚ－ｉｙａ）史诗至今仍流传于从约旦到阿尔及利亚的广大地区，史诗主要讲述了巴努希拉尔人（ＢａｎｕＨｉ－ｌａｌ）于１０４９至１０５３年间攻占突尼斯的事情。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ＩｂｎＫｈａｌｄｕｎ）在15世纪初记载了该战事。说明该战争确曾发生，所以史诗可以承载久远过去的事件。当然，史诗材料也可能被其他后起的史诗并合，或转而进入民间故事当中。另一个例子更为有趣，在１８５３至１８５６年间的某个时候，10个来自亚利桑那的霍皮人（Ｈｏｐｉ）在从迪法恩斯要塞返回途中遭到纳瓦霍人（Ｎａｖａｈｏ）的袭击，至少有４人被杀死，死者中包括霍皮人村庄的首领，其结果导致某个新家族接管了该霍皮人聚落。事件引发了相互报复，再后来议定了纳瓦霍人和霍皮人之间的分界，某个分界点就靠近当年发生袭击事件的地方，争端最终平息下来。在１８９２年，关于该事件的两个版本的叙事被记录下来，先是一个关于该事件的简要记述，三周后，该事件发生时已是成年人的加斯基尼（Ｄｊａｓｊｉｎｉ）作为亲历者和幸存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被记录下来，形成了第二个版本。这位亲历者的叙述还原了事件的基本经过，不过带有更多细节，篇幅也长得多。到１９３６年，一个显然已经成为口头传统的第三个版本被某位霍皮人刊布，而且从个人叙述到集体叙述的转换已然在这个版本里完成。最后这个版本与前面的版本有诸多显著的区别。首先，整个故事的特性被改变了，增加了霍皮人去迪法恩斯堡的动因，即当初两个男人在争夺一个女人，为了表现勇敢无畏，决定去这个会搭上性命的地方，通过牺牲生命以永远标定纳瓦霍人和霍皮人之间的边界。整个事件被表述成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两个情郎也分别被称作鹰鹫和野兔以明显区分他们。事件本身没有被渲染，不过在事件发生时还是少年并受了重伤的哈尼（Ｈａｎｉ）转而成为这个版本中的英雄，他的角色被或多或少地理想化了，类似祖尼人（Ｚｕｎｉ）神话中“双战神”的形象。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叙述策略的变动有其历史根源，首先是从意义和形象方面为材料增添了重要性，其次是为后来霍皮人首领的变动做了铺垫说明，再次，为冲突双方边界的确立设置了前因后果。这样，与当前重要事情相联系的历史上发生的不该被忘记的事件，就被纳入传统性叙事框架得以保存。这个事例清楚地说明为何人们要保持口头传统，以及事件的信息在被纳入传统的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种种改变的发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无文字社会中，口头传统与历史的关联十分紧密且复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历史学领域的《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或简称《秘史》）的形成和传承过程。按照蒙古史大家亦邻真的概括，１３世纪蒙古勃兴于漠北，蒙古大汗命令必阇赤（书记官）写历史“脱卜赤颜”，于是，一个供内廷秘藏的史乘就这样产生了——“《秘史》是由一批耆老们回忆和口述，必阇赤们记录、整理加工的产物。”他还总结说，《秘史》是用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书写者应当是众多必阇赤，且该书的增补和修订进行了多次，所以很难指出确定的成书年代。最后，在明朝与蒙古的多次战争中，《秘史》原文落到明人手中。为了与北元打交道，明朝需要训练一批通蒙古语的官员，于是将其用做语言教材：逐词用汉文音写，以特定体系标注语法关系，加上旁译和总译，就成为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秘史》的样子，而原文则散佚不传。不过，从成书于１７～１８世纪的罗藏丹津《黄金史》对“脱卜赤颜”有大量迻录这一现象可知，“脱卜赤颜”确曾有所传承。蒙古国历史学家沙·比拉则进一步指出：“产生于１３世纪的蒙古史学史，在数百年中保存并发展了它固有的独具一格的文字传统和口头传统，而这一传统之渊源便是《纽察·脱卜察安》（即《秘史》——引者注）。”

