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现状与发展研究”，以我国城镇化变迁的客观社会历史进程为观察视角，探讨民艺与赖以生成的社会土壤以及艺人生存状态的内在关系。透过民艺物象，认识文化生态与社会发展，并从社会现实生活出发，研究民艺发展的基本要素和规律，分析我国民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镇化；乡村；民艺；调研
▲作者：潘鲁生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现状与发展研究”于2014年正式立项。该项目以我国城镇化变迁的社会历史进程为观察视角，探讨民艺与赖以生成的社会环境及艺人生存状态的内在关系。具体而言，该项目既是透过民艺物象认识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也是从社会现实生活出发，研究民艺发展的基本要素和规律，分析我国民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策略。
传统民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侧重民间工艺研究，重视从艺术意义上分析和把握民艺所包含的材质、技艺、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二是侧重生活方式研究，包括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传播主体所具有的特点，并涉及民俗学等内容。与此不同，该项目突破传统研究重点，从民艺的依存与演变关系出发，进一步考察:在变与不变的社会生活中，民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什么?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人们怎样在民艺中创造所认同和追求的价值，从而进一步追踪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民艺演化的变量和规律，深化对民艺价值的认识和传播?应该说，城镇化是一个现实的发展进程，相对于工业化、市场化改变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格局，城镇化涉及数以亿计人口的生产生活调整，更关系文化生态的变化，民艺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正在经历裂变转型，也积淀涵养着我们民族的原创动力。因此，该项目的调研既是观客记录当代民艺的发展生态，是中国民艺研究的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观照，也是民艺发展策略的学术探讨。我们希望尽可能细致全面地记录来自田野的声音，记录那些默默无闻的民间艺人，通过文字和影像纪实尽可能客观深刻地反映社会发展及其所关联的生产生活，并通过理论思辨去寻找质实可行的现实举措和发展对策。
一、调研方法
民艺调研，关注的不只是个案现象，更是与经济、文化、社会各要素紧密相连的综合问题。比如民间工艺，其工艺装饰包含深刻的文化寓意，其在具体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是如何存在的?作为民艺事项，其与当前的生活、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在社会文化转型中如果受到冲击，其中包含哪些共性的问题?其与当代生活以及人的文化需求有哪些内在的契合点?存续的动力和振兴的契机是什么?就此，需要从社会生活出发进行深入探究，既要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梳理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也要通过田野调研对经历发展变迁的民间艺人进行深入采访；既要从细节中发现问题，同时又不能忽视城镇化进程包含的整体性的、关联性的社会因素；既要做面上的普查，还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因此需要以田野调研作为基础研究方法，以明确的思路指导案例调研，并在调研过程中及时完善调研计划。
可以说，开展研究和深化调研的过程，也是关于方法的研讨和完善的过程。我们就此与英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艺术人类学家罗伯特·雷顿(Robert Laydon)教授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雷顿教授曾在20世纪70年代就法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手工艺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其有关研究方法和理念对于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城镇化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法国自1850年至1950年经历了百年城镇化历程，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耕地荒芜，而且农民务工机会不断被自动化机械化生产挤压，后来法国政府着手创建农产品品牌、保护农民利益、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放缓甚至停下了城镇化步伐。因此他的相关手工艺调研着重了解传统工艺及其传承方式，研究手工艺生产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效益，并通过邀请艺人展示介绍自己的产品，更深入地理解传统工艺与传统文化间的关系。其主要方法是驻村田野调研，参与生产，融入生活，从而全面体验和认识城镇化对村庄的直接影响，并在重点调研结束后又挑选10个村庄进行整体了解，另有30个村庄的调研由团队完成。在这样不断研讨和论证过程中，我们的项目调研最终确立了关键研究对象和主要研究思路，进一步明确了通过什么线路进行研究才更加客观、可行、具有代表性。
