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19年第2期

对于民间叙事生长机制的关注，一直伴随着民间叙事学研究的脚步。从阿尔奈-汤普森叙事类型研究、普罗普故事形态研究到口头程式理论对于叙事传统的关注，民间叙事的稳定性与变异性一直是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近年来，从刘魁立民间叙事“生命树”概念出发，施爱东关于故事“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的提法、陈泳超“传说动力学”对于地方社会微观权力关系的关注；康丽对于故事形态与文化文本互构关系的阐发；岳永逸对于民间叙事当下生态的关注等等文章从不同层面阐发，将民间叙事内在机制研究推向当下的现实维度。在民间叙事的当下应用方面，较为典型的则包括：杨利慧及其学生关于民俗旅游的系列讨论文章，这些文章从具体案例出发，关注到当下旅游业对民间叙事资源的创造性应用，及其与当地社区的互动关系；毛巧晖对民间叙事中民族国家话语、文化精英等元素对于文本重构现象的关注；林继富等学者对于民间叙事传播媒介的关注等等。大量的研究已经将目光聚焦到了民间叙事传承、变化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民间叙事发生情境、内在本源探索其在当下作为的思考，仍可继续深入。为讨论上述问题，笔者将通过对绍兴师爷故事在当下城市发展中活化运用的案例考察，结合民间叙事内在逻辑进行解读并提出考量，希望能在学理上为此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思路。

绍兴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杭州湾南岸。不同于多数传统民间故事根植的乡土空间，绍兴是一个文脉深厚的传统城市。于越文明自先秦便萌芽于兹。此后，绍兴又在历代文明的逐层累积中形成了颇具特质的地方传统：明清二代，读书与经商代替了“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成为绍兴多数男子的职业选择，明代袁宏道便曾评价当时的绍兴城中“士比鲫鱼多”。由于通过科举制度得以晋升的人才有限，不少读书人成为各地府衙中的幕僚，专门为官员整理文书、出谋划策。来自绍兴的幕僚位数众多，且出于亲情乡谊喜欢抱团共事，“绍兴师爷”的声名遂逐渐响亮，古民谚中便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民众对知识和智慧的普遍追求为师爷故事在绍兴的生长提供了基础。师爷故事通常以名不见经传的绍兴刑名师爷为原型、以他们的为幕经历为基础，叙述他们施展智慧与才学，在百姓与官僚之间调停斡旋、解决纠纷。由于师爷群体基数庞大，故事中的师爷形象也是多种多样、亦庄亦谐，既有为民请命、巧解疑难的好师爷典范，也有通过手中的文字权力混淆黑白的恶讼师形象。清代昂孙《网庐漫墨》中便有“绍兴师爷之魔力，遂足以颠倒官僚”之说；鲁迅描摹的“二丑”形象：“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亦有坏师爷的影子。绍兴师爷由此被称为“刀笔吏”。历经百年的师爷文化使师爷故事在不断流转中形成集群，成为绍兴地域文化传统的构成部分，并逐渐演化成类型化的叙事特征：金荣华所编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类型编码“920F巧言避讳”、“926A-U孩子到底是谁的（所罗门式的判决）”两个大类，便囊括了当下大部分师爷故事的情节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良好的文化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使绍兴的文化人较早地将目光聚焦到对于故事资源的保护、开发与活化之中。2007年，“绍兴师爷故事”入选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故事传承保护的讨论被进一步提上日程：面对不断发展的城市空间，老街、弄堂等承载故事的传统场所在绍兴已经不复多见；城市发展涌入的农村人口与外来移民，增加着绍兴人口的异质性。从传统的市井熟人社区到异质性较高的现代城市社区，绍兴师爷故事也面临着如何通过对接、调整与更新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的问题。

作为口头传统表现形式的历史风物往往成为民众记忆与情感的容器；对其的修复与保护，也是故事传承保护的重要环节。绍兴师爷故事的叙事便是以明清实际存在过的师爷群体为依托，因而不少故事中的师爷形象、故事情节，在绍兴仍然有迹可循。

安昌镇位于绍兴市柯桥区西北端，水陆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素有“碧水贯街千万居，彩虹跨河十七桥”之誉，是浙江省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镇（1991年），亦是远近闻名的师爷故里，就晚清时期便出了30余名师爷。古朴秀丽的古镇风情引起了安昌镇民众与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共同关注，对于古镇的修缮自20世纪90年代业已开始。而今，古镇原有住户与部分通过镇政府租赁整合的店铺，使古镇的业态已然颇具规模，具有地方特色的腊肠、酱鸭、扯白糖、木器制作店铺与民居错乱于古街两岸，乌篷船往来于河道，软糯的越剧声声，勾连着古镇民众的过往与当下。

