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这个概念，首先想到的是人类思维中信息内容的存储与使用的基本的心理过程。不过，记忆所存储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如何被组织整理的、这种记忆被保存的时间长短，却远远不是用人体自身能力和调节机制就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外部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个和社会、文化外部框架条件密切相关的问题。莫里斯·哈布瓦赫特别指出记忆有外部维度，指的是对物、风俗、仪式、交往、语言等的记忆，积淀在空间、时间、行为、身体和器物等具象中。它是鲜活的，需要借助人(主动性)和物(被动性)进行保存与保护，“等同于想到的”，也就是发生过的事情的知识体量，往往与传统发生联系。而“作为地域文化和情感体验的鲜活载体，通过世袭沉淀、凝聚，展演出地方所孕育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地方关怀和人文情感，具有突出的记忆表征和文化内敛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就包括在记忆外部维度中。当下，记忆的边缘在知识无限增长的过程中淹没，记忆的功能病态地膨胀，这种功能与对记忆失落的焦虑紧密相连。非遗的活态性本应具备一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当下条件和要求的基本素质，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不断蚕食、收缩、稀释、消解甚至自毁有关非遗的记忆，非遗的记忆面临着破碎、失忆等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搞清楚记忆视角下非遗的时间、空间与传承主体以及它们背后的意义，通过阐释时间、空间与传承主体，希冀为非遗保护与传承从记忆维度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谈到非遗的记忆，必然绕不开时间。当下的非遗的记忆夹杂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与臃肿不堪的过去之间，成了我们理解非遗的范畴。对这样一个信息不断膨胀的当下挤压着非遗的记忆，我们只有透过充满既成事实的过去才能把握。非遗中的时间，既是人生礼俗的时间，又是岁时节令的时间。前者强调记忆的存在性以及有效性节点，涉及到传承主体人生维度内与非遗产生联系的重要时刻，相对于个人生命历程来说，属于一次性时间。后者是记忆激发的促发节点，属于反复回归和规律性现时化时间。

先谈人生礼俗的时间。“文化遗产的形成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断裂所决定的”，非遗在记忆层面也经历着各种时间转折点的断裂，而这种断裂以诞生礼、百岁礼、成年礼、婚礼、建房礼、六十大寿礼、葬礼等一次性时间节点在“冷”与“热”的社会所显现，是人的生命历程层面的历时性时间。

以莱州市的省级非遗花饽饽制作技艺为例，麦作文化的衍生民间工艺品，造型极具胶东风味，形式多样，包括圣虫、月鼓、寿桃、枣饽饽、茧饽饽、巧饽饽等等。笔者发现它是目前莱州市非遗自我造血最好的一个项目，假设其它元素为定量，这里仅从花饽饽相关的时间节点上分析传承效果的根因。莱州人说到营造房屋，除了择吉日选良辰，还有最热闹也最重要的时刻，那就是房屋上梁、抛梁的时序，而这时会想起各种面制的肥猪拱门、狮子把门、面燕、圣虫等面塑。结婚的时候，双方家庭自然会想到要制作花饽饽作为互赠的形式，比如，男方给女方送发面做的二十个面桃，女方留下十个，然后回赠男方龙凤、鸳鸯、狮子、佛手、金鱼、蝴蝶等对数不等面塑。当小孩诞生百岁之时，莱州人多会想到去面塑艺人那里购置一批百岁子，举行隆重的过百岁仪式，目前这一仪式十分盛行。据老人回忆很早以前小孩参加科举时，还会制作面柿子，寓意“中试”之说。虽然人生礼俗涉及到的时间并不像年节周期性循环，却是绝大多数人生命维度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时间节点。回忆者通过人生维度上这些一次性时间枢纽启动了所传承的非遗回忆，进行时间索引式的叙事。这种时间记忆的共象是因为“意义、重要性、值得回忆性等存在于那些一次性时间，特别是例如骤变、变迁、发展和成长或者衰落、下降、恶化等之中”。记住这些一次性时间，指引了非遗相关意义、重要性事件与值得回忆的记忆。这种记忆术利于培养“只有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才会被回忆，而只有被回忆的过去才具有重要意义”的潜意识。而这种潜意识利于长久持续性地保护与传承非遗。