(一)以品类为研究引导。我国历史长、地域广，地区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如果研究视野大而化之，可能找不到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事无巨细地考察，也可能使结果变得琐碎而迷茫；必须寻找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因此，调研品类的划分，是代表性案例提炼的基础。由于我国的民艺是体量庞大且内涵丰富的系统，在社会现代化转型及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传承有序、转型发展、濒临灭绝等不同状态，具有复杂性。调研针对的品类划分，因此不局限于制作技艺或社会功能的角度，而是紧扣城镇化语境，关注与生产业态、生活形态相关的生活问题，与生活审美和民间信仰相关的生活艺术，与生活日用相关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工艺”“民间美术”“传统村落”等大类中提炼具体的调研细项。
(二)针对城镇化的发展差异。历史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域文化存在差异，影响民艺的表现形态、风格和特色。社会发展过程中，部分差异已消弭，但在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仍有表征。因此，调研选取有代表性的省份展开，基于城镇化发展程度做出分辨，同时并进一步探究传统民艺门类是否仍然包含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包含区域文化特色，进一步考察在地方文化特色不断消解的大趋势下各地民艺门类和文化内涵具有何种程度的差异，尽可能做出比对和分析。这将有助于把握民艺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内在联系，把握民艺传承发展的潜在动因和阻力。因此，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是调研的一个重要维度。
(三)先普查后深化的工作程序。调研在工作程序上讲求先普查后深化，即对前期规划的案例在普查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调研。比如同一种民艺品类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迥异的发展面貌，或者同一地区的同一门类比之于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新的特点，则相关调研必须抓住要点，深度开掘。同时，调研注重向艺术社会学交叉点深化，从艺术审美、技艺传承等艺术学角度的调研向城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拓展，包括所在乡村或城镇的生产生活情况、周围村民及居民的务工流动情况、其职业选择和生活愿景等等，由此反观民艺生态，形成学科视野交叉后的重点深入。
(四)着力把握文化生态的关联因素。调研从工艺现象向本地文化、生活方式拓展。具体从三个方面把握其关联性:一是文化要素方面，如现在所见到的传统工艺样式是何时形成的、是由谁创造的以及如何创造的、传承过程中如何得以丰富等等，由此回到“人”这一中心，厘清其中包含的社会历史因素。二是技艺要素方面，包括对工艺难度上的差异如何认识和把握、如何看待工艺的变化等等，从创作者、传习者出发的认知、评价和判断有助于把握民艺发展变化的潜在可能。三是民间艺人群体的构成方面，性别因素、年龄因素、职业因素、文化背景因素等都是比对分析的要点。这些因素对民艺的具体影响应当引起注意。以上问题，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既是科学客观的研究，也包含理论的思辨和深化。
(五)建立科学的比对和分析机制。根据调研经验，在采访艺人时，往往老艺人提供的信息与年轻艺人提供的信息差异较大。老艺人的手艺来自祖辈传承，多用于生活民俗；年轻艺人有的靠培训课程获得，从业之后成为谋生手段，传承或习得方式发生改变，工艺实践的目的也存在差异。所以设定的百余项调研问题，要面向不同制作者、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等展开，通过对同一问题的相同或不同回答进行比对，从而分析民艺的变化以及其中的共性因素和微妙差异，在客观数据基础上分析和研究变化规律。总之，民艺来自生活，追本溯源要还原其生活语境，并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观照作为民艺主体的艺人，在客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律、趋势、问题及策略等做出研究。
二、理论思考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艺调研与系列主题的理论研究同步展开，互为补充，具体包括民艺的“形态分类与材料构成”“传统工艺造物思想与手工艺传承系统”“创造转型及其文化重建研究”以及城镇化视野下的“历史发展与演进动因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危机与机遇研究”“与乡村文明的关联及其文化积淀研究”“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现象及个案调研中寻找深层的逻辑规律，通过构建“中国手艺学”理论体系，把握民艺的存在状态与流变趋势。应该说，调研的案例和数据是理论论证的依据和佐证，相关理论视野也使调研不局限于事项、现象本身，向更深层拓展，由此形成“民艺”范畴中关于传统工艺、乡村文明、手艺学的理论研究。
