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野调查一直是神话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法。神话学田野调查在建构中国多民族神话信息数据、实现文献神话与口传神话互通互证、推进神话的整体认知与理论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通过以人类学研究方法为指导,提出神话学田野调查的方案设计中的定位要点、方案结构以及调研细节设计等问题。
关键词:神话学;田野调查;调查方案;调查方法
在神话学研究学术史上存在两大基本研究方法,一是以经典文献为主体的文本研究,另一种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实证性研究。神话作为人类早期形成的文化产品,具有古老性、复杂性和口头传承的特点,随着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神话的生存语境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许多神话演述也面临着人亡歌息的困境。因此,如何使神话这一人类不可再生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当今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活力和作用,以人类学研究方法为指导,从走向基层的实践层面上重新思考田野调查在神话学中的功能与作用,仍然是当今神话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神话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功能
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诸多学科包括神话学在内的民间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研究对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田野调查从不同的角度可分为多种类型,如“从调查内容划分,可分为综合调查、专题调查、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四类”。对神话学田野调查而言,根据这些不同的类型可以对应不同的调研目的,特别是针对中国各民族神话异常丰富的内容和多样性的表达形式,田野调查具有其他研究方法不可替代的功能。
(一)通过田野调查建构中国多民族神话信息数据
中国各民族神话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典型文类,不仅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而成的文化遗产和生存智慧。其民间性和区域性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大量的文化信息特别是符号性、象征性记忆均隐喻在神话的口头传统中,其表演性与受众参与互动则形成特定的活性文化形态,所以只有通过田野调查的再发现、再搜集与有目的的梳理,才会最终形成针对性的神话研究素材,搭建出神话学发展进程中由实践感知到学理实践的桥梁。
中国作为一个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在长期的发展中积淀出极其丰富的神话,由于历史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以往中国神话研究学术史中对汉族文献典籍神话重视程度较高,而对各民族民间活态神话搜集和研究却相对薄弱,因此通过必要的神话田野调查,不仅可以解决某些神话类型个案研究滞后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可以查遗补漏进一步充实现有的神话资源,进而建构出中国各民族神话数据库,这也是中国当代神话学学科建设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神话在当今数字化日趋影响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背景下,利用必要的田野调查获得的材料,有着比数字科技更加多元和实用的特点。如近几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布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第一期成果,内容涵盖了中国民族文学在内的各种文类数字化成果,共录入中国口头文学遗产资料4905本,8.878亿字,形成TIF、PDF、TXT三种数据格式,并制作了检索发布系统软件,其中神话、传说在1165000篇的总量数据中占据重要比例,成为重要的神话数据库,而这些神话的采集一般是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结果,在信息标注上大多记录了讲述者、翻译者、采集者、整理者以及采集时间、流传地区、神话民族属性等,这些信息数据为当今中国神话的全方位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毋庸讳言,神话数据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还应该借助于必要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验证其不同类型与不同运用,进而为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繁荣作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讨。这方面芬兰口头传统理论可以作为神话田野调查的经验借鉴。芬兰口头传统调研体系历经一个世纪不断完善,其口传文学档案库的建设、信息技术平台的架构依赖于该国民俗学研究初期开展的大量田野调查和基础资料搜集工作。有数据显示,这个仅有5百多万人口的国家,到上个世纪末约有3万名收集者或田野调查工作者对口传文化档案库的资料建设做出过贡献。这些田野调查是当今背景下建构特定地区和民族口头传统信息数据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基础。我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民间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文化大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形成了大量的口头神话,无论是生产方式、地区差异还是语言类型等方面都导致了神话内容、形式与传承渠道的多样性,如何全面梳理与把握这一不可回避的古老文化传统,无论是宏观性的田野调查还是个体的微观的田野调查,都将是建构中国多民族信息数据的有力支撑。