莱州花饽饽通过时间不仅回忆到人生礼俗有关的记忆。另一方面，在时间记忆上，还能想到十分明确的传统节日类非遗。传统节日类非遗的时间作用是通过回忆作用于节日时间之内的整合力，从时间轴上多个节日的时间节点(有的非遗集中于某一个节日)，借助后顾性记忆，把不共时的记忆拼合与建构到自我之中，去持续性地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具体化、现时化呈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现时化的时间元素在里面功不可没。说到春节，圣虫、枣饽饽、小饽饽成为整个年节的记忆关键词；正月十五，茧饽饽必不可少；二月二，打囤时会摆上圣虫；三月三，新媳妇回娘家需要带面燕；谈起七夕节，当地人自然而然地回忆起用饽饽磕(莱州当地人念ka)子磕制巧饽饽的场景；中秋节，人们会想到做月糕、月鼓，祭月赏月的场面等等，诸如此类。“伟大的日子唤起伟大的记忆。对某些时刻而言，光辉的记忆理所当然。”传统节日虽然谈不上“伟大”，但绝对是“光辉”的。它“是中国人生活情感和愿望的共同表达”，要么我们的年轻人已没有了“节日记忆”，要么我们的年轻人即使有“节日记忆”，已不纯粹。情人节涵化着七夕节，万圣节影响着中元节，圣诞节冲击着春节。我们的非遗，我们传统节日的记忆本已趋向淡漠，还经受着外来信息占据与分流着固有存量的记忆空间。于是，传统节日的时间节点回忆本身是承载文化习俗与情感的凝结性结构的一部分，通过周期性循环往复获得时代性位移从而再次辨认，使得不共时的传统节日记忆与当下频繁互动而常忆常新，从而被当做共同文化因素得到集体的认同。与此同时，非遗时间记忆稍纵即逝，记住非遗不仅靠正月初一、七月初七等众所周知的时间，还要给时间一些时间，即假日给了节日以时间，传统节日的时间节点需要人们花时间，花心思去回味、体悟。这也就是为何冯骥才先生要强调“节日不放假必然直接消解了节日文化，放假则是恢复节日传统的首要条件。”

综合考量，通过这些“共同栖居的、被垦殖、精确度量和控制的”人生礼俗与传统节日中的非遗时间，面塑在时间中以回忆的方式多次召回，在时间节点的助力、激活与维系下不断获得匡正、反刍与加强，此时时间是有意义的，有情感的，一定程度上强化、弥补与保鲜了非遗记忆。这种时间节点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强化力不仅超越了时间本身，也跨越了空间，即使是生活于外地的莱州人，在某一时间并不在原有生境，每逢春节、十五等时间节点，时间作为索引，亦会产生每逢佳节倍思“遗”的现象。这类人会购置一批花饽饽，这也是一些花饽饽作坊、工厂一部分营业额来自于旅居外地的本地人现象的原因。莱州花饽饽随着时间节点的关注成为记忆热点，花饽饽越受重视，社会的资源就越加倾靠，形成良性循环。