(一)传统工艺的形态与分类。一段时期以来，作为农耕文明积淀生成的经验智慧，在工业化、城市化等急剧转型过程中受到冲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今天，传统工艺的内涵和价值有历史传承的基础和新的语境。整体上看，“传统工艺”的概念是指“具有历史传承和民族或地域特色、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主要使用手工劳动的制作工艺及相关产品，是创造性的手工劳动和因材施艺的个性化制作，具有工业化生产不能替代的特性”。这一概念，突出了具有审美意义的手工造物方式的特质，是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手工文化形态。有关分类需紧扣本质和内涵，重视传统工艺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重视工艺的文化生态及价值，不能唯技艺论或以经济总量为考核标准。此外，从对天然材料的加工利用出发，应强调不同工艺类型的多样性，发掘工艺文化的丰富性，体现变迁过程中工艺文化的延续性，深化传统工艺的生态内涵和价值。从根本上说，概念和分类要紧扣本质，意义不只是纯粹的理论思辨，也在于进一步构建和深化传统工艺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联系，实现传统工艺的发展并反哺社会。
(二)民艺的历史发展与演进动因。民艺的发展受到艺术审美、礼俗观念、生活方式、经济形态等诸多因素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其发展过程和演进动因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发展模式:一是民间原创与当代审美需求相结合，成为个性化的艺术创作；二是传统样式、技艺传承与教育培训相结合，成为群体性的地方艺术；三是传统民艺与当代生活相结合，演化为旅游文化、民俗体验、公共艺术等新的发展形态。从根本上说，民艺在适应社会、文化、经济和生产技术转化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自身文化形态发展和价值体系的建构。
(三)民艺与乡村文明的积淀。我国历史上乡村小农经济体系和差序格局对民艺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涉及审美观念、社会文化以及相关品类的生产组织形式等。乡村社会传统作为一种赋形机制，形塑和规约民艺的形态与内涵，呈现出特定审美传统和礼俗约定下的意义世界。应该说，传统工艺等内含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动因，但同时又与乡村紧密结合，表现出强大的韧性。随着城镇化加速发展，城乡格局、产业结构、劳动力流动与分布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深层文化结构持续变迁，民艺的土壤发生改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自然与文化生态的修复将是民艺发展的基础和首要目标。与此同时，民艺发展需要与生活建构、民间生计发展相联系，从文化精神、技艺技能、生活方式等方面加强转化发展，进一步保护和传承传统工艺文化，发展特色工艺产业，并助力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民居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保护和发展问题，使民艺成为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文化生态、生产生活中激活内生动力，实现永续良性发展。
(四)民艺与民间文化认同。钱穆先生曾言:“中国文化是自始至终建筑在农业上面的。”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共有的历史记忆、情感维系、文化寄托和价值凝聚，推进城镇化，不能简单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更不能用工具化的物质追求否定终极化的文化价值。我国社会的基础形态是乡村，民族共有的“文化根”和“价值池”在乡村，乡村母体所孕育的民艺是生成、传承、传播、教化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最广泛和最有效的方式。正所谓“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文化生态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不是连根拔掉式的“除旧布新”，而是有效保留、深刻认识并积极传播个个不可复得的根部微观文化聚落以及由此凝聚起来的群体价值，重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与价值共同体”。就此而言，民艺的载体、民艺的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五)民艺与经济社会发展。民艺曾在我国农业社会、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涉及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最本质的谐和关系。