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食饱腹是人类的基本所需，也称食物本能。这就意味着第一个人类(类人类)社区需要技能猎人，觅食使狩猎行为变得复杂，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合作狩猎和合作采集成为常态。为了获取食物，他们需要了解和掌握大量植物的功能知识，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植物用于治疗，哪些具有毒性，甚至还要了解哪些植物具有致幻功能。

波兰考古学家安德烈·维尔兹斯基(Andrej Wiercifiski)在1989年发表了萨满过关模型，但是所知之人甚少，其观点引述如下:游牧群体采集业和狩猎业的强化、联合家庭特征的出现使得性别与年龄的生物文化作用有了明确的分工。妇女除生育和照顾幼子外，主要是在临时住宿地的周边采摘、护火和制备食物。男人到远离住宿的地方狩猎。狩猎具有风险性，猎人对环境、动植物、地形、气候和天空做出全面细致的观察可以减少狩猎过程中危险事件的发生。将这些观察到的数据与征兆信号(折断的树枝、动物发出的声音以及留下的痕迹)关联在一起就是一本技能专业知识备忘录，这是形象认知思维发展的基础。形象认知思维的产生引发了几个问题的思考：环境、生产工具、狩猎行为的知识代际转移问题；猎人要对人类机体忍受疲劳、耐热、饥饿、痛苦、恐惧等极限度有所了解，从而培养自己的意志动机(自我控制能力)；狩猎远征队的组员构成性别一致，年龄不等，成员之间互为协同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利他主义行为是狩猎成员的义务。因此，这是为什么培养和训练一个熟练的猎人要涉及到狩猎环境和知识代际转移等问题的原因，而狩猎技能则需要培养综合感知能力和耐力考验。

过关曾经(现在仍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不但可以使个体生存能力日趋成熟，而且可以增强他们耐痛苦、抗疲劳、忍饥饿的能力。个体能力在过关仪式中得到锻炼，群体能力也随之增强。

正是由于极其复杂和艰难的过关过程，凡能成功过关者，最终都会成为群体的领导者。从民族学的跨文化研究中我们了解到，萨满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非正式团体的领袖人物，他们既可以在物质层面为团体提供保护，又可以靠个人魅力在精神层面成为团体的代言人。迈克尔·温克尔曼(Michael Winkelman) 认为: 萨满领导的最重要活动是通宵的群体治疗聚会，这是与灵魂世界接触的直接方式。伴随着狂喜般地击鼓和跳舞，萨满叙说着与神相遇的所见所闻。体力消耗殆尽，疲惫崩溃，萨满进入了“灵魂飞翔”或“灵魂之旅”的阶段，在此过程中，萨满进入了与恶灵角力的灵魂世界。如果成功，萨满能够击破恶灵的魔法，或者收回病人被其摄走的魂魄。

随着心理生物学对宗教神秘意识状态的理解和发展，萨满教被标上了“人类原始神经学”(温克尔曼在2004年一篇著述中这样认为)和生物心理社会治疗实践的标签。他在《萨满教：意识与治疗的神经生态学》一书中指出，增强象征性思维和操控整合大脑功能的机制是萨满教对人类社会与认知演变做出的贡献。萨满教概念对理性主义观点是一种挑战，理性主义者认为萨满教实践代表的是妄想。萨满教的普遍原则反映了萨满教所具有的深层的生物学基础，这一基础所提供的适应机制使之成为跨越数千年，总揽数千文化的中心文化机制。萨满教的首要社会功能是它的治疗功能。

▲ 维尔兹斯基过关模式

关于萨满教音乐和治疗的重要性问题有了新进展。萨满在某种乐器的伴奏下，通过吟唱和招神曲调请神是治疗降神会的第一要素。研究者对西伯利亚的萨满仪式的描写最为详实，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本民族萨满教信仰者，更为重要的是，西伯利亚人至今仍然信仰萨满教。涅涅茨(Nenets)利奥尼德·莱尔(Leonid Lar)收集并出版了西伯利亚萨满仪式田野文集，该文集对萨满神曲在仪式中的作用做了详实的阐释，认为萨满神歌是降神仪式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击鼓声中，萨满用神歌招神并用神歌与之交谈。