时间依靠“重复的压力”来强化我们的记忆。比如，莱州市市级东海神庙祭祀活动。自西汉以来，莱州市民众围绕着海神崇拜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海神文化。每年正月十八、四月初三、六月十三与十月初三村民会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这时的日子最初仅是代数意义上的空洞数字，依靠上千年的重复在当地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怀旧情结。东海神庙祭祀活动最初是帝王祭海的仪式，自秦皇、汉武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最后一次帝王祭海，共81次。由时间激发的祭海记忆被植入到声音、身体、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舞蹈、旋律和仪式行为中。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每次庆典内部的时间次序得到了确定，乐人演奏曲调的前后必须依照时序规定，连神前桌椅器皿摆放的时序都要按规矩来。与此同时，每次庆典都与之前的关联庆典联系到了一起。这样，每次庆典都依照着同样的时序来不断地重复自己，就像设计学领域二方连续的花纹总是以不断重复的图案呈现那样。东海祭祀仪式依托重复的指涉方式，定期回忆组织形式，从而重复着相关性的庆典，利于仪式本身构建统一体，提供规范性和定型性的行动指南，培养了仪式感。而且，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历史时间现时化为一个不共时的事件，并给予部分更新与替换，不仅仅一直遵循完全相同的规范进行，避免文化失宠。具体表现是，随着祭祀仪式逐渐演化成凝结性结构的一部分，对非遗时间记忆的回忆并未缺少机动性，表现在保持与模仿，同样表现在回忆与阐释上。民间对这四大海庙祭祀日子基于回忆基础上又进行新的阐释，“正月十八，海庙万树芽始发，春风百帆遍天涯；四月初三，春潮如烟，百鱼上滩；六月十三，求雨祭天，雷公闪电；十月初三，秋风肥蟹到海边，斜阳鱼虾满船归”。正是这种时间记忆在定型性与自主性的两极之间摆渡形成了现实层面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祭祀仪式作为时间记忆的组织形式有序地进行，巩固了认同知识的保护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认同的再生产。这种以时间来记住非遗的作用从其它方面皆有所表现。从地方上看，就可以解读为何会常常看到某某年画节，第五届某某打糍粑节等效仿盛行，从国家层面上，就明晰了为何要把本无意义的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的时间设置为自然与文化遗产日。

非遗的记忆要想被回忆召回，就需要一个拥有完整节点的时间模型，一个特定时间使其现时化。不管对非遗时间的记忆是具体或模糊，保护和传承非遗，就要记住非遗这些时间，维系、存储、丰满、激活非遗重要时间节点。“谁若还在今天期望明天，就要保护昨天，让它不致消失。”把这些“不合时宜”的时间以不断重复与现时化的方式激活、召回或强化非遗的指向性记忆，实现永恒的重演，成为引以为荣的时间。对非遗的时间记忆，以一种有时稍显模糊的热情眷恋着那些凝结着人民之灵魂的时刻，眷恋着那些浓缩和表达出集体意识的岁月。

时空关联是记忆的常量之一，总是在具体时空下去促发一些记忆结晶点。记忆在时间和空间搭建的框架或提供的线索中被唤醒，围绕着我及我的所属物展开非遗物化或扩展化。空间，作为一个中性的、去符号化的具有可替代性和可自由支配性的范畴。它是抽象化的数据堆砌与均质化的浅层体验，侧重实证，是人文主义失落的编码性符号。而“地点和物体定义了空间”，并且“地点和物体都是价值的中心”，因此，地点与物体相较于空间除了涵盖其物质性，还具备了非物质性。非遗所采用空间核心术语：文化场所“不仅是单纯的物质空间，而且承载了人们认知空间的历史、经验、情感、意义和符号”，所以，更契合地点与物体的概念与范畴，基于此，对非遗中的空间记忆本文遂采用对地点与物体的记忆。

地点是非遗记忆不断反刍化的重要枢纽点。虽然，地点如同时间一样，它“并不拥有内在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也即是说，地点本身可以成为记忆的重要助产士，是一个存放美好回忆和辉煌成就的档案馆，甚至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地点与非遗记忆的依托性关系，在现实中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地点所承载的记忆实则是地点中所生存的人的记忆，地点与非遗并不存在唯一的指向性。所有此时地点并不成为促成与助长非遗记忆的基石，并不助于根本上维系其生存发展。比如，笔者采访吕村年画传承人张同杰时，张师傅说过“后庄头绳割(念ga)的，南李纸扎的，吕村纸画的，城子埠做鞭的”，而目前只有吕村年画还依然活态传承，其它村落的标志性文化早已消失。这里地点对非遗记忆遗忘的阻碍裨益不大。其二，莱州人一说到麻渠村，首先会回忆那是制作大糖的地方，说到吕村就是年画，说到沙河镇就是草辫发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地点在某些非遗记忆维系上只能“锦上添花”却做不到“雪中送炭”。