(二)通过田野调查实现文献神话与口传神话互通互证
所谓“文献神话”,人们通常理解为图书、期刊等各种出版物中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神话。当文字产生以后,有些民族往往把自己口头的神话用文字固定下来,或者文人通过搜集整理以及再创作形成相对精炼的书写叙事,文献神话具有神话内容相对稳定的特点;而“口传神话”则是指一些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神话作品全靠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相传。从中国各民族文字发展历史看,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共21个少数民族有本民族文字或借用其他文字,还有34个民族没有文字。不仅这些没有文字民族的神话需要口耳相传,即使有文字民族的神话也往往靠口传形式流传下来。这些民间口传的神话具有流传的不稳定性,其“活态”特点会导致分析研究中的许多困难。但文献神话与口传神话二者又不是完全孤立井水不犯河水,有时甚至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神话的真正生命力在民间,许多文献神话由于讲述语境的消失,会诱导研究者在意义判断的许多误读与误解,而民间口头神话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神话的现实实用性和神圣叙事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对印证神话在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功能非常重要,而且也可以佐证文献神话的产生与流传。与文字书写相比,民间口头传统历史悠久,受众人数众多,是更为广泛的文化传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大传统”,这种大传统有时会成为文献神话的试金石。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神话研究领域,不少“书斋学者”选择单纯通过书本和理论进行学术研究,这样得出的理论往往缺少客观实践的支撑,鲜有生命力。许多经历田野调查的学者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即原以为一些权威著作中的结论可以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论据,但通过实地调查常常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书上得来终觉浅,欲知此事须躬行”,另一方面“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只有原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环境才能使我们领悟特定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内涵与价值。以研究反映中国多民族关系的神话为例,我国56个民族平等共处、友好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如何论证长期以来民族间亲如手足的兄弟关系?如何正确对待神话叙事中涉及的多民族同源共祖现象?这些问题的阐释的深刻与否往往都可以在田野调查体验中有所体现。如关于民族溯源的神话作为人类完善自我生存诉求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典型表现,它承载着各民族之间交往关系或融合的历史,带有一定的民族共性。从这个意义上看,通过必要的田野工作进一步探讨多民族同源神话流传和接受情况,不仅可以洞察一个民族与其他多个民族具有共同的祖先的民族观,而且也是目前构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文化依据。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不仅会发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现实基础,而且还会发现许多民族由于地域或经济往来的关系,本身就存在多民族间的婚姻关系、复杂血缘关系,甚至不同民族间可以通过神话叙述的相同祖先关系解决土地所有权。因此,通过田野调查可以有效弥补文献神话记录的先天性不足,而通过田野资料的收集、纪录、整理和分析,溯源寻本,则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对已有文献神话的全面观察与深入思考,也是学者走出书斋汲取营养的曲径通幽之道。
(三)通过田野调查推进神话理论的认知与提升
