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白犬书写的文化内涵

——以史志、笔记小说等为中心

元伟

白犬，本指白色的犬。但在古代文献书写中，这一物象有着复杂的意义指向。总体来看，它主要表现为两种文化功能：一是用以祈福辟邪；二是象征怪异。从历代的史志和笔记小说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有关白犬较早的记载是祭祀。《山海经·南山经》载：“凡南次三山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表明先民曾用白犬和精米祭祀山神，借以祈福。这一点，在出土文献中也得到佐证。宫哲兵《唯道论：质疑中国哲学史“唯物”“唯心”体系》在论述“楚简中的行神”时，转引包山楚简：

包山楚简第233简：“举祷行一白犬、酒食。”

包山楚简第219简：“赛祷行一白犬。”

包山楚简第211简：“举祷室、行一白犬、酒食。”

包山楚简第208简：“赛于行一白犬、酒食。”[1](P39)

这表明先秦楚人祭祀行神的祭品主要是白犬和酒食。

在汉代，祭神或祖先仍有“祠白犬”之俗，《风俗通义卷八·祀典》“杀狗磔邑四门”一则，引《太史公记》：“秦德公始杀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又引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先后冬至各五日，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认为“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也。”[2](P378)魏晋时期仍有以白犬祭神的风俗，如南朝陶弘景《真诰》卷七载：“有一白犬，俗家以许祷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盗烹之？’土地神言：‘许长史教之使尔，不言小人盗自尔也。’宻寻之，尔在宇下而不觉𣿯，方有此，此亦足以为一病。宜慎。”[3](P88)晋干宝《搜神记》卷二载，汉代时“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灵女庙，击筑，奏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乃巫俗也。”[4](P24)又卷三记载会稽严卿为乡人魏序占卜，曰不可东行，如果必行，可以白雄狗禳之。[4](P40)

此外，古人用“丹鸡白犬”祭祀也很常见。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篇就有以丹鸡白犬祭山风俗的记载：“欲求芝草……带灵宝符，牵白犬。抱白鸡，以白盐一斗，及开山符檄，著大石上，执吴唐草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5](P183)《中国诗歌通史》也提到越地的祭祀风俗：“依俗于大树下封土为坛，以一白犬、一丹鸡、三鸡子设祭，名之为木下鸡，对天盟誓，并祝此辞。”[6](P71)清人陶梁《感事》诗有云：“丹鸡白犬辞空费，第一干城仗义民。”其中的丹鸡白犬也是用来盟誓或祭祀的。

古代辽国契丹人有以白犬祭日月的习俗，契丹人崇信天狗，希望趋避妖邪。羌族有吊狗祭山的传统（三种祭山会的一种），人们用粮食换取祭祀所需的白狗。南宋范成大《揽辔录》也记述了北方杀白犬以祭祀的活动：“甲戌过台城镇……三十里至邯郸县。墙外居民以长竿磔白犬，自尻洞其首；别一竿，缚茅、浸酒揭于上。云女真人用以祭天禳病。”[7](P3)

由于白犬常用于祭祀，于是出现了祭坛白犬的故事。《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引郭颁《魏晋世语》：“郊天坛下有白狗，髙三尺，光色鲜明，恒卧。见人则去。”宋马廷鸾撰《碧梧玩芳集》卷十八《记饶娥庙记》：“祠之初建也，有白犬伏神座下，依依终日。投之鱼肉，不食，啮灰而去，不知所之。岂异！”[8]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八“社坛犬”载，王贲之遇见一白衣男子“变成一犬，转社坛巷而不见”，于是王“嗟异而行”。[9](P1443)这些故事本身已带有怪异色彩，实际也是白犬象征怪异内涵的一个表现。