即使这样，作为记住非遗的记忆核心要点——地点——用来从非遗记忆的地点回到回忆地点这一步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它一定程度上充当着非遗记忆的防腐剂，内含着灵活意识的束缚。而且，有的非遗与地点记忆息息相关，甚至至关重要。譬如，以莱州市民间文学类非遗为例，文峰山传说、望儿山传说、优游山下乾隆帝传说、卧牛石传说、神仙洞传说等。此时流动的记忆在此地表现出深厚的“恋地情结”，优于文本等一系列固化的储藏方式，贮藏记忆的特定地点成为非遗记忆最好的保鲜剂，稍纵即逝的语言的恒久保险单。地点记忆在记住非遗的强弱性来自于非遗本身的强弱性。非遗的“内在体验越是薄弱，它就越是需要外部支撑和存在的有形标志物，这一存在唯有通过这些标志物才能继续”。民间文学最初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而语言记忆仅凭个人的记忆力，本身就易出现混乱与遗忘的现象。这时，地点就充当了一个逝去的、脆弱的过去不容置疑的见证。地点记忆在文峰山、望儿山等抑或是感激的地点，抑或是崇敬的地点，发挥着独特的回忆功能。这种记忆术把一份扎根于特定地点的遗产重新从记忆的后台搬上舞台，通过对这方领土的执着思索、谈论与书写等方式，完成一系列追念性演出，呈现出此地沉淀着的精神、理智与情趣，重燃沉寂着的文明与思想，整理层叠着的过往与历史，为文峰山、望儿山等地注入一份特殊的价值，暗示着它的古老与意义，使其升值。对这些地点，甚至附会些标志性人物(如乾隆帝在优游山的传说，赵匡胤在莱州的传说等)的回忆，亦是把光辉的主题限定于土地这种独一无二的形象中，心境随着土地的深刻而深刻，非遗记忆走出不明确的地带，成就一个明确而鲜明的形象，由此引发人们对其地点的“深度体验”，强化了地方性认同，利于保护与传承非遗。

再说物体。民众的恋地情结里蕴含着与物质界的亲密关系，他们依赖于物质，同时也蕴含着物体本身作为记忆与永续希望的一种存在方式。人总是被或日常或具有更多私人意义的物所包围，这些物物化了诸如实用性、美观性与舒适性的地方性知识。它们反映着人自身，让他回忆起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知识体系等。于是，物体的记忆总是充当了迅速而决定性的流逝意识与对当下确切意义的焦虑的结合物。尤其是非遗中包含的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对它的记忆有形形色色的表现物，以最微不足道的遗迹、最细微的见证物，到最宏大、崇高的物体，从最庄严的到最简陋的皆而有之，赋予它潜在记忆性的荣誉。

这里以莱州市县级非遗平里店镇麻渠村大糖为例，说明物体的记忆对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作用。麻渠大糖是传统的糖果，出现于四五百年前，是麻渠人冬闲时节主要的生活来源，更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记忆。麻渠大糖口感酥软松脆，麦芽糖的醇香和芝麻粒的油香混合在一起，风味独特。麻渠大糖制作前后需要备料、发芽、研磨、搅拌、过滤、煮沸、沉淀、熬制、烫板、捧头、拔糖、搓挺、上气、上芝麻、拉盘子、撑圆、凉糖等十几道工序，每天从早上三点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左右，每人各守一摊，各负其责。