虽然迻录有多种文字文献，但《秘史》今传本的主要部分在民间文化研究者看来，是“口述记录文本”（ｏｒａｌｄｉｃｔａｔｅｄｔｅｘｔ）。所以，对《秘史》的研究也就不能脱离口头传统研究的基本法则。虽然彼时已有文字使用的情况，但可以想见的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氛围，主要是口头传统占据信息传递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时代风貌当然会在口头史乘的文字化过程中烙上鲜明的印记。“在草原环境中长大的作者们，无力驾驭纷乱的史实材料：年代上的错乱不止一二处；不同时期的同类事件裹在一起说，结果与史实有不小出入。史实愈复杂，他们这些弱点便表现得愈明显……可以想见，除了一部分文字资料，如成吉思汗的某些圣旨、札撒、圣训的记录之外，大部分素材都是口述的。提供素材的口述者和记录、编纂的必阇赤不会是一个人。前者杂乱无章地讲述回忆起来的往事，后者把它记下来，再做整理。”

在早期口头传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幻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主观的世界和客观的世界尚未形成明确的界分，科学的认识和描述对象与艺术的把握对象之间的界分也尚未确立，所以，正如亦邻真指出的那样，在《秘史》中，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想象之间的界限也十分模糊，“文史不分，是各民族早期史书的共同特点，是这些民族思维发展程度的反映。对历史过程的看法，史家都有自己的倾向性，古今都是如此。但在抽象思维尚不发达的时代，褒贬常常通过直观的描述来表现。在某种意义上，《秘史》的文学描写是代替评论的，这也是这部书的一个特色”将历史事件纳入口头传统讲述和传承下去，《秘史》是众多例子中特殊的一个，因历史机缘完成了从言到文的转化，又凭借着汉字记音本，让后世的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情景。当然，口头传统的特征之一，是通过文学性来整合演述场域，加强讲述人和听众对历史事件的认同取态，所以他们大概没有太在意追求所谓的客观公正、秉笔直书。既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获得了正统地位，那么作为其竞争对手和对立面的札木合、汪罕等人就合该被描述为“平庸、畸形的丑角”，这是符合他们的情感、愿望和历史建构法则的。这种通过文学性表述来传递臧否态度的做法，今人当不必苛求，何况这并不能减损《秘史》在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历史学家关注真实性，也就关注口头讲述的历史（被记录下来文本化的）与真实人物事件之间的距离，倘若能够观察得到，进而他们还会对由于种种原因发生的变化作出比对和描述，对变化的原因作出推断和解释。与其他学科的做法相似，历史学家在处理作为史料的口头材料时，也要讲究口头材料的文本化（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过程，即速记、录音、誊写、翻译等，交代把言语过程及其结果转化为书写献进而将其当做历史文献的合理性。

不过，口头传统的特性会给历史叙事打上特有的印记。比如，一段陈述是一个声音文本，在多次复述中会依据不同演述环境发生变异，如受众的构成情况、讲述人的心绪和心智情况、讲述时的情势和局面等都会影响到文本的样貌。讲述人心中记忆的关于特定事象的“大脑文本”（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ｘｔ）与其讲述出来的音声文本（ｖｏｉｃｅｄｔｅｘｔ）之间从来都不是同一的，因为大脑文本是无形的动态存在，会持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较晚生成的要素会持续影响早先形成的文本。再比如，作为传通技术，口头传统的技术会制约文本的面貌，例如表述单元的“俭省”或“经济”的原则、写人状物的具象符号化原则和“对抗的格调”原则等。

总之，口头传统与历史学携手已经给人文学术带来了新的景观——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拓宽了历史学范畴，而且给口头传统了口碑便无从下手。范西纳及其同道的贡献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让我们得以看到新的风景。