对民艺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资源的科学整合和分类规划，有助于形成文化经济增长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性和幸福价值多极化相统一的发展新动力。具体而言，根据“后物质时代”民生需求的变化，紧扣有关产业供给与需求矛盾，解决民艺在保护、质量、产权和教育等供给侧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在乡村文化生态保护、可持续生计、品质生活、县域经济等民生需求侧方面存在的缺口，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传统工艺等不仅是社会经济转型期区域经济壮大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广大乡村改变文化、经济生活的源头产业，需正确认识产业在民艺保护与传承中的推动作用，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和释放传统民艺的叠加价值，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确保传统民艺保护与创新的长效性、常态化。
(六)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我国正从人口迁徙流动、土地空间整合、经济转型升级、传统文化复兴、社会治理变革、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综合施策，合力推动广大乡村及传统村落的发展与振兴。从民艺视野看待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包括尊重乡村生发规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实施村落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传统村落的宜居品质；保护村民权益，完善治理体系，吸引人才回乡，发挥多元价值，形成特色发展体系，激活村落内生动力；完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法律，既保护村落、建筑，又涉及人文、自然、生态资源，既涵盖现象景观，又囊括村落不断生发的有机过程。
(七)关于构建中国手艺学的问题。我国传统工艺造物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技变道不变”的造物思维对造物做出内在的质的规定，具有深刻的哲学智慧。认识手艺思想，发掘匠作精神，梳理和总结造物智慧，有助于从哲学、美学意义上深化对手工艺的认识和研究，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其思想价值。同时，从人类学视角考察手工艺，建立学科交叉视野，研究手工艺人作为生产主体、创作主体的社会地位、发展空间，及其建立在相应生产生活状态上的价值判断与追求，有助于把握手工艺传承的核心问题。总之，从学科意义上进一步认识、传承和丰富发展手工技艺，有助于使之成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泉源和文化发展的有机力量。
整体上看，从相关学科视野出发进行理论辨析，研究观念演化传承的规律、机制和内在原理，有益于在观念层面上加深对文脉传统、艺术规律、文化品格、审美价值的认识和把握；以社会及文化现状为应用目标，研究阐释民艺观念传承发展的理路与方案，有益于推进实践层面的保护、培育和传承发展，有关理论命题的思考和研究也成为调研的潜在视野和线索。
三、问题剖析
从城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来看，一方面，城镇化发展不可避免地使很多民艺门类、遗产资源遭到冲击甚至消亡，引发群体性精神缺失和生活产品大规模“文化褪色”；另一方面，伴随对生活品质、消费多元化、价值观重塑以及传统文化复兴等意识的觉醒，社会对民艺文化边际价值的需求度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当城镇化发展突出“以人为核心”的原则和导向，乡村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进一步提升，由乡村资源转移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转变为乡村与城市双向流动的开放格局，呈现乡土文化创意化与城市文化民族化的发展趋向。
从调研情况看，民艺的基本存量和生存状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源总量面临流失。资料显示，1981-2006年，我国主要传统手工艺品种数量大幅减少，金属工艺品由1981年统计的122种，减少到2006年的37种，下降率为69.7%；陶瓷工艺品由139种减少到55种，下降率为60.4%；雕塑工艺品由424种减少到193种，下降率为54.5%；花画工艺品由251种减少到116种，下降率为53.8%；地毯工艺品由88种减少到42种，下降率为52.3%；民族手工艺及其他制品由408种减少到195种，下降率为52.2%。导致民艺资源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城乡人口流动、生活方式变化以及传统生活美学体系逐渐消解等等。