神话研究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对特定神话领域的某些问题会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认知,但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虽然在该领域积累了海量文本资料,但这些资料缺乏时效性和不可考性,难以应对民间发生的文化变化。于是开展一些与时俱进的田野调查就成为弥补这一短板的有效方式。神话学田野调查主要是研究者根据项目需求或自身理论研究的实际需要,对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的神话进行实地观察,对相关民族神话传统进行深入的调查、采集,再经过整理分析和系统探究,完成神话理性的再升华。从学科特征上讲,田野调查不仅是一种表象式的探究,更是一种事物表象与本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遵循事物认识及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种辩证唯物论螺旋上升的知行统一同样会在民间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前人成熟的理论作引导,但必须在具体实践中验证这种理论的科学性,防止生搬硬套。例如研究祖先崇拜与动物图腾之间的关系时,有的研究者认为华夏民族是熊图腾而不是龙图腾,有的研究者认为蒙古族的图腾是苍狼白鹿,有的研究者根据鄂伦春族神话中有熊变成鄂伦春人的叙述就认为目前仍保留着这种原始思维,等等。事实上如果通过田野调查就会发现古老的神话传统与当今民间文化信仰已经发生了神话母题的表意“迁移”,特别是在人类传统社会生活中,构成“图腾”身份认同的方式可以由区域性共同生活环境、语言使用的民族性、宗教信仰的同一性、社会记忆的历史性等多层次特点所组成,同样在观念阐释时也应注意,民族是动态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关于民族的构成也往往是动态的多支系的,那么从民族身份的认知理论而言,中华民族以龙图腾主体,同时也可以出现熊、狼、犬、鹿等不同的图腾形象,而对当今民族的田野调查也会发现,有些民族对“熊”“犬”等名称有所避讳,这也从某一方面体现出神话语境发生变化的特点。总之,只有坚持“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尝一尝”的做法,做好田野调查,才能最终找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更明智的做法应为怀有批判的眼光去调研,又在调研的基础上反思固有的理论,进而实现民间文化理论认知与升华。
此外,进行神话学田野调查的本身,也是神话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神话作为人类早期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和反映世界过程中产生时间早流传范围广的文化产品,是人类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总则”中第二条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既然神话属于非物质文化,那么就会具有抽象、理性的特点,而这种抽象与理性并不是不可捉摸,相反,神话只有与民间传承语境、民间仪式、民俗活动等结合起来,才会形神并现。由于绝大多数神话的生存土壤在民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以及文化标准化、旅游资源同质化、大众传媒娱乐化等文化消费形式的不断冲击,各民族时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统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不计其数的古老神话传统正面临消亡的边缘。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稍瞬即逝的文化瑰宝,只有依靠田野调查加强实地挖掘和跟踪调研,才有助于将神话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二、神话学田野调查的方案设计
田野调查不仅是一项基础科研活动,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的锻炼与提高的过程。一般而言,田野调查的基本结构可分为准备阶段、初始阶段、现场调查阶段、撰写研究报告阶段以及补充调查阶段或后期追踪调查等若干环节和步骤。对其特定的环节与结构通过设计调查方案加以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一)准确定位田野调查方案的设计要点
田野调查方案设计前首先要做好心理准备和必要的信息准备,针对自己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信息搜集、梳理与选择。不同的研究目的或研究问题都会导致调研方法的相应调整,在此只对田野调查方案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做些示例性探讨。
田野调查问题与对象的确定取决于研究项目或课题自身的需求,在调查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方面,要保持与研究本身的一致性,其中调查地点的确定与调查路线拟定又以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为前提,而调查对象的选择则需要尽可能具体地查阅被调查对象的所有信息材料,包括性别、年龄、民族、传承经历、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个人作品、性格爱好以及具体联系方式,能与之衔接的介绍人、翻译者等,特别是对该调研对象以往的神话讲述情况与所讲述的作品的数量、质量与文化影响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有时还需要考虑是否需要进行跟踪调查,或者针对相关联神话的多个讲述人并联或串联调查。在此基础上大致确定调查时间的长短与调研路线,同时还要在方案中据此设计调研人员或调查小组的构成,经费计划的预算、地方支持的渠道、具体调查方法的使用,包括调查问卷、资料准备、工具准备等。