北美是口头传统研究最活跃的地区，除前述口头历史学派的代表范西纳长期执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外，“口头程式理论”创始于哈佛大学，“民族志诗学”和“演述理论”的创建人同样是在美国开宗立派，《口头传统》（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学刊在美国编辑出版。总之，在文艺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中，凡是与口头传统发生密切联系的各路学术骨干多与美国相关。上文“口头传统与口语艺术”一节所涉及的诸多观点和理念大多来自下面将述及的几个学派。

哈佛大学教授艾伯特·洛德（ＡｌｂｅｒｔＢ．Ｌｏｒｄ）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故事的歌手》（Ｓｉｎｇ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ｅｓ）开启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人类学、古典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方向。从20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洛德追随他的导师兼合作者米尔曼·帕里（ＭｉｌｍａｎＰａｒｒｙ）推动了一整套从语文学、人类学和古典学中生长出来的方法论，集中阐释了文学活动中的“口头性”问题。因为他们的研究特别重视对“程式”特性和作用的研究，该学派被命名为“口头程式理论”（Ｏｒ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Ｔｈｅｏｒｙ），也有按照两位合作开创者的名字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Ｐａｒｒｙ－ＬｏｒｄＴｈｅｏｒｙ），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界研究口头传统最具阐释力和影响力的理论。该学派的核心概念是“程式”（ｆｏｒｍｕｌａ）、“典型场景”（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ｃｅｎｅ）及“故事范型”（ｓｔｏ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该学派一经面世，便获得了很高声誉，一时追随者和响应者云集。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有超过１５０种语言的叙事传统采用了口头程式理论的方法展开研究。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网站上可以看到，自《口头传统》１９８６年创刊以来，光是在这份刊物上出现的各类征引材料就有１５０００条之多，辐射到１００多个地区。从这些数字看开去，在国际学界的各类出版物中，口头传统研究在英、法、西班牙等语言传统中已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与口头传统研究直接关联的学派，在美国稍晚一点还出现了两个。一个是以《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Ａｌｃｈｅｒｉｎｇａ：Ｅｔｈｎｏｐｏｅｔｉｃｓ）的创刊为标志的“民族志诗学”，以杰罗姆·罗森博格（ＪｅｒｏｍｅＲｏｔｈｅｎｂｅｒｇ）和丹尼斯·泰德洛克（Ｄｅｎ－ｎｉｓＴｅｄｌｏｃｋ）等人为旗手，宣称要立足本土文化传统来理解本土诗歌，侧重讨论了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翻译和理解诗歌的种种障碍和观念的藩篱等问题，其反思颇具力度。理查德·鲍曼（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ｕｍａｎ）等人倡导的“演述理论”（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则强调演述过程中在场的诸多要素都参与了意义的制造，因而超越以往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路线，仔细研究演述过程中各要素如何参与意义的生成和传递，“演述理论”的推出多少是对既往讲述民族志（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Ｓｐｅａｋｉｎｇ）技术路线和研究理念的一个深思熟虑的校正和补充。总而言之，多学科的方法、比较的视野以及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从一开始就是口头传统研究的主要特色。言及口头传统研究，不能绕过该领域的旗舰刊物《口头传统》。约翰·迈尔斯·弗里（ＪｏｈｎＭｉｌｅｓＦｏｌｅｙ）是其创刊人和主编，也是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巨擘。他以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为基地，不间断地推进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和口头传统专业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ｒｇ）的建设，并以大量的著述在口头传统研究的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弗里较早便做了资料索引工作，旋即撰写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发展史和方法论的简明教程《口头创作理论：历史与方法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Ｏ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１６］，联合若干学者编写了《口头传统教程》（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其箧中遗作是《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思维通道》（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ｄ）可谓打开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另一扇门，让我们得以窥见口头传统这宗“古老常新”的人类表达文化之根是如何奇妙地、以令人难以思议的方式，与互联网形成彼此高度契合的关系。该著作的巨大意义尚未得到学界的到位认识，互联网与民间文艺学的对话还远未展开，不过，透过弗里的前瞻性研究，我们已经瞥见其迷人的光影。笔者坚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弗里关于人类思维通道的讨论，因深刻揭示了人类口头交流的特性和规律，展现了口头传统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内在通衢，终将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推崇。就民间文艺学等领域而言，假如要概括其创见，究其大端，可以说弗里从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田野作业资料出发，总结了“大词”（ｌａｒｇｅｒｗｏｒｄ）这个从歌手立场出发的结构性单元，克服了以往学者从学科观念体系出发建构概念的弊端。这一立场的转换带来了一系列后续的思考。例如，口头和书写构成了一个宽阔的谱系关系，不能简单处理为二元对立关系，这就让诸多纠结于不知如何拿捏当代读书识字的民间演述人“身份”和“定位”的学者找到了解决之道。