对于师爷文化的发掘与展示，成为安昌镇景观呈现的一个亮点。绍兴师爷博物馆始建于2000年，随着文化资源的进一步积聚，又于2018年11月得以重新修缮。当下的博物馆坐落于安昌古街西端，主要依托清末师爷娄心田的故居修葺而成。简朴的绍式台门之内，是一座三进的幽深庭院。进门的过道中，首先以雕花木板详细介绍师爷“尽心尽言”、 “立品洁身”、“仁恕求生”、“不合则去”的为品行。馆中前厅斯干堂前正中塑有一尊二米高的绍兴师爷铜像。师爷身着长衫、手握折扇，一副昂头赶路的模样，寓意师爷正为衣食奔走。前厅东间为刑名师爷展室，除简要的文字介绍之外，又以木偶模型的形式展示县太爷升堂问案，刑名师爷隐于屏风之后听审协理的场景。其余几个厅堂，分不同朝代列举了师爷发展历史，及师爷群体在绍兴兴起的缘由。文字介绍之外，馆中还陈有笔墨、算盘、书桌、书橱等文房用具；《洗冤录》、《大清律例》、《六部轩尺牍》等明清断案的法律条文；师爷遗留的蝇头小楷等手稿。

以师爷故里为依托，安昌镇中民众十分乐于分享师爷故事，对于师爷故事的叙事往往穿插于镇子的船头巷尾、茶余饭后：年逾古稀的绍兴故事家吴传来、马元泉等人，自青年时代便常至安昌搜集故事，至今，他们仍不时出现在安昌镇中，在与民众闲谈的过程中共享故事中的师爷智趣；2013年以来，当地安昌镇中心小学的孩子，每年都会在古镇举办的 “安昌镇腊月风情节”中以古镇小师爷的身份说故事、当导游，一展风采。而今的师爷博物馆更是来自绍兴及各地书画、曲艺、文艺界文化人采风的绝好来处。在发源之地安昌，师爷故事如绍兴陈酿般历久弥香，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各方来客。

叙事情节依托文化景观的呈现，成为故事资源在当下活化的重要路径。“空间是被实践的地方”，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安昌古镇呈现出一种具有深厚底蕴又充满活力的地方性：对于生活其中的民众而言，它引导着他们参与到传统的生产与传承过程之中。在此空间中，“叙事性和主体性互为表里,与身份认同( identity) 相互建构又相互限制”，居民的“社会和主体性身份”正是在景观化的日常实践中得以呈现；而居民的日常实践，又转而增益着社区景观的地方性。两者相互建构，共同彰显着现代社区中的地方文化特性。对于外来的观赏者而言，它又作为风景，“可被认为是与一个地方首次认知上的相遇，和对它的空间矢量的领悟”：通过外来游客与本地居民、与文化景观的互动过程，以情境为叙事主体的安昌古镇成为一种地方文化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媒介、一种地方传统的整体呈现。

而今，不少文化景观的开发俨然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商业运作。粗劣的商业制作使这些景观不仅脱离了当地居民生活的实际，也使置身其中的观赏者有着千人一面的虚假感。安昌古镇这类文化景观的展示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而是融合了一地固有的、特有的传说逸闻和生活文化，彰显着当地民众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与精神追求，在当下尤为难得。陈勤建曾以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生活场”来定义这一具有人文关怀的空间场域。从“生活场”出发，也意味着对于民间故事的传承与保护不应脱离民众的生活环境，而应在不断流动的生活世界中，在“人化的自然风光、人造的物态文化、人为的非物态文化”构成的文化整体中进行传承。以“非物态”为主要呈现方式的民间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与该地域中的“物态文化”相互联系，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传统与生活空间相互作用。立足于此，景观化的民间叙事方能真正在与“人”的日常沟通、与“物”的相互作用中，呈现为更为丰满的文化景观。