如此多的工序，如此长的制作时间，自然少不了繁多的工具。而这些工具，据笔者田野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面临着被迫更替。其一，麻渠大糖属于行商，早年间走街串巷，离不开叫卖张罗。最初是锣鼓，随着发展演变成了方言味道的吆喝声“大糖、大糖，麻渠大糖，又脆又甜，真香真好吃”。科技的进步，吆喝声录入了电音喇叭，循环播放，而如今城市文明建设的需要，麻渠大糖兜售时不能吆喝，只能噤声。其二，所有由松木、杨木材质制成的器皿皆要换成2.0mm晶钢材质的器皿，据多位制糖师傅反映，这种替换先不说制糖师傅能不能胜任，单单对大糖的精华——口味就是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材料的变更，带来火候的难以掌控，以及在熬制过程失去了原有木香的沁入，很难做出原有味道的大糖。其三，熬糖稀工具也变了，过去作头和二把刀(一种称谓，相当于糖坊主与副糖坊主)领着大家集体用木锨搅拌、翻转进行煎熬，如今木锨替换为电动搅拌机，这种替换是熟人社会的热火朝天替换为一位师傅依偎在机器旁落寞的独守。其四，燃烧材料因为林业局的介入，由最初的松木变成煤炭。而最近环境保护部门又提倡所有煤炭统一变成环保煤炭，不仅仅提高成本，而且火候难以掌握，这些都慢慢消解着本已风雨飘扬的麻渠大糖。除此之外，还有交通工具，碾磨工具、大糖本身等的替换。这些替换确实有些是为了非遗更好传承做出的改进，也取得一定的效果。而有的改良就是“新形势，旧传统”的大环境下，一种新的必然优于旧的思维对非遗进行的臆断。这才会出现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一些现代化、机械化的工具替代了传统的工具，反而传承效果大不如以前的现象。

从表层上看，流水线的批量作业、标准化的配置与冷冰冰的技术锻造出的等价事物替代了麻渠大糖的原始老物件。从记忆维度上看，无形中强化了传统衰微的潜意识，消解着制糖师傅对其手艺的情感，蚕食了物件背后的象征性。这种替换隔离了传承人与麻渠大糖十分脆弱、难以感知和描述的传统文化记忆的联系，切断了传承人与那些已经凋谢的镜像之间无法根除的切身眷恋感。而最终这种替代与切断会带走它所镶嵌于物体的麻渠大糖的记忆。由点及面，这里不仅指涉于麻渠大糖，在所有非遗的传统物体中，它们的印痕可能来自于那些令人敬畏的遥远的故事，它们的形制可能是祖先民间智慧适应自然的观念。每当传承人进行实践、表演、交流时，这些与传承人并置于一起的老物件会在回忆的力量下重新化成保护与传承非遗的注解。段义孚先生曾说过“某个人所拥有的物品是他人格的延伸，贬低了那些附属物的价值就等于削减了他的人生价值”。各种保护与传承口号与政策不断推行，基于合情合理合法的维度下进行改善、限制与替换，实则是改善、限制与替换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依恋的记忆。传承人所持有的物体，那些已经有了情感，有了意义的物体，就像一本古老家谱，里面有传承人的父亲、祖父与兄弟姐妹。如若不去保留这些传承人的物体，意识到记忆对传承人的重要性，保护与传承的口号越响，践行越多，反而愈发加剧传承人无能为力的悲鸣度，愈发营造传承人当下举目无“亲”的落寞感。这也就是制糖师傅孙聪彬为何说出这番感叹的原因，“就这么回事吧，爱吃赶紧吃把，这些老把式(伙计)干不动了，这些老家什儿(物件)都换了，三两年说不定麻渠大糖就真成了个念想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麻渠二村的孙师傅还说‘你真乐观，照着这也不要用，那也不敢使(的形势)，说不定明儿就没了’。唉！就是这么个形势。”

诚然，对非遗中时空关联的记忆重视与再认识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大有裨益，但对非遗记忆起到奠基作用的“记忆之所”实际上是传承主体———个体与集体。他或他们是非遗记忆的被动持有者也是主动激发者，充当过去的代言人和未来的传递者。随着不断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非遗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已丧失了原先所拥有的无可替代性与理所当然性，出现了诸多替代传统指涉的等价事物，镶嵌在记忆中的传统根基面临着覆写、消除、蚕食。要想对尚存于传统的余温、缄默的习俗和对先人的重复中的经验的记忆趋向自动消失、落寞、被尘封或遗忘的颓势得到缓解、摆脱，甚至扭转，从记忆视角上看，仅关注非遗中时空关联的记忆是不完整的、碎片的、断裂的以及不深刻的，对于非遗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再认识尤为必要。记忆的个体与集体层面，“从个人角度上看，记忆是一个聚合体，产生于个人对林林总总的群体记忆的分有，从群体的角度上看，记忆是一个分配问题，是群体在其内部，即在其成员中分配的一种知识”。个体作为一个容纳了不同团体、群体的集体记忆的场所，容纳了来自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以及个体与之每每独特的关联，表现出的个体与各种集体记忆之间独特的关联方式，个体与集体在记忆层面上相互共生。这里以非遗的个体记忆为例阐释非遗中传承主体的记忆。