或许因为白犬祈禳可以祓除不祥，一些僧道方士也豢养白犬来辟邪，助力修行。最有名的例子是魏伯阳成仙故事，葛洪《神仙传》记载，修道者魏伯阳养有一白狗，后用白狗试药来检验其弟子诚心，心诚者升仙而去。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四鼎山”条下引《郡国志》云：“即白狗仙人得道处，又魏伯阳以白犬试丹处。”便是引用此典故。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四十七引《太平御览》：“陶弘景云：裴眞君好养白犬白鸡，犬名白灵，鸡名白精，学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10](P1054)以及清人王琦注李太白诗，于《送范山人归太山》之“鲁客抱白鹤”下注引《抱朴子》中以白鸡白犬求芝草的记载，又引《续博物志》卷七曰：“陶隐居云：‘学道之士，居山宜养白犬、白鸡，可以辟邪。’”[11](P833)都是指此。古诗也常以白犬咏修道之士，晚唐姚合《哭砚山孙道士》云：“可怜白犬子，闲吠远行人。”贾岛《送道者》有云：“此行无弟子，白犬自相随。”僧诗中也常见白犬物象，如唐灵一法师《妙乐观》诗云：“自言家处在东坡，白犬相随邀我过。”《题王乔观傅道士所居》云：“自言住处在东坡，白犬相随邀我过。”《望简寂观》：“青嶂青溪直复斜，白鸡白犬到人家。仙人住在最髙处，向晚春泉流白花。”《宿王尊师隐居》：“树影白犬吠猨声，一磬山院静千灯。”《送隠者归罗浮》：“春山杳杳日迟迟，路入云峰白犬随。”等等，可见白犬常为修道者所养。

由于白犬可以祈福辟邪，古人便将此原理运用在医学上，将白犬用作药引。《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述异记》曰：“宋元嘉中，石茉度家有黄狗生白雄子，……后茉度病辄危困，医为处方，汤须白狗肺。市索卒不能得，乃杀所养白狗，以汤供其用。”[12](P1639-1640)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七载：“又方：烧白狗粪，焦作末，酒服。”卷十六：“右七味为末，蜜丸绵裹内鼻中，密封塞，勿令气泄。丸如大麻子稍加，微觉小痛，姜为丸，即愈。用白狗胆汁和之，更佳。”唐王焘《外台秘要方》也多引白犬入药，如“白狗乳汁，酒服之”之类，高文柱《校注》附录引《肘后方》：“疗风狂丧心。取葶苈一升，捣三千杵，取白狗倒悬之，以杖杖血出，盛取，以和葶苈末，丸如麻子大，一丸，三服取瘥。”[13](P985)明朱橚等编《普济方》卷五十：“取除日自拔白，以鳖脂涂之；又，猪狗胆涂之；又，白狗乳亦涂。” [14]李时珍《本草纲目》常以白狗为药引，如用白犬乳汁涂抹水龟脂肪，服食可去白发。清鲍相璈《验方新编》“须发部”有“拔白转黑”一方：“狗胆汁涂之。或白犬、青犬皆妙。”[15](P36)明江瓘《名医类案》卷八记载了虞恒德为妇人治病的药方，“命杀狗，取其心血及胆汁，丸安神定志之药，以八物汤吞下” [16](P243)。等等，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唐代以来采白犬入药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了。

白犬的文化功能从祭祀祈福到豢养辟邪，再到进入药理，大体上是在祈福辟邪、趋吉避凶这一意义指向上的渐变。祭神是沟通神人的一种方式，为古人所重视，作为祭品的白犬有着消灾将福的功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深入人心，白犬祈福辟邪功能的适用对象也开始向日常生活拓展。它不再局限于祭祀的范围，也开始用于其他具有消灾避邪、保佑平安之心理诉求的人类活动。从上文的例子看，僧道方士修行要借助白犬来辟邪，古人患病也借助白犬消灾祈福的功能来祛除疾厄、保佑安康，将白犬的身体器官制成药引，都体现了祈福辟邪这一文化功能或观念的转移和拓展。进一步说，祭祀背后的天人感应观念、道教修炼观念以及古代医学之阴阳五行和八纲辨证理论，都体现了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白犬这一物象与“怪异”发生联系，大概是从古丧礼开始的。从“三礼”（主要是《仪礼》）的记载看，白狗皮常用作古代丧车的饰物。《仪礼·既夕礼》载：“主人乘恶车，白狗幦。”又云：“贰车白狗摄服，其他皆如乘车。”《仪礼注疏》于“白狗幦”下注：“未成豪狗幦覆笭也。”贾疏认为，由于丧车无饰，要借用“犬之白”，故用白狗幦来覆笭。“贰车白狗摄服”，贰车即随从副车，白狗摄服，即以白狗皮缘其边。”此二句，杨天宇《仪礼译注》译为：“主人出行乘丧车，车轼上覆以白狗皮”，“主人和主妇随从车上盛兵器的箙也是用白狗皮做的。”[17](P396、397)《周礼•春官宗伯下》也记载：“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䄙，尾櫜，疏饰。”林尹注译：“犬䄙：孙诒让云‘䄙’盖‘幎’之别体，亦作冪。按：䄙为覆于车笭之幕，以白犬皮为之。”[18](P280)从“三礼”及相关注解看，“恶车”指古代的丧车；用白犬皮作车饰，主要是为了用它的白色；考虑到白犬常被古人用以祭祀，或许也有借此祈福、祓除不祥的意图。