涅涅茨人相信萨满的鼓声和歌唱的声音合在一起可以得到神的护佑，并对降神仪式的结果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治疗降神仪式中，为了查出病因，萨满要到“上界”、“下界”进行象征之旅，把病人被摄去的魂魄带回。神歌详尽地描述了神界之旅：歌中涉及旅行的进程、被请神灵的名字以及神灵降临的过程。神歌曲调的韵律结构和节奏特色鲜明、不尽相同。拟声是神歌曲调的最显著特征，萨满请神时模仿熊、潜鸟、驯鹿、鼠等动物的叫声。拟声标志着音乐的开端，也是人类音乐能力的最初表现形式。民族音乐学者认为萨满神歌以其特有的形式保留了音乐原初形式的记忆。

因此，记忆神歌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萨满能力高低的方法之一。换言之，神歌决定着萨满的神力，乐器只是一种辅助力量。2003年2月，中国达斡尔族的请神治病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达斡尔族女萨满在治疗降神会后，继续为一个年轻的女患者唱神歌，并用神歌方式给该患者下达指令、指点迷津，患者听到神歌后，情绪激动，哭泣，后来跪地叩拜。治疗的力量来自于歌的声音，治疗的力量来自于鼓的声音。

重复是萨满教音乐中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也是萨满神歌的最强表现特征，这一特征在纪录片《恩加纳桑人最后的萨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居住在泰梅尔半岛(Taymir Peninsula)恩加纳桑(Nganasan)的萨满助手(touptus)来说，反复吟唱萨满神歌是他们的工作。结合达斡尔族的萨满神歌，卡罗琳·汉弗莱(Carolyne Humphrey)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观点引发我们的思考。“由萨满助手领着全体参众反复吟唱是提高萨满灵魂能量的必要条件。萨满用某种神圣植物的烟雾打开身体通道后，灵魂能量得以旅行，神灵能量得以注入。节奏词、韵律以及反复震动的声音能激发灵魂的能量。”芬兰民族音乐理论家尼米(Niemi)在关于《塞尔库普人萨满神歌的论析》一文中也阐释了同样观点：“萨满神歌具备重复脉冲结构的要素，可以刺激人体内啡肽的产生”。

关于旧石器时代祖先认知进化的研究假设，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实证研究。一位美国研究者的研究引起关注:

各种佐证表明萨满教元素是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习俗的组成部分。这些佐证是:

(1) 吟唱、音乐和心理情感分析是原始人类群体祭祀活动的基本内容，源于模仿能力; (2)满足一些个体、社会对身份认同和信息共享的需求是萨满习俗的精髓。音乐可以触发慢脑电波感应，这种慢脑电波模式感应就是典型的出神状态。音乐还具有协调作用，它可以促进群体的凝聚力和配合力，增进成员间的共享与合作意识。

换言之，人类群体在萨满的带领下用骨骼敲打同一节奏的行为就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形式。共舞和集体鼓乐代表着另外一种发展阶段: 当人类能够用大脑中的“音乐模块”区分节奏时，其认知结构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对岩画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的研究进行了考察。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了解两组研究之间的观点、方法差异和结果要素具有指导意义。虽然我们有相当多的岩画理论研究资料，但是由于岩画的类型比较单一，了解岩画的意义和功能仍比较困难。

如果我们将北欧亚新时期的岩画艺术与西伯利亚同时期的岩画艺术作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其特点与旧石器时代相似，描写的主题以动物为主。两位苏联学者认为这种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铜器时代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图像方法，两位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铜器时代符号的使用随着其用途的增多而日趋频繁，同时期的艺术充满抽象和传统符号色彩。由于早期的图像作为记号和符号使用，岩画的意义被掩盖，因此，试图分析和阐明早期符号所要传达的意义不是一件易事。因此，我们不得不借助其他方式重释符号和象征概念的意义。

研究史前艺术的专家将符号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从现实的图片到抽象符号，这一理论有必要重新审视。维尔兹斯基(Wierciński) 认为符号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模式，人类在使用符号的过程中相继发展了符号的各种形态。换言之，符号的“发明”可以追溯到比新石器时代更早的时期。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洞穴“刻画”内容多为狩猎场面，构思奇妙、画风写实，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因此不能将它们与图解符号进行简单对比。