弗里关于“传统指涉性”（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的总结、关于“语域”（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的提炼、关于“传奇歌手”（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ｓｉｎｇｅｒ）的观察、关于古斯勒琴与旋律和诗歌格律关系的深入讨论，加上他和劳里·航柯（ＬａｕｒｉＨｏｎｋｏ）一道总结的口头传统的文本类型和分类法，构成了一个体系化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口头传统的特性扫清了诸多理论障碍。瓦尔特·翁（ＷａｌｔｈｅｒＯｎｇ）是另一位口头传统方向的巨擘。翁关于口头性与书面性关系的讨论在学界影响很大，对于《圣经》，尤其是《旧约全书》的口头性解读，展示了他极高的文本解读水平和语词辨析能力。他讨论口头性与书面性关系的著作早就成为从事民间文艺学的专业人士经常参考的著作。英国学者露丝·芬尼根（ＲｕｔｈＦｉｎｎｅｇａｎ）关于非洲口头文学的系列研究都是基于长期深入观察所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非洲口头传统蕴藏极为丰富、语言系统极为复杂、地方文类（ｌｏｃａｌｇｅｎｒｅ）的形态极为多样，为全球口语艺术的谱系增添了大量类型，也为理论思考和总结增加了鲜活的样本，同时增添了难度和挑战。

热衷于口头传统研究的学者多来自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领域，这符合我们的预期。还有一批来自古典学的学者，业务上言必称希腊罗马，视经典文献为文明滥觞，似乎与下里巴人的文化颇有距离。但实际情况是，若干来自古典学的学者在最初推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哈佛大学教授帕里和洛德是走出古典学拥抱口头传统的开路人，今天哈佛大学的古典学掌门格雷戈里·纳吉（ＧｒｅｇｏｒｙＮａｇｙ）也一如其前辈，在语文学与古典文本诘屈聱牙的解经过程中，时时闪现着口头传统研究特有的观照和洞见。无独有偶，弗里也出身于古典学教育摇篮之一的麻省艾姆赫斯特学院，所以他的著述涵盖了从古希腊、古英语到当代南斯拉夫的诸多口头传统。

