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史出让给了“证明”

“民间”曾经意味着底层、边缘、落后和传统，因此，学术界的改革开放一旦开启，民间文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40年 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者们便迫不及待地证明其研究对象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 1978 年之后的数年当中，民间文学研究仍处于为自己“证明”的阶段，挖掘民间文学资源宝库和其社会功能成为主要的学术动机。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被隆重推出，“某某民族的民间文学”是最显见的论题，那些流传广泛又极富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学文本逐渐成为经典。民间文学研究被阶级论和反映论所主导，民间文学的思想意义具有严密的上层意识形态。阶级论以“歌颂”与“批判”作为论述过程中的关键词，劳动人民的主体身分成为民间文学扬眉吐气的政治资本。“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庙堂的文学终于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打不死平民的文学”。这是在阶级论框架里最典型的为民间文学“证明”的话语。反映论以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为学术话语的基本起点，把揭示民间社会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当作论说的最高境界。民间文学作为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具有无可匹敌的教育和认识功能，在美感享受中实现伦理教化，传承祖先的历史记忆。面对这样一种学术语境，学者们在“拨乱反正”伊始，也忙于拨乱反正。其中以贾芝的《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 ——兼驳“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钟隆的《文艺作品要以情动人 ——兼评“四人帮”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污蔑》为代表，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呐喊出大批判的政治话语。于是，民间文学研究终究未能迈进本体论的门槛。既然学术的纯粹不存在，那么学术研究的学术史自然无以建立。

不过，还是出现了以学者或研究成果为观照对象的论文，这些论文处于“史论”的边缘。其所以谓之“边缘”，在于作者并不具有学术史的清晰意识。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一大批论述知名人士论述民间文学的文章相继发表，鲁迅论民间文学、蔡元培论民间文学、郭沫若论民间文学、高尔基论民间文学等一时间成为最热门的选题，几乎所有的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家都与民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类论述不同于阶级论和反映论，但两者的学术目的如出一辙。

其实，“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都沿着“证明”自身作用和价值的轨道行进，只不过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于民族解放的伟大表达，此间则用作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民间文学的武器功用也是“五四”的再发现。还有一种“证明”来自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认识。进入 20世纪 80 年代，“民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已被清除，阶级斗争的话语基本上被学界抛弃，研究回归到民间文学本身，其热点转向民间文学的文体特征。这一论题同样是“五四”时期的延续，同样也是“证明”的学术逻辑的延展。当然，这毕竟是民间文学研究由外部进入到内部的视域转换，尽管难以解构反映论，但也弱化了反映论。一方面强调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强调民间文学为其他文学形式所无的审美价值和美感表达，以示民间文学具有迥异于作家文学的文体本质，在存在论的维度中强化“证明”的力度；另一方面不自觉地还原了民间文学的主体性。只不过这里的主体性并非要将反映论中被压抑的人民主体释放出来，而是确认民间文学不仅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方式，更是广大民众抒发感情、倾吐心声的途径。关于民间文学性质的认知悄然发生了变化，主体、情感、抒发的阐述凸显了非认识论的一面，在情感态度与意识形态之间寻求到平衡策略。当然，这种对民间文学主体性的认知完全是出于“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我心忧矣，且歌且谣”的主观感受，而不是要还给民众之于民间文学应有的主体地位。

总体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取向与“五四”“到民间去”的取向高度一致，是“到民间去”的再发现，“民间”成为民间文学阐释的标签和难以越出的藩篱。这种极强的学术惯性是由民间文学的性质决定的。作家文学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乃至当代，而民间文学的时间维度则相当模糊，难以给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阶段认定，故而其研究范式也带有顽强的延续性，研究范式的时代特征极不明显。这种延续性造就了范式的单一性并且导致其学术意识的固化，即都是以“证明”为学术己任。