奥克兰德尼科夫(Okladnikov) 和马提诺夫(Martynov) 认为西伯利亚岩画中运用的符号传承于祖先，这一观点在亚历山大·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 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他致力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符号和考古发现中可辨认的象形符号研究。他认为最小物体如猛犸象象牙碎片上的那些刻痕让人想起鱼的形状，这些刻画不应该被看做是艺术活动，而是人类认知过程的开始。从简单的锯齿线所体现的主题特征到后来的符号所表现的季节的轮回更迭，根据假设这些刻痕就是史前时期最早的日历。常见的感知方法、符号的自觉使用、确定的主题和反复的动作促进了抽象能力的发展，经过较长时间后形成了西伯利亚的石窟艺术和岩画艺术。

俄罗斯学者对于早期艺术发展的不同观点体现了现实主义高于象征艺术的审美态势。象征符号是人类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符号的创造证明了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符号的自觉运用是人类智力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近年来，从符号的运用和象征的视角审视早期时代的艺术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符号阐释基于一种可能，既刻画在岩石上的每个符号都传递着一种信息: 表达交流的意愿或者希望向他人或社区成员通告一些事情。我们的研究旨在了解和解释这一古老的符号语言所表达的精神层面的意义。

符号早期成因还有一种解释。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从祖先到猎人的继承者，符号一直是人类最简单的交流方式: 打猎时用符号表示动物的脚印。在符号学语言中，这种符号类型也称为指示标识，标识是指符号与所指物体或对象的瞬时链接，如脚印标志着动物本身。更近一步说，这些标识具有显著的特点，传递有关动物的信息(例如动物体重、性别、大小和年龄) 。我们可以说，这组简单符号具有非常重要的标识性，符号的标识性特征被认为是符号形成的主要成因。

岩画中脚印或手印的形状或图画的轮廓可能具有神奇的意义，我们把这种意义的联想看作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就符号学而言，符号更具标识性，它至少与某个物体在细节上相似，符号描绘的不是全部，而是一个标志性的细节，比如手的形状或者手的模型。奥克兰德尼科夫和马提诺夫认为，符号的象征性或者选择的任意性特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向金属时代过渡的时期(即公元前1000年转折时期)，但是这一观点尚未得到证实。

除了前面提到的基于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标识特征外(例如脚印) ，符号的另一特征是任意选择性，这类符号的使用在社区成员之间得到初步认同，这就是符号自觉使用的假说，它意味着人类至此有了知识的概念。例如，早期用符号刻画的象征性场景，由于标识性特征而能被准确地识别。史前人类认为这些符号可以确保生育和动物的繁殖力。因此，我们不能将史前人定义为“幼稚”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已经有意识地使用了社会人的标识。维·恩·托波罗夫(V．N．Toporov) 仔细观察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时写道: 这些旧石器时代人使用的符号栩栩如生，仿佛要破壁而出，让人充满无限的想象。他考察了西欧洞穴壁画——地下庇护所，认为这里是古代人举行神圣祭祀活动的场所，壁画上的符号具有权力象征的含义。所有岩画中表示太阳的符号都是圆形的，用特征代表全貌这是符号与它所描绘的物体最直接的关联方式，其目的是在两者之间传达一些更加复杂的信息。

我们再一次讨论鹿和太阳的神话。金色的太阳一鹿这一主题对于早期游牧民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岩石刻画表明，虽然符号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西伯利亚文化时期，但是它传播于青铜器时代，是青铜器时代的产物。奥克兰德尼科夫和马提诺夫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太阳没有被拟人化，在西伯利亚岩画中，太阳球体形状和麇鹿通常是分开的，但是也有例外，有一幅岩画的画面是萨满鼓手正在麋鹿牛背上画太阳。太阳一鹿无论是麋鹿还是驯鹿都是西伯利亚神话中的常见形象。在托姆河(Tom River)的岩石上看到太阳一鹿—— 它巨大的画面似乎是鹿的形状在天地间的一个投影。借助于西伯利亚塔加尔(Tagar)文化的青铜(镀金)鹿的相关资料，可以确认这个巨大的岩石刻画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 世纪。这一时期匈牙利人(Hungarians)的祖先游牧骑兵出现在西伯利亚南部草原。然而，我们对我们的祖先在那一时期的生活区和居住场所所知甚少。托姆河岩石刻画与塔加尔文化遗存物品非常珍贵，是重构乌戈尔人(UrMic peoples)和西伯利亚神话的重要元素。未来几十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一个大语系中重构神话，即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乌拉尔人中重构话，在这项任务中，可能会涉及到遥远地区的宗教观念。