在重修文化景观的基础上，师爷故事的传承最终还是应当落地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指向其对于社区民众的现实价值。类型化的日常叙事赋予了师爷群体富于智慧、能言善辩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亦成为师爷故事在当下绍兴活化的基础。在安昌镇中心小学，学校老师自2013年开始便集中开设“我是古镇小师爷”校本课程。小学生们在课堂学习、走访老人、做小导游的行动过程中，逐渐重新认识了地域文化。

▲安昌镇小学《我是古镇小师爷》课程部分内容

学校组织的系列活动使得师爷形象所秉持的智慧和学识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得到了活化。通过系列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学会了向外界叙述师爷故事，更习得了如何使自身成为富有知识和智慧的“新师爷”，从而更深层次地去内化、践行和创新师爷文化。

从安昌出发，绍兴又在全市范围内对师爷故事的演述活动作了进一步推进：早在非遗活动兴起以前，绍兴电视台便有“师爷说新闻”栏目，主持“师爷”每期会以平民文化人的身份、以方言形式对时事新闻、民生轶事进行评述；栏目组又不定期举办过两次“寻找新师爷”方言故事比赛。2011年以来，绍兴市非遗中心对接各区县非遗中心、市教育局每年举办一次“绍兴师爷讲故事”方言故事比赛，为中小学生和广大故事爱好者提供了展述平台，包括师爷故事在内的大量地方故事被收集、发现和重新讲述。譬如2018年故事比赛少儿组一等奖得主、来自秀水小学的张迦铁演述《泡饭传说》之时，身着长衫、手持折扇，先以一段方言快板开场：“绍兴城里鼎鼎有名的早餐是水泡饭，白雪雪、香喷喷、水漉漉，不一般……”；继而又在方言演述的过程中，借助壶与碗等生活道具模拟演绎宋代金兵南侵之时，赵构南逃至绍兴，靠绍兴老人供给的一碗水泡饭充饥续命的故事。综而言之，当下演绎的“师爷”形象与传统的师爷已经有着较大的不同，但相同的是“绍兴师爷”所彰显的地方文化人身份。而这一形象背后所承载的，是对于智慧和口才的重视与锤炼。正是这种不断的锤炼，使当下文化人呈现的“师爷”形象和以“师爷”之口承载的方言故事，共同构建着绍兴的地方传统。“绍兴师爷”也从叙事母题转而成为活态的叙事过程。

随着当下民众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通过多种方式动员起民众的故事传承兴趣成为可能。上述传承实践中，文化人便是通过复活绍兴传统中师爷形象，让民众以“师爷”的身份来说新闻、做导游、讲故事，故事的叙事主体与叙事对象遂合二而一。而传承人群长期的行为实践，又使绍兴师爷故事从地域性的“安昌故事”逐渐转变成为共融于整个绍兴的城市故事；继而以“绍兴故事”的形式对外展示，成为绍兴居民和外来民众共享的地方叙事，进一步培育着民众对绍兴的认同感。如今，“师爷”不仅成为绍兴地方文化的象征，更进一步成为当下绍兴文化人群的象征；外界民众对于“绍兴师爷”的良莠不齐的原有印象，也通过叙事主体的实践过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笔者以“行为叙事”将绍兴师爷故事的活化实践区别于“主要通过言语（或文字）为媒介”进行的传统民间叙事，主要强调其在当下的叙事实践乃是传承人群“以语言文字为辅助工具，而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来进行的叙事”。

以民众行为过程进行的师爷故事叙事，又进一步增强着故事的可共享性。传统民间故事的演述过程便往往不仅针对熟悉的人群，也针对陌生的听众，它“不仅要把熟人纳入‘我们’，更要把陌生人纳入‘我们’。讲述人不仅称熟人为‘你’，更在心里把陌生人称为‘你’”；将演述对象作为“和我一样的伙伴或人格”。师爷故事面向当下的行为叙事，正是与绍兴师爷相关的文化因子在城市社区中不断被激活、可共享性不断延展的过程：通过长时期的行为叙事，师爷故事的传承不仅调动起了社区原住民的传承动力，也使之具有感染外来移民、游客和更大生活区间的力量。如今，我们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促进着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但也存在着因强调 “族群‘独特’属性与‘特殊’认同”而激发冲突的潜在危险。而非遗视域下的社区概念，原本便具有“非固定性”、“非均质性”的特点，其包容能力——亦即“指涉范围”的弹性与人的交流实践息息相关。对于民间故事可共享性的培育，实则是将熟悉的、陌生的受众一视同仁为“平等的身份与人格”，进而调动起社区群体共有的人文关怀，实现异质群体之间的对话、理解与互助。通过多样的行为叙事带动故事传承的社区活力，不仅是构建城市内部认同感的法则，也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成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异质文化对话的窗口。