在整个民间文学学术界都在忙于为民间文学“证明”的情况下，学者们自然无暇顾及学术史，学术史也未能获得足够腾挪的空间。针对这种一元化的学术经营，倒是亟待学术反思，方能指点民间文学向着多元的维度发展。学术史既是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评述，也表现纠偏和引导的学术意识。因此，呼唤学术史的出台，在研究基础上的再研究，是民间文学学科处于发展瓶颈状态时的内在需求。对于作家文学而言，史论原本就存在，并且一直没有中断而民间文学的史论以往几乎为空白。因此，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状况的改变，主要不在于新的研究方法的输入，学者们对于诸如母题、类型、结构、比较等视角并不陌生，本体特征把握也比较到位，所缺少的恰恰是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评述，而非民间文学研究本身。史论的出现就不仅仅是扩大研究领域和视野的问题，而且与民间文学学科的命运休戚相关。

当然，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的空白除了被“证明”所填充之外，其缘由还在于以学术研究取代了学术史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田野作业写定民间文学文本，并对这些文本进行解读和分析。一直以来，民间文学界的学者以为这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全部任务，学术史意识尚未形成，或者把民间文学具体的个案的学术实践视为学术史。学术史离不开田野作业和对田野作业成果的理解、解释，没有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就不可能有学术史，但学术史不等同于具体的个案研究，学术史也不直接面对记录文本。学术史旨在揭示民间文学研究的本质、理论方法的短板和演进趋向，提升民间文学学术的品位层次。从民间文学文本到民间文学文本研究再到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是一种以民间文学文本采录、研究为核心的递进式的图式。学术史研究聚焦民间文学现象所体现出的学术向度及其演进趋势，在系统层面把握研究态势，进行整体观照。这触及问题意识、知识资源、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方面既有交叉，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民间文学领域，往往将这些不同的层面混同起来，等量齐观，诸如问题意识被等同于知识资源，方法论被当作价值论等。以“民间”这一概念而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民间文学研究中，有的处理为知识资源，有的作为价值论来言说，有的运用于方法论。如果不洞悉“民间”这一概念在哪一个维度中运行，就可能陷入概念的纠缠之中难以自拔。1978年以来，民间文学界不遗余力地引入理论范畴，但这些理论范畴更多被当作知识资源，而不是转换分析问题范式的依据。在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中，概念不能只是关键词，还需要追寻概念在不同学术语境中的运行轨辙，考察概念是怎样在不同时段和侧面被运用和被建构的。

二、滥觞期间学术史的状况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学术价值处于先导位置，以学术价值的言说形式全力为民间文学“证明”。但这种集中于学术价值的论述存在先天不足：一方面延续了口号式的表达路径，言之无物，空泛而无说服力，甚至强调民间文学学术价值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以价值论代替方法论，导致民间文学学术价值与学术方法的发展极度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消除，其实主要不在于引入学术方法，而是开辟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领域，在反思的学术语境中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钟敬文先生率先意识到对以往的研究应该有所评述。1980年，他发表《一九七九年民间文学工作简述》一文，这是首篇对年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的论文。此文尽管不属于纯粹的学术史，却开启了现代民间文学领域“研究的研究”之先河。他说：“我们民间文学工作，理论方面（包括评论、辩论）向来是比较薄弱的。但是，在本年里，它也有相当的成就。首先许多同志仍然继续从理论上批驳林彪、‘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污蔑，曲解的谬见，进一步肃清遗毒。”在当时，批驳式的政治话语充满整个学术界，民间文学界也不例外。关键在于钟敬文作为民间文学学科的引路人，清醒地认识到年度综述于深化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82年，钟先生又发表了《挺进中的民间文艺学 ——1981 年我国民间文艺学活动鸟瞰》，指出：“对于民间文学的各方面，我们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成就，最薄弱的环节却是关于民间文学的科学史（理论史）的探究。三十年来，我们不但没有产生过使人满意的系统著作，连比较片段的论述也不多见。这种学术空白的确非迅速填补不可。”紧接着，钟先生列举了一些片段式论述，诸如《蔡元培先生与民间文学》《鲁迅对民间文学理论的贡献》《晚清顽固派的民间文学观》等，这类论述不足以建构民间文学的学术史。当时已有两篇文章论及流派问题，一篇是马昌仪的《人类学派与中国近代神话学》，一篇是刘魁立的《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第一个流派——神话学派》。流派和思潮是构筑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核心部分，在 20 世纪，这一研究工作并未全面展开，但80年代初，钟敬文先生就在呼唤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史的出现。