岩石刻画代表着远古画师的信仰世界，至今仍旧流传的古西伯利亚人的神话和传说对重新了解和再建他们的世界观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俄罗斯研究人员利用这种方法重构了已经灭绝的民族的历史和民俗传统的起源，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一种条件下使用，即该民族的精神传统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内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神话的遗存必被保留，并要经过严格审视的原因。

在旧石器时代，用动物某个特征代替全貌、用局部代表整体作为艺术创作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西伯利亚新石器时期的狩猎艺术吸收了旧石器时期的艺术成就，是旧石器时代现实艺术传统的延续。

由于猎人的基本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改变，亚洲的艺术思想和风格基础与北亚新石器时代具有诸多相似性。的确，在全新世初期，西伯利亚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冰河和猛犸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驼鹿、驯鹿、苔原。虽然狩猎条件改变了，但狩猎仍然是北亚洲觅食经济的基础。

北亚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延续至今，基本有三种创作类型：纹饰、雕刻和岩壁刻画。这些艺术主题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经济演变，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有以下基本特征：(1)动物是岩画中的主要角色，人居其次；(2)在图像的艺术传播中，活的、动态的现实主义和常规主义相结合；(3)艺术观念和语义基础源于猎人和原始狩猎巫术的世界观。在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中，这块岩壁是祭拜之地，是“氏族庇护所”。在岩壁底部，有一个石台，显而易见，这是古代猎人在氏族节日时，拜祭祖先、拜祭保护氏族动物神灵和万能太阳的场地。他们表现了动物的繁殖、成功狩猎的场面，以宗教场景、舞蹈、歌唱的形式获得精神慰藉。显然，这些节日(动物仪式主义)发生在春天，因为在岩石刻画中发现了代表太阳的同心圆。

这些刻画，线条淳朴、写实，生动地描绘了针叶树林栖息者驼鹿强健的形象。在这些刻画中，对动物巨大的胸部、突出的鼻翼、肥厚的嘴唇、细长的腿和拱起的脊背等基本特征的捕捉展现了匠人惊人的技艺。其中一幅是描绘汤姆河集会的场面，画面中有步履轻盈、小心翼翼行走的驼鹿、有在上方岩石上跳跃的小鹿，也有站立在上方岩石上的猫头鹰和苍鹭，这些刻画特征鲜明、技法精湛、栩栩如生，甚至羽毛都被细腻地刻画出来。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研究社区仪式的一些现象，重点研究治疗仪式。治疗仪式被认为是由神经生物学介导的、社会链接的复杂形式。最近医学人类学研究发现，仪式治疗经验依赖于患者自身的愈合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治疗者能够控制的出神状态来完成。出神仪式总是发生在社会环境中，治疗师的人格和社会的期望都深深地影响着出神状态的改变。出神状态被认为是内源性阿片肽促生的结果，在仪式的压力下机体防御机制被激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阿片肽机制参与了社会行为，特别是参与了共生关系。神经生物学解释了依恋有利于出神诱导的原因。社会关系的自我平衡作用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在史前时期对凝聚祖先社区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萨满教治疗实践对社区的心理、社会和生理层面产生了疗效。公共活动诱发了社会心理的支持、哺乳动物依附系统刺激了内源性阿片肽的释放。内源性阿片肽可以直接刺激免疫系统，增强幸福感和加强群体凝聚意识。萨满祭祀活动和符号的使用引起生理和情感反应，产生愈合。阿片肽系统的激活产生兴奋感和归属感，增强应对能力，维持体内平衡，增强抗压力和促进身心和谐，与群体同步感增强，促进了与他人的认同和自我整合感的发展。

社区关系不断增强，即是生理心理治疗的加强。团体疗法对个体产生了积极影响，周期性的仪式和植物致幻特殊仪式的实践促进了萨满的出现，这显然是基于萨满教的认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