然而，由于白犬与丧事联系在一起，丧事属于凶事，后世便常常将白犬与凶征联系起来。后世人们对“丧车之象”极为恐惧，认为是灾祸的征兆。如《搜神记》卷七记载：

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向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异其形，皆以白篾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晋之祸征也。

昔魏武军中，无故作白帢。此缟素凶丧之征也。……其后二年，永嘉之乱，四海分崩，下人悲难，无颜以生焉。[4](P93、104)

干宝以为，“皆以白篾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晋之祸征也”；魏武军“无故作白帢”是“缟素凶丧之征”，后皆显验。值得注意的是，古丧车的素篾正是用白犬皮所做，说明时人已经视与白犬有关的丧车之象为不祥。笔者以为，白犬用作丧车之饰或许就是其象征怪异的滥觞。

汉代谶纬神学流行，谈论祸福休咎成为一时风气。在史志的谶纬叙事中，白犬常被视为灾异的征兆，预示着祸事的发生。最有名的例子是昌邑王刘贺见白犬戴冠事。《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七中之上，下中之上载：

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 [19](P231)

班固认为，刘贺见白犬戴冠而无尾，是其日后被废的征兆。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梁萧绎《金楼子》和晋干宝《搜神记》也都引述此事，将其谶纬色彩演绎到了极致。如《唐开元占经》“犬戴冠”曰：

京房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汉书·五行志》曰：“昌邑王贺为王时，见白犬冠方出，冠而无尾。此服妖，示犬祸。龚遂曰：‘天戒在君也。贺既废，死不得置后，犬无尾征也。’”[20]

这种动辄引用京房《易传》、言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言说方式，正是典型的谶纬叙事。在谶纬叙事下，“见白犬必有灾咎”的模式逐渐固定下来。

魏晋时期，依旧流传着人遇白犬而遭祸的说法。在一些术士和相士的传记中，时常会看到类似的变怪谶应之谈。比如应璩见白犬而后死去的故事。《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九载：

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㑹客三十余人，文帝问己年寿，又令徧相众宾。……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歘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㑹，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21](P808、809)

朱建平为应璩相面，认为他六十二岁当死，前兆就是“独见一白狗”。《晋书》亦作如是载。《宋书·五行志》：“魏侍中应璩在直庐，欻见一白狗，问众人，无见者，踰年卒。近犬祸也”。[12](P922)后世记载此事者不胜枚举，《清御定骈字类编》在解释“白狗”时，还专门引用了应璩事例。应璩之事俨然已成为“犬祸”故事的范本。

类似的故事，《晋书·郭璞传》也有记载： 

冰令郭璞筮其后嗣。卦成曰：“卿诸子并富贵盛然，有白龙者，凶征至矣。”后冰子蕴为广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来。其妾秘爱之，不令藴知。狗转长大，藴入，见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长而弱，异于常狗。藴甚怪之，将出共视，在众人前忽失所在。藴慨然曰：“殆白龙乎？庾氏祸至矣！”[23](P1910)