在当时民间文学界还不具有学术史自觉的情况下，钟先生即给予了学术史明确的定义：民间文学思想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民间文学学科自诞生之初起，就一直没有摆脱生存的危机，危机之源不在于民间文学本身，而是民间文学研究的状况。民间文学学科之“证明”依赖的不是民间文学，而是民间文学研究和研究的学术。1984年，钟先生发表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开启了学科建设学术史的思维，属于民间文学研究的思想史。此后，也有学者紧跟钟先生的步伐，回眸20世纪民间文学走过的学术道路。陈子艾于1987年发表的《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开端》一文，阐述了1922年底《歌谣》周刊创刊前五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开创的整体状况。姚居顺、孟慧英的《新时期民间文学搜集出版史略》梳理了新时期民间口头文学向书面形式转化的进程，集中讨论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方案。美国学者洪长泰于1993年出版了《到民间去——1918—1937年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中译本。这本书第一次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讨论和推广。严格说，这些研究还不具备民间文学研究的“史观”。在20世纪，历时性民间文学学术史的书写明显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民间文学研究的成果没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检视，对成果文本的搜寻、解读和消化不够细致和深入，难以把握和理解民间文学的整体成就；二是没有将学术视野延展到20世纪的两端，历时性的学——164术范式仅仅限于局部，没有建立真正的历时性的书写立场。

在40年当中，前20年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学术史。20世纪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依然如故，只不过缘由有所不同。如果说80年代民间文学界忙于为自身“证明的话，90年代则陷入了另一种不知不觉的焦虑当中。随着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开辟，文化消费和表达的渠道逐渐多元起来，大众传媒骤然异常强盛。民众不再倾心于单纯的文学叙事，民间文学作为底层社会倾述诉求的工具性角色开始淡化，本来就处于社会边缘的民间文学更加远离中心。记录文本的传统性质的学术地位受到挑战，文本解读和学术建构不再成为主流，这正是引发90年代中后民族志式的田野作业的原因。这种对于语境以及民间文学田野作业范式的倡导，为推动民间文学田野研究和语境视角的接纳和运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于是，民间文学的文本化遭到猛烈抨击，转而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个过程、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形态。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学术转向，民间文学界欣喜若狂，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跃出来进行远距离的学术审视。在这般学术情形中，学术史的自觉意识自然难以形成。

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突破口应在体裁领域。民间文学学科的建立依据是民间文学各类体裁，体裁的建立和体裁形象的塑造是民间文学的基础性研究，也是民间文学内部知识体系的基石。因为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构成了体裁系列，对这些体裁系列进行学术史检讨和梳理，便成为神话研究史、史诗研究史、歌谣研究史等。而这些专门研究史又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学研究学术史。1999年，董晓萍发表了《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学术史》一文，回答了为什么要建构和如何建构民间文学体裁学学术史这两个基本问题，开启了民间文学学术史书写的先河。作为回应，近20年后，万建中发表了《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的可能高度与方略》，论证以“还原”与“阐释”作为重构体裁学学术史的两个维度的可能性。两篇文章共同抓住“体裁”这一学术史的“穴位”，展开的是跨世纪的对话。

三、学术史研究步入新征程

书写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可以分为对某一时段内所有研究成果的整体再研究和对某个研究领域已有成果的梳理两种范式。21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书写主要是展开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前者着眼于民间文学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研究现状，后者着眼于民间文学学术行为的演进脉络。