随着旧城改造的进程，绍兴城中原先供市民集聚的弄堂、台门等场所愈来愈少，民众们通过口头叙事、集体传承的故事讲述很多时候难以为继。但叙事情境、叙事方式的变化并不代表故事的消亡。民间文学的传承原本便是一种“核心传承”：即在传承、流播的过程中既保持其核心情节内容，又不断增益和发展的过程。绍兴师爷故事曾经在民众口头的大量流传，便成为其在现代传媒语境中再生产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根植民间的师爷故事很快被激活，并演化成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师爷故事为题材的故事集、连环画、电视剧、地方曲艺不断涌现。2018年5月，新编绍剧《绍兴师爷》面世，成为师爷故事与舞台、屏幕对接的又一佳作。我们可以该剧中的一个案例来观照绍兴师爷故事在不同艺术表现形式中的对接与融合机制。

“巧还官印”和“吞字求生”本是师爷故事中两个广为流传的情节。在新编绍剧《绍兴师爷》后半段，剧作者便将上述两个情节进行了组合编排，其梗概如下：

浙江巡抚莫太山官印被盗，到绍兴请早年辞幕归乡的师爷骆涛帮忙。骆涛感于老东家恩义，出计使衙门监印房失火，监守自盗的驻防将军既负有求火之责，无奈将官印奉还，以尽自己的职守。乾隆听闻此事，有意召骆涛进京。骆涛在睡梦中灵魂出窍，深感自身根基尚浅，更适合在地方为幕。遂装病不出，被乾隆识破。乾隆小惩大诫，令莫太山设抓阄之局，在两个阄中均写“死”字。骆涛将其中一阄吞入腹中，因另一阄中书有“死”字得以解困。为嘉奖骆涛辅助地方治理之功，乾隆特赐“遮荫侯”之匾。

与传统的师爷故事相比，当下绍剧中的师爷故事情节被编排得更为饱满：其叙事不再费笔描摹绍兴师爷的群像，而是以主人公骆涛为幕的生涯为主线，串联起最具典型性的故事情节，将师爷的典型特征聚焦于骆涛身上。比如在莫太山请骆涛出山帮助破案的环节，二人有如下一段对白：

骆：这些年我虽隐居宅院，但扪心自问，当年初入幕道，莫大人带我辗转官场，虽说案牒劳形，日夜昏忙，倒也苦有所值，其乐融融。其乐融融，怎么偏偏又离开了呢？

莫（坐地，懊悔状）：都怪我老莫，想用三年为奴契约，套牢你师爷，结果伤了师爷的自尊，弄巧成拙、一拍两散。

骆：不不不，要怪，也要怪在下年少轻狂。

莫：不不不，要怪也要怪我老莫妄自尊大。

……

莫：这些年，身边师爷走马灯一般换了七、八个，总不如骆师爷得心应手，肝胆相照。这十年来，公案堆积、民事纷纷，这次面对强梁，我莫太山定要请你骆涛出山哪——（莫太山作揖，骆涛扶起，与莫太山双手紧握）

幕后唱：一个深揖暖离愁，容颜虽改情依旧。

结合唱腔设计、舞台表现的演绎，将师爷为幕的傲骨与忠诚、艰辛与欢愉，东家的诚恳与悔意，以及师爷与东家之间的默契与情义尽数呈现，师爷形象也显得血肉丰满。

再譬如，“梦魂出窍”一节作为骆涛装病辞官之因，在剧中具有重要的衔接作用。经主创人员反复编排，最终运用绍剧中独有的“男吊”技艺加深表演力度：通过演员在舞台中被白绫反复地吊起与跌落，凸显师爷虽渴望独步青云，但忧惧“没有根基、怎能长久”的矛盾心理。进而更为整体地塑造了一个不贪权贵、扎根为民的师爷形象。

综而言之，绍剧和师爷故事定位绍兴、面向全国的受众基础决定着其当下的创编的自由度必须基于相对固定的地方传统与体裁传统之上。新编绍剧《绍兴师爷》即是一方面彰显着曲艺表现之长，另一方面又扎根于民间叙事的体裁传统：师爷故事的核心情节被完整地保留和运用；师爷形象的整体设定，仍然是通过智谋解困厄、增谐趣的文人典型。