非遗的个体记忆层面既可以作为记忆的主动激发者又可以作为被动持有者。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思想。’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辩护。”每一份个体的记忆，都是一份独一无二的人性档案。这份人性在非遗的每个传承人上表现为个人生活、情感经历、语言特性、心灵历程、个性心理、社会关系、身心状况乃至记忆方式等。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的记忆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同样重要，这也是为何会选定非遗传承人以及不同级别认定于记忆维度上的意义。它的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是对非遗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更加持久而深刻的保护与传承，保护与传承的方式也因个体记忆的深刻而铭刻着人本意识。

这里以莱州市县级非遗海草房苫盖技艺为例。海草房，是现存胶东半岛的稀世民居。海草房以山东的荣成、莱州居多，整栋房屋深褐色中带着灰白色调，墙体由青灰色的花岗岩和清水砖石垒砌而成，格子门，雕棂窗，极具地方特色。而莱州的海草房不同于荣成海草房敦厚而更加的精美，这种精美体现在做梢上。苫匠会将海草像屋山外面探出一截，披到山墙上，并将渔网盖到上边，屋梢与山墙连为一体，有鱼鳞梢、板凳面子梢等多种样式。屋梢与屋顶苫海草的地方留下一瓦宽的瓦沟，这样不仅雨水能顺瓦沟流下，最主要便于猫在瓦沟中走动，防止麻雀在海草边上啄窝损坏海草，因此，当地人称这种设计叫做“猫道”。再有区别体现为割檐，在苫屋前后檐上放置八九公分的小瓦，瓦头为滴水瓦，好的苫匠苫出来的瓦与海草相接的地方如快刀割过一般，样式美观、适用。苫房技艺的整个过程，必需经过“捋、压、拍、刷”四道工序，在四道工序中的操作中还要做到“实、匀、紧、平”缺一不可。所以，曾经的海草房是莱州沿海地区对家的一种记忆。可是当下，十年前连片的海草房聚落群，如今已然所剩不多。一部分或是屋主离世或是随儿女远居他乡，已是人去屋空，长久的不维护屋面背阴处会生长出一层绿色苔藓，伴有成簇的瓣尖红色的瓦松，俗称“山老婆指甲”，对其屋顶损毁严重，风雨飘摇；一部分是因为屋顶上的大叶藻(苫盖海草房的原材料)许久未维修有些地方已经残破，当地人在原有海草屋顶的基础上包上几层塑料膜继而喷上厚厚的水泥，最后再盖上一整块厚厚的苫布，做了退而求其次的维护，其实这种海草房外观已经破坏，也属名存实亡了；还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推倒重盖为新式红瓦房。

形成上述保护与传承窘境的原因多种，比如，近海养殖的出现，海洋环境的变化，导致作为海草房的大叶苔、二道苔等原材料已面临绝迹。而保护与传承最大的困难是随着苫草技艺后续无人，苫匠的年事已高，出现保护与传承断层，海草房变得岌岌可危。笔者最初拜访在籍的两位海草房苫盖的苫匠，其中一位笔者去的时候已离世多年，另一位也因为年事已高，听力退化，加之老人识字水平不高，使得无法交流。随后，又通过多方渠道和七八个依然有海草房存在的村子进行走访，发现目前对海草苫盖技艺依然能完整回忆的有朱流村苫匠史经伯、张发山，河套村苫匠王家辉，海庙于家村张景通等村民。而这些老苫匠或老居民通过笔者的调研，发现虽然已离开了原有的成长环境或改造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依然能够较为清晰地回忆起整个苫盖的过程、要点、实用工具、禁忌、海草房的变迁以及发源地等一系列问题。这里海草房的记忆不可抗拒地被历史所攫取，这使得人本身成为记忆的一个场所，一个随身携带着非遗的“记忆包”。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往往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回回忆，当有关的非遗进行解释时所必需的坐标不存在抑或无法符合当下需求时，隐藏在人的身体知识本身的记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个体记忆使得已经死去的遗物依然具有充满矛盾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是一种夹杂着归属感和疏离感的情绪塑造出来的。内在呼唤着外在，精神空间的私有在某个时刻转为相对的共有。