20 世纪一结束，一些学者便开始对 20 世纪民间文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进入 21 世纪，学者们可以从容地回过头去整理 20世纪所有的民间文学学术成果。在 20世纪学术大反思的浪潮中，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也步入了新的征程，出现了许多可喜成果，主要有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贺学君的《从书面到口头：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反思》、漆凌云的《回归民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反思》、安德明的《民间文学研究三十年》、李欣的《中国近代民间文学研究概述》等。2003 年 10 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刘锡诚先生邀请了刘守华、刘魁立、陈建宪、施爱东、田茂军等就 20 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座谈。2005年，刘锡诚、陈泳超、王孝廉、车锡伦、刘守华、钟宗宪、高有鹏、李稚田、陶阳、潜明兹共同就民间文学百年学术史发表自己的观点（《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相关著作还有陈泳超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陈平原主编的《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华积庆的《中国民间文学的道路》、贾芝主编的《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梁庭望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等。以上都是21世纪前十年的成果，主要贡献是理清了 20 世纪民间文学学术演进的脉络，构建起了 20 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基本框架，凝练出每个阶段民间文学的学术品格和研究意向。譬如，漆凌云在《回归民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反思》中，从蒋观云 1903 年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开始算起，论述了民间文学的研究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兴盛、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时期民间文学备受重视、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文学的繁荣之密切联系，同时指出由于学术研究创新意识不强，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导致民间文学研究不景气。此后，对 20 世纪民间文学研究史的回溯和清理一直没有中断，相关论文层出不穷，而且触及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柳倩月的《“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毛巧晖的《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 ——以 1949 年至 1966年为例》及《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发展述论（1949—1966）》、刘波的《试论中国民间文学话语的依附及其迷失（1945—1959）》等。同样是回顾和反思，这些论文角度更为独特，反思更为深刻。

在梳理的过程中，学者们尤为感兴趣的是 20 世纪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有陶阳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曲折道路》，刘锡诚的《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胡适的民间文学理论与实践》，孙正国的《现代学术转型期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缺陷》《20世纪民间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及其局限》，高有鹏的《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刘波的《20 世纪民间文学理论本土化探析》等。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状况成为考察的热点，是由民间文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实际上，民间文艺学容易走上肤浅，因为民间文学是老百姓的文学，也是浅显的文学。还有，研究民间文艺需要采风，采风就是客观记录，那么这种客观记录作为一种学术诉求，就会影响民间文学的学术思辨，导致学术研究也是一种再现，或者是重复。这两个方面大大影响到民间文学理论的深度和书写深度。因此，学者们特别关注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试图促进民间文学理论的体系化和提升理论研究的层次。

对 20 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整体把握应以以下六部专著为代表：高有鹏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从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关怀入手，选取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老舍、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等重要作家关于民间文学理论的论述，深入探究这些作家民间文学理论观的具体形成、发展及其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通过把握这些学者民间文学观的内在逻辑，建构出学者范式的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的着力点不在为学术史脉络作贯通式的梳理，而是立足于前沿的学术视野，对八位民间文学著名学者的研究实绩展开学理剖析，为当下民间文学研究出现的问题寻求答案。刘锡诚先生的《20 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出版后，好评如潮，它是我国第一部对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总结的学术专著，打破了“民俗学 80 年”体系成说，建立了独立的百年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体系，填补了我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无史的空白。董晓萍的《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历时性地将民间文艺现象、民间文学活动、民间文学思潮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集中讨论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变迁和走势。毛巧晖的《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将新中国建立后至 20 世纪末的民间文艺学划分为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民间文艺现象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相结合，侧重于民间文艺的艺术性和社会性两个维度，检视民间文学研究范式转换中重新构建自身的基本问题、基本话语与基本理论。刘波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的基本立场是，民间文艺的学术史实质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史，突出表现为民间文艺发展中的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的互动共生问题。

民间文学每种文体都有一批学者的专门研究。依据文体，这些研究各自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于是就有了神话学、史诗学、歌谣学、传说学、故事学等。那么，对这些民间文艺学的分支进行学术史的考察，即为 20 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分类研究。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更是汗牛充栋，成绩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