但民艺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而言具有源头意义，民艺的丰富样态、独特技艺、内在的文化创造力以及所依托的生活，都需要受到关注，而且要保护的往往不只是“物”和技艺本身，还要在更深、更普遍的意义上培育和传播民艺所关联的生活美学，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自觉、认同、接受和追求将发挥更深入持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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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运用存在差异。调研显示，处在经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民艺资源分布集中的地区呈现出四种类型:一是通过民艺资源实现再生产，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文化的认同感、生活的幸福感，实现了与在地文化系统及共有价值观的自然连接，我们将之概括为“包容型地区”。比如广东潮汕地区、浙江舟山地区、山东潍坊、莱州、博山等地，其发展都具有极好的质量平衡。从具体的案例看，2014年，山东潍坊杨家埠一个村风筝、年画年销售额达1.16亿元、利税1000多万元。村落文化传统和特色保住了，手艺得以传承，村民也靠手艺致富了。二是重视民艺资源的精神价值，不追求过快的经济收入增长，所谓“宁可不挣钱也要唱山歌”，我们将这类地区概括为“内卷化地区”。三是重视经济收入增长，相对忽略了传统工艺与民间文化系统的保护、传承与转换发展，民众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较低，“收入富足，精神饥荒”，我们将之概括为“阈值型地区”。四是问题相对严峻的地区，存在“人走村空”“文化抽空”“价值移空”现象，文化传承面临困境，我们将之概括为“生存型地区”。这四种类型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分析把握其内在机制及发展动力的传导性至关重要。
(三)生活的创新性联系亟待加强。民艺的功能往往表现为与衣食住行用的伙伴关系、与公共交往的互补关系、与审美消费的共情关系、与生境生态的共享关系等四个维度上的伴生关系。可以说，勾连生产与生活现场，沟通人与物的关系，是民艺存续与发展的永恒坐标。可以说，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批量化、快捷化往往实现了产品对人的功能性满足，却失掉了物品与人的伙伴关系；建构了产品快捷成型的流水线，却忽视了物品与环境的交互关系；强化了产品逻辑化的创新，却弱化了物品共情能力的塑造；满足了产品定制化的要求，却造成了物品与生态更大的冲突，因而造成与人的关系陌生、与生活现场区隔、缺乏人文关怀和情感化互动等问题，因此，民艺极具发展的必要性。从调研情况看，蕴藏在乡村的传统民艺由于中青年劳动力外流，留守人口中的妇女、儿童、老人比例较大，资金与文化创新能力存在不足，难以从当代生活需求出发用现代意识去丰富和发展民艺，更难以用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满足当代消费者的需求，传统民艺的应用空间不断萎缩。进入城市、大学等艺术与设计视野相关的民艺，也存在“竞今疏古”的内容转换倾向，缺少对本土历史、文化、社会形态等的深入理解与认知，同时，对于环境、消费、生活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有效实践还存在不足。因此，通过有效的机制，进一步建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传统民艺与当代生活的联系，是民艺传承发展的关键。
(四)传承方式需丰富和拓展。在城乡文化双向流动日益频繁的过程中，民艺的传承主体正在由乡村艺人和行业工匠拓展到院校设计师和城市创意者，民艺的传承主体更趋多元。所以，对于以往民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瓶颈问题，如真正意义的民艺传承人存量有限，传承人群存在老龄化问题，传统师徒传承及家族代际传承受到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造成的非稳定性影响等，要从新的现实和发展视野加以认识和把握。既要对那些身怀绝技和艺能的艺人(包括家族代际传承人群)加大保护力度，还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传承方式，挖掘和培育新生的传承力量。比如在乡村，在政府、社会、民间更多力量的保护、扶持、恢复和发展民艺的过程中，加强民艺的乡土传承；在城市，可通过工艺传承基地、博物馆、生产与展示交易基地建设，通过举办博览会和艺术展以及传承人培育培训，发展创意圈层，促进民艺传承。在行业层面，引导传承人将融合文化元素、体现匠心品质作为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带动行业对民艺文化的关注和传承；在院校，建立健全有关课程体系和实践机制，引导学生深入领会传统民艺的题材内容、材料选择、制作工艺及美学特征，培养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从乡村到城镇，我国传统民艺传承者的构成更加多元，也必须丰富和拓展传承渠道，从根本上把握民艺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内生动力。