郭璞善相术，庾冰便请他为子嗣卜卦。郭璞说，等遇到“白龙”的时候，祸事就近了。后来庾冰之子庾蕴的妾房内出现“白狗子”，这就是庾氏的祸兆。明人陈禹谟著《骈志》时亦引述此事，命名为“白狗子为庾氏凶征”。同样的事还见于《太平寰宇记》，说的是孙无终家宅中地裂，见到二白狗儿，后来被桓温所害。

《晋书•王敦传》记载王敦梦白犬啮而死去之事，认为白犬是祸兆：“初，敦始病，梦白犬自天而下啮之，又见刁协乘轺车导从，瞋目令左右执之。俄而敦死，年五十九。” [23](P2565)再如晋人王彪之遇白犬之事。《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三都引述了《幽明录》的这件事，《太平广记》载：

晋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竒厄，自今以去，当日见白狗。若能东行出千里，三年，然后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行装，将往㑹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萧然都尽。过三年乃归，复还先斋住。忽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从吾，故来庆汝。汝自今以后，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24](P2538)

王彪之母亲告诫他，倘若见到白狗便有灾厄，须远出方能避开。《广记》卷三百二十五也引述《述异记》的薄绍之故事，其中也有白狗为怪的情节。《十六国春秋》《还冤志》《太平广记》《说郛》都记载了麹俭复仇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一百十九“麹俭”：

前凉张天锡元年，西域校尉张颀杀麹俭。俭临死，具言取之。后颀偶见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颀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暴卒。（出《还冤记》）[24](P52)

张颀因私怨杀曲俭，死前曾见白狗，后来暴亡。此外，《梁书·河东王纪》也记载，河东王萧誉见白犬从城而出，随即城池陷落。可见，“见白犬必有灾咎”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普遍认识了。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宗教观念的昌炽和广泛影响，以及谈风盛行，志怪小说取得了繁荣和进步，灵魂不死、轮回报应、鬼神显验、肉体飞升等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25](P267)，鬼怪精魅成为志怪小说描写的重要内容。白犬象征怪异这一文化现象，这时又有新的表现。一方面，白犬象征怪异的属性，使其很容易进入鬼怪精魅故事，并在故事中与人发生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由于白犬常给人带来厄运，进入精怪叙事后，在“物老成精”和“鬼魅害人”等观念驱使下，人对其态度渐渐由恐惧转向对抗，甚至不遗余力地将其消灭。

一些志怪小说描写了人与白犬打斗落败，而后殒命的情节。如《搜神后记》卷七所载王仲文见白犬事：

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缑氏县北。得休，因晩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大怖，与奴共击之，不胜而走。告家人，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不知所在。月余，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家，伏地俱死。[26](P835)

大体来看，这则故事仍属于“见白犬而有灾咎”一类。但与前文所述白犬故事相比，王仲文所见白犬能够幻化人形，并显示神通，表明其受到了时兴的精怪叙事的影响。

在另一些志怪小说中，白犬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复杂，矛盾冲突也进一步加剧。如常见的“白犬祟人”故事类型：白犬迷惑独居女子与其交合，后被发现、打死。《搜神记》卷十八载： 

北平田琰居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宻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恠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鬼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着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4](P226)

由于田琰在外守丧，白狗便变作他的样子去惑淫妻子，最终被打杀。白犬怪被杀死，体现了人与鬼怪精魅关系的对立，实际反映了古人对精怪的认知观念。古人认为“物老成精”，而精怪则对人有害，因为鬼怪精魅会迷惑人，人与其交接会损伤阳气，致得“魅病”，如《太平广记》卷六十一《成公智琼》引《神女赋》序云：“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24](P380)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古人对白犬有了一些朴素的经验判断，如《稗海》本《搜神记》卷二的王子珍故事，末云：“故云：‘鸡不三年，犬不六载；白鸡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唐吴融《沃焦山赋》（《御定历代赋汇》卷二十二）也说：“物以白犬、白鸡媚人。”后世的“白犬祟人”故事中，白犬在多数情况下被打杀，实际是这类观念的延续。如唐代小说集《潇湘录》中的《杜修己》记载，杜修己妻与家养一白犬私通，后白犬因被杀而跑走。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载有一则“白犬化人”故事：