当下，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民间文学与现代城市生活对接的必要工具。传媒技术的运用不仅接续、拓展着故事的传承空间，同时也以新的方式、新的阐释框架构架叙事，更新着故事在当下的文化意涵。通过现代传媒呈现的师爷故事，一方面消解了其中良莠不齐的、粗鄙的戏谑，并增益着新的谐趣，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其他体裁之长处，其意义指向着民众当下的生活趣味与审美期待。

“一个区域内的各种表演文本样式之间都有内在联系与共同之处”，民间文学的传承、演变原本便是立足于民众的文化整体和生活实际，而非仅限于某一体裁。而今，大众传媒等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叙事的呈现，提供着更多的表述视角和阐发空间，也使得“许多领域里日常生活不再是灰蒙蒙的一团”，日常文化中的审美元素在逐渐进入民众的欣赏视野，并促使着民众愈加自觉地在生活中寻找审美体验。因此，民间故事基于当下的活化运用更应当是一种“核心对接”，即在“核心传承”的基础上对接新的体裁和传播媒体，对接更广阔的人群和更多样的文化。培育民间叙事“核心对接”的能力，既是通过不同体裁共同呈现一类民间故事的魅力，又是以一类故事为基础培育民众当下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文化，为整体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诚如师爷故事的活化所呈现的那样，实现“核心对接”,民间故事需要在传递叙事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融汇地方文化中的艺术性与审美性；需要让现代的表述融入民众参与、传播、共享的生活过程中，为民众的生活发挥作用。惟其如此，方能使民间故事真正成为现代生活的构成部分。

“民众在表演和传播民间文学时，是在经历一个独特的生活，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活动”，诚然，在传统社会，民间故事的传承往往作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存在。但是师爷介于平民与官僚之间的中介作用、师爷故事为底层民众与文士阶层共有的中介属性，决定着它的传承并非全然是民众不自觉的生活过程：师爷故事的叙述往往伴随着传统文人智慧的缓慢融入、民众知识水平的普及与提高，进而成为一种传承主体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智趣传递。可以说，师爷故事的传承过程，既是民众的生活过程，又是民众人文传统、人文精神的培育过程。而在技术文明不断发展的当下，我们以传统的师爷故事对接现代生活，则是对传统生活中固有的智慧、乐趣的再度发现和自觉运用。通过上述举措，当下的绍兴文化人一方面潜移默化地以传统的智慧培育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城市的发展中注入着更具地方个性的人文精神，为城市打开着与异质文明对话的窗口。

进而言之，科技的发展正不断重构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民间文学产生于民众传统的生活过程、承载着民众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追求，在现代民众生活中正可以发挥维系情感交流、重建生活娱乐的纽带作用。反观民间文学的传承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本身便“是一种行为,是以体裁行事的实践”，只不过在以往，“我们每一个人都首先生活在自然态度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我们对这个世界首先具有的不是理论兴趣，而是具有突出的实践兴趣”：通常民众不仅通过讲故事、唱歌谣记录历史和生活，而且通过实践过程以言行事，不自知地表达、参与和实现着自身的愿望诉求。而今，现代技术的施展正不断拓展着我们的时间、空间视域，并“潜在地使一直存在的东西变成可用的和现实的东西”，使更多种民间文学的实践成为可能。在当代语境中，这些“以自然而然的方式渗透民间世界的技术给民间世界带来的不是终结，而是改变。”可以说，我们通过情境叙事、行为叙事和活化演绎等手段对师爷故事进行表述，实则正是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复活和彰显其以言行事的行为能力。进而在民众知识水平、行为能力不断提高的当下语境中，培育作为民间文学承载主体的民众对于日常生活有意识的组织能力、促成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自觉追求。通过现代的方式承载、表述和活化民间文学的意涵，应当成为民间文学传承不可或缺的构成环节。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拓展阅读

128.新青年 | 元伟：论古代白犬书写的文化内涵 ——以史志、笔记小说等为中心

127.新青年 | 张卓：穿越三界的神鸟：鸡俗信与民间叙事

126.新青年 | 马千里：丰富版本与功能，提升我国非遗名录的社会效应

125.新青年 | 蒋帅：地名叙事的去污名化实践 ——基于“盗泉”地名历史记忆的考察

124.新青年 | 沈婉婷：昆仑龙脉观念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