(五)产业发展要避免异化。一段时期以来，部分传统工艺品类在产业化过程中，由于市场选择、利润追逐及低端代工、订单化、标准化生产，被单一化、模式化、甚至机械化地肢解和破坏，导致传统民艺传承力、原创力下降。以工艺美术的产业价值开发为例，存在以下认识误区:一是从工艺美术初级产品到中间产品，再到终端产品，缺乏价值创造、分配、传递全过程的经营理念，导致松散、碎片的多边界经营状态，产业经济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存在不足。二是传统工艺中隐含的意义和价值缺乏深度挖掘，内容原创和设计转化存在不足。三是工艺美术的价值创造存在单一化、同质化倾向，缺乏针对不同文化消费趋向创建分类的文化圈层和多元的商业模式。应该看到，当今社会，消费已经由纯粹物质化交换行为演变成一种集体性的和主观意识的文化行为，并关联着道德坐标、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交往系统的方方面面，成为占据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如果片面进行产业开发，将导致文化异化和失真。比如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一些原本自然、庄重、神圣的节庆礼俗、民间婚礼、民间祭祀等仪式已经趋于表面化、表演化、低俗化、逐利化。乡村共同体中原有的“敬天法祖”“归宗报本”“和谐自然”等信仰敬畏的传统价值观正在褪色，原有文化模式对民众思想行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正在减弱，乡村文化凝聚力和社区记忆正在逐步消失，对于传统民艺的不当开发要引起警惕。
(六)避免民艺的原真性被抽离。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其背后所代表的商业化、利润、高效率、市场化等要素植入传统民艺领域，用料少、工艺简单和自动化等要素被列为优先排序的生产原则，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个传统民艺领域原真性的改写，使手工艺进入到材料替换、机器干预和大批量复制阶段。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情况较为普遍，以手工艺为例，主要表现为:泛化技术和机械对手工技术的不断改造，加快了心手与原真技术的不断剥离，器物也逐渐从心手与原真技术合一的真实状态中孤立出来，造成手工与造物的割裂、手艺与器物的分离、情感与匠心的分割。如在几乎所有陶瓷工艺加工区，电动拉坯机已经替代了人工辘轳车，煤气窑炉取代了木材龙窑；在所有雕工作坊，电脑雕刻机、打磨机承担了最精美玉器的制作。在这种技术嬗变下，手工艺已经疏离了造物者的双手，脱离了造物本初的文化原型，远离了传统文化原始的本真，手工艺以无限大的可能被仿制、被复制，成为市场上无温度、无生命的物品摆设。对于艺人而言，长时间反复的、高强度的操作，练就了一身快速、娴熟、精巧的手艺，以至于能在自由的创作过程中赋予每件作品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的、一气呵成的个人印痕。但如果人手有意或刻意去效仿非人手(如机器)的技术效果，尤其是炫技痕迹过于明显时，承载遗产与传承价值的手工艺将走向反面。民艺的发展需要面对现实，需要创新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把握和坚守本质。
四、发展机遇
当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把发展目标导向“美丽中国”建设，成为推动乡村文化繁荣与乡村社会复兴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民艺的生成基础将得到保护和发展；同时，民艺在艺术审美、乡愁维系、文化创造方面也将发挥积极作用，并作为一种人文纽带和载体促进乡村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体趋势和机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土文化复兴将释放优秀传统文化活力。文化创新是民族文化的自觉建构、吐故纳新的过程，既要有“拦河防洪”的文化抵御能力，又要有“蓄水发电”的文化传播能力。我们认为，乡村文化的保持与创新将成为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特别是随着乡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经济社会等区域环境的不断更新变化，为处于不同阶段的乡村聚落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遇，乡村空间结构由分布上的同一性、职能上的同构性逐步向多样化和综合性方向转变”。乡土文化与传统民艺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铺陈着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同时更是以文化创新形塑文化自信的最好抓手，处在人类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节点上，只有持续重视并深入挖掘民族本原文化潜藏的核心价值，才能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二)文化“景观化”凸显民艺赋能价值。在调研中我们看到，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观念的深入人心，传统民艺原有的用品功能价值、生产价值，正在大幅度地让位于可展示、可参观、可赏鉴、可教育功能的景观价值和体验价值，变成与旅游、休闲、时尚等服务性产业紧密相关的“场所景观”。比如，乡村正变成传统民艺“场所景观”的策源地，大量与民艺有关的场所空间被生产和规划出来，包括民艺与传统聚落规划及建筑系统、民艺与传统节日及生产习俗系统、民艺与传统礼仪及礼俗系统、民艺与民间信仰俗信系统、民艺与传统表演及娱乐系统、民艺与日常人伦的生活系统等等，其新的价值被广泛赋能于“场所景观”。传统民艺的体验性、工艺质地的温度感、场所文化的关联性以及环境历史的神秘感等价值，进一步被认识和发挥。在文化“景观化”的趋势下，民艺的赋能价值进一步凸显。