浦城县有一家，兄弟凡两人皆他出。兄先归，次夜拟弟归，忽兄妮见有一白犬自外至，整束衣巾便成人形，至造其弟房内。弟妇自谓夫归，时已中夜，即与就枕。妮以所见告其主，谓犬化形，窗外密觑，正在床中。知为人觉，复化成犬，自窗跳出，将妮面咬块肉而去。至今留痕，人义犬残称之。[27](P254-256)

故事中的白犬咬人后逃去，体现了人与犬的对立关系。

明代以后，“白犬为怪”、“白犬祟人”事件也频频出现。一些志怪小说记述了遇见白犬而恐惧、甚至有性命之忧的事件，如祝允明《祝子志怪录》卷五的《钱六娘》和《申屠巫》。《申屠巫》说的是一位巫师夜行被白犬跟随，“心知为怪而不能却”，后来白犬变成白衣妇女走进了祭坛，他便赶紧跑回家了。《钱六娘》记载，京妓钱溜儿夏夜常见到一只白狗，她母亲以为是她的幻觉，可到第二天钱溜儿就因故淹死了。还有“白犬祟人”之事，《祝子志怪录》也记有三则：卷一《白犬怪》记述少年子被白犬怪迷惑得病，其家人在道士协助下杖杀白犬，子疾随瘥；卷三《乡人妾》讲述乡人之妾被假冒乡人的白犬怪迷惑，后白犬怪被格杀；卷三《狗奸》记录了一件因犬奸引发人命的公案故事：

往年，京师有一民远出，其妻独久，淫想甚炽。家惟有一牡犬，妇乃恒裸露以诱之。犬犹不动，又以脂膏涂体，狗迤逦渐近之，遂恒与交。既而夫归，方与妇同寝，狗突入房，就床啮之，去其人阴丸，遂死。

邻坊不能知，第以闻于官。官召问妇，妇力讳之。官不能决，淹系良久。后新任一士来，试谓妇曰：“此狗奸也，我知之矣。汝不可讳。”妇乃惊服。故犬犹在，系之来，命裸妇以近狗，狗即从而奸之，与人不异。遂毙狗而置妇于法。[28](P562)

其中的白犬和女子被残忍处死。此事后被《百家公案》、《聊斋志异》和《梵天庐丛录》改编，《百家公案》据此写成第十七回“伸黄仁冤斩白犬”，其中的白犬被凌迟示众，犯事女子被流放三千里。[29](P51-53)《聊斋志异》据此写成《犬奸》，其中白犬和女子都被凌迟处死。[30](P49-50)近人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则据此作《人犬交奇案》，其中的白犬和民妇都被按律斩杀。[31](P508-509)

稍晚于祝允明的陆粲，其《庚巳编》的《犬精》记录了一次连环案件的侦破过程，其中假冒乡民的白犬精被扑杀，另一位涉事的妻子自缢而死。[32](P103)明人王兆云《白醉琐言》有《邓氏白犬》一篇，也记载白犬精祟人事。《坚瓠广集》卷六转引：

疡医邓橘泉，与刘某居相对。邓有白犬，畜之年久。万历庚子冬，刘氏一婢出外。为邓犬衔其裙，即觉昏迷。少顷，犬变为人，头带孝巾，身衣白与婢交。往来不能禁。其夫与邓言之，邓锁其犬，婢即无所感。放之，婢被迷如前矣。[33](P1751)

邓家白犬结局虽未说明，但不出意外也会被杀掉。文末说“凡物纯白者，年久多成精，即白鸡白鼠，亦无不然”，正是对“白犬易成精成怪”的补充说明。

伴随着佛教的兴盛，因果报应、阴司地狱之谈也成为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由于白犬常被视作怪异、祸兆，一些小说便借用它来施行果报或者道德教化。最有名的例子，是不孝儿媳变作白狗头的故事。《天中记》卷五十七引述唐《冥报记》“为羮食姑”曰：