把口头传统当作民间口头艺术创造，或当作历史叙事，或当作信息传通，会有不同的理论指向。“口头诗学”的明确号召，在西方知识格局中出现于20世纪６０年代，如今已经在若干维度上获得发展，不过，其理论的系统化工作迄今尚未完成，多少影响了它在整个诗学体系中的地位。尽管如此，它在处理口头材料上的阐释力以及对相关学科的影响力已日渐增加。看得再远一些，就会发现，在西方之外也有很早就关注口头创作的学者。前苏联学者包加得列夫在其《俄罗斯人民口头创作导论》中就转引高尔基的话，强调语言艺术的起源在口头文学中，进而指出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不同，强调了口头文学对音乐和绘画等民间艺术的影响等。钟敬文先生关于“口唱的文学”的讨论，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他论述了民间诗歌与谚语的关系，以及口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还斟酌过口头文学中的口头观等，都显示出他对口头文学地位、属性、功能、特征和规律有长期思考。有学者因此将这些学理性思考概括为他的“民间诗学”思想。简言之，在东西方各自的文化传统中，都有对口头诗学的认识。本文不拟介绍口头诗学的论域和术语体系，以及它与东西方传统诗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因为那需要另外的场合专门撰文。此处仅强调一点，即口头诗学的理论生长空间很大，它与主要总结自书面文学的诗学法则有诸多不同，而且这些差异源自信息从生成到传播的全过程，所以对口头传统的解释并不能基于书面文化生成的规则进行推导。从另一方面说，关于口头性的研究，说到底是因为有书面性作为对照才发生的。假如人类只有口头传统而没有文字书写，则不可能有关于口头传统的讨论。口头诗学强调声音，强调“演述中创编”，可以说，不是口头吟诵而是在口语环境中现场创编，代代传承，这些才是口头诗学的要义所在。

最近，笔者注意到一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正在携手力推“认知口头诗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ｏｒａｌｐｏｅｔ－ｉｃｓ），这是“认知诗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ｏｅｔｉｃｓ）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们试图桥接语言学与诗学的方法论，在论域的互渗和交叠中，形成新的对于口头诗学法则的来自认知语言学的规律总结。这当然与“口头诗学”的开疆拓土密切关联，但作为演述行为的口头传统与语言规律之间的一体两面的关联才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有着悠久的书写和印刷文化发展历史，似乎是“目治”挤压了“耳治”，其实也给口头传统带来了更多机会，为口头传统研究的纵向比较和溯源追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口头文本的“文本化”的口头演述事象、存于文献中的历史上形成的口头文本的誊录，这是难得的机缘和条件，考验的是我们的眼光。

国际学界大批杰出学者曾参与口头传统的讨论，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ＭｃＬｕ－ｈａｎ）、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人类学家杰克·古迪（ＪａｃｋＧｏｏｄｙ）和芬尼根、语言人类学家戴尔·海默斯（ＤｅｌｌＨｙｍｅｓ）、文化哲学家翁以及来自古典学、文艺学、民俗学等诸领域的帕里、洛德、航柯、弗里、纳吉、鲍曼等，都从各自的学术领地出发，以极为出色的研究，让口头传统成为今天和今后国际人文学界的一个重要领地。可以预期，口头传统研究的体系化发展必将带来对人类表达文化的整体反思和知识框架的重新整合。口承—书写—印刷—互联网，传播媒介的更迭以累加而不是彼此取代的方式丰富着人类的交流实践。今天的电子传媒时代被翁称作“次生的口语文化时代”，口头传统在新的媒介平台上再度一展身手，与电子技术结合得鬼神莫测，幻化出多种新的传播样态。在虚拟的赛博空间，语词之流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又如无边的神经网络，瞬间在全球传递着信息，电子技术承载着人的声音，让古老的面对面说话技术变成无远弗届的新招数。口头传说不愧是“人类表达文化之根”（弗里语），从蛮荒时代一直走到今天，当然还会走下去。谁敢说在今后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会抛弃说话这个便捷的武器？

综上所述，口头传统是信息技术，但又不止于技术，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观念和操演的结合。口头传统既存在于每个个体的心智中，又借助身体器官完成彼此的交流而汇聚成更大的观念之池，整个人类文明的赓续都能够由此得到彰显。在人文学术领域，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在文艺学、传播学、历史学等领域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口头传统几乎关联着人类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所有方面，只有不同学科的彼此协作和交替推进，才能逐个解决那些更为宏大的问题。探讨口头传统及其与人类活动最具广泛性和多样性的内在关联，不但具有认识论价值，提供了诸多样本。想想汉文旁译的《蒙古秘史》的源流，想想今天还有一百多种语言在使用，便可知在中国从事口头传统研究的得天独厚之处。鲜活更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新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口头传统研究的裨补缺漏之举也当尽早施行。

原文已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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