同样，我们通过对传承人个人记忆的了解，能形成一种换位思维。能让我们保护与传承者更多的了解到传承人真实心理构图。其一，实际了解后，发现这些老苫匠和老居民，相比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现代化住房的向往与认同，远抵消掉了世辈栖居于海草房的留念。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大势没有错，同样谁也不能剥夺活生生的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力，对其个人记忆的深刻认识与关切会让保护与传承政策与方法推行的更顺畅亲切、更真实全面、更落地化与更有温度。其二，会对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认识上更丰满。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如是说：“我关注每一个个体，因为我意识到了人的无限多样性，我要避免掩盖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的那种僵硬的分类法……”。其三，能抽离出一种崇高的榜样，通过媒体、不同行业、领域的人不断地去对吕村年画第七代市级传承人张同杰老师的采访与调查，张同杰老人重新焕发了对自己手艺的自信心与热情。张同杰艺人说。

你知道吗?没有你们这么多人不断地来关注，我早干不下去了，你们关注我，不一定就给我钱啊，给我东西啊，你们的关注就能让我更有干劲儿，不叫(叫意为：因为)你们，(我)早不画了，你说我儿女都有出息，我又不缺这三瓜儿两枣的卖画钱，(你们对我的关注，使得)我知道国家重视，国家都重视的东西，能错吗?那我只要能动能行，我就画下去，不能对不起国家的重视嘛，你说是不?

这种个人记忆的关怀，对于构建文化自信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日积月累地荡涤文化自轻的落寞心理，潜移默化地强化文化虔诚的内在结构，更大程度上强化了传承人去细心保存本就眷恋或捍卫着那些栖居于自身的记忆。对个人记忆的关注势头会无形中助力榜样的形成，而这种榜样的抽离使得手艺人成为文化名人，自身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满足，同样，也会形成一种引导与风向标。这也是传承主体为何在一定情境下是被动持有者的原由，成为记忆的促发源，手艺人关于手艺的个人记忆的内倾性因其榜样的荣誉起到如地点、物体等纪念碑的功用，被范围化的外倾，引导着、带动着一批新生力量。

综上所述，文化记忆附着在一些客观外化物上，而文化意义则以某些固定形式被包裹其中。非遗如果要被保护与传承好，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或是具体的人，或是具体的时间或是具体的空间，而保护与传承的效果往往与这些具体形式的含量成正相关。在记忆维度下，被经历的时间、被唤醒的空间与传承人(个体与集体)是非遗的指南与索引，同样，也会为当下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参考。当下，保护与传承良好的非遗，对时间、空间与传承人记忆维度的重视，会助益、匡正、稳固甚至创新保护与传承措施。至于，举步维艰的非遗项目，对非遗时间、空间与传承人记忆的关注不仅仅完成“临终关怀”，而且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传承方式。这种新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方式要求去记住隐藏在时间序列的行为和习惯的交往，隐藏在栖居生活的土地，隐藏在传承无声的物体，隐藏在集体或个体身体的知识与经验，继而深层次培养对时间、地方、物体与传承主体的情感、象征、功能的觉醒与决心。最终，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视角来保护与传承非遗，一种本能反射性的地方性学识。这会使得岌岌可危的非遗形成一种非常稳固的特性，甚至即使在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对立面依然保存下来，成为“与现实对立的回忆”，如临界语境中十年浩劫的文革。这些非遗时间、空间与传承人的记忆投影于现实中标志着非遗可感知、可控制、可预见，内倾性的理解引导着保护与传承的外倾向，意味着甄选、关切和个人对某些记忆内容的青睐。这些附加值使得对非遗的记忆成为文化记忆的一种系统的记忆链，形成一种秩序与规制，一个想象的记忆建筑物，一个思想的地形图。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去，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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