田野调查方案的设计要点可以使用“调查提纲”方式来呈现。调查提纲作为调查方案的总纲领和调研内容的主体导向,对田野调查具体工作的实施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其设计要尽可能做到重点突出,具有可操作性。如调研小组选择某个民族的当代神话传承为选题,在拟定设计调研提纲时,就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通过调研组查阅已有的文献或资料,把握本调研选项的意义与必要性,避免重复调研。2.对目前该类神话调研价值进行必要的评估和分析,确定调研中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并作出相应的描述。3.根据课题经费与调研时间合理选择调研的民族、地点以及具体采访对象,并对采访对象的相关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建立好格式统一的神话讲述人个人档案,包括如何筛选以往已有的个人信息和本次调研需要增补的新信息等,以保证实际调研时的效果。4.与神话调研中有关联的其他信息的分析,如当地经济与文化状况,与被调研神话讲述人有关的其他艺人的比较等等。5.具体调研方法的选择,如采用问卷的方法,则要尽可能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考虑不同被调研者的年龄、性别、类型、受教育情况、对问卷的理解是否存在障碍等问题,力求问卷覆盖面的完整性和统计结果的符合概率实证性。6.调研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预测,特别是对民族政策、特定民族风俗习惯等要有充分的了解,为了做好调研必须做好与被调研者的前期沟通,保证调研者与被调研者双方能够良好互动。同时,还要考虑采取什么方法作为与被采访人沟通情感的切入点、资料让渡书的合理签订以及资料公开双方知情权的告知等。7.各环节责任人的调研分工、调研报告的完成时间,以确保良好的调研效果。
一些研究者在首次接触田野调查工作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际困难,往往会因为头绪过多而抓不住重点,有时甚至难以捕获到预期信息。这样就更需要研究者有目的地预先了解相关的田野调查方法,在内容丰富而环节复杂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做好前期的工作预测和日程安排,提高自己的协调能力;通过适应艰苦的调查环境,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通过选择采访目标以及与被参访人交流,提高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通过对考察资料的全面分析,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等等。同时,还要适当了解掌握人类学、民族学、传播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宗教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知识,尽可能多地充实自己的背景知识,提高田野调查中的灵活应对能力,最大限度地捕捉有效信息。
(二)精心论证调查方案的基本结构
鉴于不同神话类型田野调查的共通性与差异性,调查方案的基本结构只能是一个带有指导性的原则。其基本结构可以大致梳理如下:
田野调查方案设定的各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些环节在实际调研中会有所调整或反复,有些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加以增加或取舍。如拟定调研提纲时包含了调查对象的筛选、调查点选择、调查主题设定、调查对象选择、调查提纲拟定等,而实地调查与调查提纲撰写环节中则可以对原来拟定的调查目的、调查内容、甚至方法措施等进行相应的调整与修改。当然,上述结构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更加细致的环节。如“调研主题的设定”一项,至少可以再分为查阅以往相关调研资料、分析调研主题的文化价值、了解被调研者文化身份、确定调研中结论生成的要点以及调研组成员的观察分工等若干子环节。在确定田野调查的目的、方法、过程和结果方面,前期准备工作中的方案结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设计和实践好这一系列环节,才能最大程度地把调查的点与面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和考察空间。以尹虎彬研究员的《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为例,可以作为在合理设定调研主题的基础上准确分解调研对象的示范,该项目通过对对河北易县、涞水民间后土崇拜与口头叙事传统的个案研究,选择了当地的后土神庙、音乐会、佛事会及其仪式等为调研对象,并将这几类对象具体化,如将后土信仰的地方传统的调研划分为村落、庙宇和庙会,洪崖山后土皇帝庙,历史事件与村落叙事三个更为具体的个案。在此基础上针对庙祭传统的调研则划分出四个环节,即:1.后山朝顶的历史记忆。2.女神带来的庙会经济。3.被香火烧烤的洪崖山景区。4.现代消费文化对庙会的消弭等若干单元。在这种层次性设计的前提下,对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察点进行细化,如针对与后土崇拜的民族音乐学的乐社志,则在实地调查中细化出更为细致的调研节点,如乐社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功能、民间仪式音乐的传统曲库、乐师的习艺经历和代际传承的歌相应的调研对象等。以此为线索对调研对象做出深入思考与分析,由此发现了后土在季节性重复出现的神灵祭祀仪式中处于中心地位,并得出后土崇拜是一种含有音乐仪式和神话成分的民间信仰活动的结论,进而阐释了整个河北地区民间后土祭祀发生、发展与传承的规则。这一方法对其他类型的神话调研也是很好的借鉴。