(三)“美好生活”的新消费观将激发民艺活力。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新消费观获得发展，单纯依靠商品的货币价值已经绠短汲深，物品体系的重新定位、创新、扩容与分类成为必然。以手工艺为例，可分为日用品、文创品、奢侈品和艺术品等类别，形成“金字塔”式结构的品类分布，分别对应不同的消费需求和创新需求。越往塔底，距离造物和文化存续的现场越近，本土意识和本原文化的意义越强，使用价值和普及价值越高，场所意义和群体参与度越高，群体性价值观和认同度也越高；越往塔尖，距离造物和文化存续的现场越远，国际意识和多元文化的碰撞性越强，美学价值和拥有价值越高，场所意义和群体参与的程度越弱，群体性价值观和认同度也就越差。随着新消费观发展，文化意义进一步凸显，民艺的日常审美、情感维系、礼俗内涵等将获得新的认识和发现，并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四)生活方式发展将延伸民艺的文化语义。传统民艺的符号语义获得开发与创新，成为当代工艺美学的一种趋势。其中，表层的符号语义主要汲取自然材料的形态、手工的质感等进行工艺的艺术化再造，涉及器物的造型、用料、质感等；还有汲取传统手工艺的图案、符号、技艺等进行再创作，表现为“大众化”“物质的审美化”创作与消费趋向。同时，深度的符号语义体现为“非物质的审美液化”与创作过程，是一种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美学趣味的融入，也许从表面看不出传统工艺的痕迹，但本质上是传统工艺“液化”为某种新艺术形态的过程，满足受众休闲、娱乐等目的。比如，传统花炮工艺与化学、文化、艺术的融合创新，其观念化、艺术化、美学化潜能得以释放，为工艺的传承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如果说“表层的符号语义”更倾向于“物性”层面的审美意义追求的话，那么，“深度的符号语义”则更切近“心性”层面的审美意义追求。此外，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在经历艺术的“审美泛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传统民艺融入当代观念、景观、生活方式，获得新的建构和发展。
(五)“可持续生计”的发展凸显民艺的民生价值。传统民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着力创造工作时间，提高工作能力，减少贫困，增强幸福感，增强发展的适应性和恢复力。其中包括实施“公平贸易”和“伦理消费”，强调交易的透明度、公平的价格、来源渠道的可追溯以及原创人的公平待遇，以及关注顾客消费意识、消费动机、消费行为等在公平贸易中表现出的团结性、责任感、环保性和利他性。发展公平贸易，保护艺人权益和作品原创，提高收入，实现脱贫致富，促进民艺传承，是一条维护可持续生计有效的扶贫之路。
(六)乡村振兴战略与民艺发展的机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一项重大机遇，必将催生一批新兴群体，汇聚一股新生力量，共同推动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复兴和发展。乡村文化振兴将重建包含民艺文化的“价值共同体”，比如带有场所共同价值的“乡土博物馆”“乡土景观群”“农业遗产带”“田园共同体”等文化设施将新建和复建；反映乡村耕读文化、乡情村史、乡土记忆、农民绘画、乡村活态生活、乡土主题等多样化的“乡土博物馆”将应运而生，具有识别价值的乡村聚落、民居住宅、田园风光等“乡土景观群”将受到重视，集物候节律、传统节日、农耕智慧、集市活动等与日常生产生活一体的“农业遗产带”将焕发活力。传统民艺融入其中，展现一方水土、社会、经济、人文等乡村风物和文化载体，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活力。同时，乡村振兴将实现民艺教育聚合体的兴盛，以双向流动和城乡资源共享，将促进民艺传承群体的崛起。此外，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将加速城乡民艺的线上与线下互动频率，拓展民艺传承发展渠道，并带动解决互联网时代民艺知识产权及从业者权益保护等现实问题。
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基础形态是乡村，民族共有的“文化根”和“价值池”在乡村，而以乡村传统工艺为典型代表的中华传统造物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恰恰是生成、传承、传播、教化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最广泛和最有效的方式。当前，城镇化进程给相对固化的社会形态、物理空间、人口结构、公众利益、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生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乡村的地域扩散与改造过程，非城市文化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全社会逐渐接受城市文化而挤出乡村原型文化的过程，以及多极化乡村文化场域免疫力逐渐被城市单极化力量降低的过程等等。民艺来自乡土、源自生活，它包含物态与人心，经历并透现社会变迁。植根社会历史与文化土壤，由现实的生活以及内在的精神世界去探求民艺发展变迁的构成因素和动因，不仅有助于开展民艺的抢救与保护，还将促进民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充满动力并回馈生活。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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