特定神话调查结构的分解与合理安排会为调研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具体调研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正原有的设计,特别是发现新问题时,应立即联系原来设计的调研计划中,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与完善。在田野调查结果的处理上,也应注意做好成果的最大化延伸,如通过调研报告解决调研中对整个过程的理论思考,而调研中形成的大量的素材性录音、文字、图片、视频等材料分门别类地做好数字化处理,并按国家数字化规范,尽量做好相关信息的无损耗著录,进而形成相关民间文化类型的数字化平台或数据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客观信息支持。
(三)田野调查方案设计要关注调研细节
一个完善而细致的调查方案会对整个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神话田野调查与其他学科调查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由于其一般是关注神话讲述人的实际演述和语境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简单的量化统计数字呈现调研结果,因此除了注重语言交流的真实可靠之外,还有特别关注调研中细节的变化,特别是要积极思考调研中的各种可能性,善于从复杂交错的若干事象中辨析出自己要获得的东西,并通过经验性预测或必要的集体研讨进一步完善方案。如调研不同地区神话的当今传承与语境变迁,就要全面分析哪些因素是影响当今少数民族神话传承的主要问题,并结合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理论,分析当今民间生产生活中哪些文化现象与神话传承有关,当今的民族地区大量务工人员进城是否与神话传承有关,民俗与民间祭祀仪式的改变是否与神话传承有关,新的传媒手段的普及是否与神话传承有关,等等,并在这些不同的假设中选出一些实地调研中要解决的问题。
在调查方案的细节处理方面,还应该积极借鉴类似调研的成功经验。以某些民族丧葬中蕴含的神话叙事调研为例,丧葬作为神话的重要载体之一,在程序严格仪式繁缛的葬礼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葬礼上每个仪式、每个过程都往往需要神话来解读。因此,在设计调查方案时,就要对丧葬仪式中的神话元素进行必要的分解,设定调研中神话母题链连接的各种可能性,据此对丧葬仪式进行细致全面的考察与记录。如林耀华、胡庆钧、徐益棠、庄学本等对20世纪40年代凉山彝族丧礼葬俗调查。1.死亡后的情形。罗罗家人断气之后,一家团聚举哀,亲戚、邻居、朋友、奴隶都来吊奠,送牛送酒。2.尸体的整理。洗尸整发,换上新衣服首饰,相聚哭吊,共相宴饮。3.毕摩择吉日选定火葬时间。4.焚尸过程与仪式。焚尸必在清早太阳未出时进行。抬尸滑竿中间横木男子九根,女子七根,由白夷娃子四人抬到屋外,另一娃子牵着一匹带鞍的马为前导,抬入焚尸场。焚尸时木柴的四个方向同时点着火把。规定焚尸者为年老贫贱的白夷,常人皆不愿作此举动。焚烧完毕,大家相聚团食,并尽量喝酒。在焚尸的同时,请毕摩作死者的灵牌。5.焚尸禁忌。焚毕死尸,家人全体避于屋外,只留一人带领毕摩关门户,在屋内到处用筛子作法,筛送鬼魂,以净家宅。6.尸骨的埋葬。焚烧后的尸灰有时埋入土中,有时撒散丛林中没有人烟的地方。7.丧葬善后事宜。彝族的灵牌在作白或作道场之后即可取消,不象汉族供奉祖先灵位,累代崇拜。这些看似繁缛的调查环节都有更为详尽的细节记录,如第4项中关于灵牌作法的记录是“用木棒一根长约五寸,两面剖开,中凿小孔,谓之灵屋。笔母在烧尸坟上取一小竹根,以初笋为宜,截成竹片,用三月间剪下的羊毛将竹片用棉线扎起,男九扎,女七扎。此即代表灵魂。”如果从神话学研究的需要看,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与神话母题和神话的民俗化有关,可以考察出当时凉山彝族的万物有灵信仰与人的灵魂的不灭,也从特定角度验证了诸如彝族大量神话史诗以及《指路经》之类的丧葬经典深厚的现实土壤,而作为丧葬仪式支撑的神话中关于尸体腐烂禁忌、祖先灵魂信仰等母题则成为人类日常行为规则的教科书。由此可见,神话学田野调查同样是一项细致的科学研究,只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才能最有效地发现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丰富文化内涵。走下民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正是田野调查的神话学研究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无论是探讨神话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功能,还是进行具体田野调查的方案设计,都必须遵循一个“统一性”原则,即做到目的和方法的统一、整体和局部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当代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社会人文学科研究手段日趋丰富的背景下,神话学的研究视野亟待进一步拓展,田野调查的功能势必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在田野调查中需要不断增加资料的信息量和附加值,积极建构出神话的信息数据,包括神话的口传信息、文献信息、文物信息、民俗信息等,关注口传神话与文献神话、不同区域的神话、不同讲述人的不同神话文本的神话综合信息,进而推进神话的整体认知与理论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不断验证和改进原设计方案,在田野调查中积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与思考中,实现由表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的理论升华,进而形成相对稳定且行之有效的田野调查模式。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贺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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