隋炀帝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蚯蚓为羮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一脔以示儿。儿还，欲送妇诣县。未及，忽然雷雨，乃失其妇。少顷从空而落，身衣如故，易为白狗头，语言不异。因问其故，答云：“以不孝姑，天神所罚。”[34]

此故事还见于《太平御览》和《记纂渊海》，只不过《太平御览》转引唐窦维鋈《广五行记》时，误把报应施在了儿子身上。这一故事借“易头为白狗头”来惩治不孝儿媳，说明白狗确实常被古人视为不祥之物。

到了宋代，野史笔记中仍可见到“见白犬必有灾咎”的谶应变怪故事，偶尔也裹挟着因果报应之说。如《夷坚志》支志乙卷七“临江二异”：

临江军相传有二怪。……其一省仓内白犬，不知其几何时，凡见之者必有灾咎。……是时，景韦兄在职。未几，钱以人言，韦为曹使所劾，同日罢从侄榉为清江尉，暂摄録曹。入仓支马谷，羣卒忽向厫稽叩连拜。惊问之，曰：“白犬正在堆上望外而立。”出视之，果然，亦为致敬。榉数月卒于官。[9](P847)

景榉见白犬，后数月而卒。《夷坚志》支志乙卷八的“陈李冤对”，也提到白犬象征凶事。李氏、陈氏打官司，陈氏死在狱中。后来，一只白犬在驱赶下跑进李家屋子，忽然不见了。这时，陈氏托梦给家人说大仇得报。不久，陈家长子越界进入李家的山林，被李家打死。于是李氏入狱，不久死去，正好是在当年陈氏绝命处。白犬的出现，预示了李氏的下场。[9](P854)

总的来看，白犬象征怪异这一文化现象，经过汉代谶纬叙事的发挥而广泛流布，后又进入志怪小说的精怪叙事，在后世形成了谶纬叙事与精怪叙事等并存的故事形态和“见白犬必有灾咎”的言说方式。白犬象征怪异的观念与谶纬叙事、精怪叙事的融合是相互的，影响的方式也是复杂的、潜移默化的。

除了祈福辟邪、象征怪异两种主要文化功能外，白犬还有其他含义，计主要有：

一、盘瓠传说与图腾崇拜。盘瓠娶帝女的传说流传很广，《汉书》《搜神记》等都有记载，其中盘瓠是半人半犬的形象。有学者据《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认为白犬即盘瓠，是犬戎族的始祖，白犬亦为其族之图腾。关于这些，韩伯泉《畲族家世神话盘瓠“龙麒”与“白犬”考释》有详细考证[35]。通常我们提到古代的白犬，都会想到盘瓠。但笔者认为盘瓠传说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传说故事，并非白犬的主要文化蕴含。

二、“白狗”“白狗形”也见于佛家用语。如《御定韵府拾遗》载：“《菩萨处胎经》：释迦摩尼佛说他轮回中做白狗，其尸骨堆积如须弥山。”[36]《法苑珠林》卷三十一载：“吾从无数劫，往来生死道。舍身复受身，不离胞胎法。计我所经历，记一不说余。纯作白狗形，积骨亿须弥。以利针地种，无不值我体。何况杂色狗，其数不可量。吾故摄其心，不贪着放逸。”[37](P730)此处“白狗”即释迦牟尼佛的轮回化身，是相对于杂色狗而言，比喻心无挂碍。在一些宣扬佛家思想的小说中，白犬有时会作为善报出现。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七转引《报应记》的于李回故事。于李回被狐狸精诱惑而迷路，在念诵《金刚经》下得到了白犬的引导，得以回到家中。

三、国名或地名。两《唐书》、《通鉴》多有白狗、白狗羌、白狗君、白狗汶港等记载，实为当时的国名或地名。

四、芍药别名。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七一载：“《本草经》云：‘芍药一名白犬，生山谷及中岳。’昔有猎者，见白犬入地中，掘得一草根携归植之。明年开花，乃芍药也。故谓芍药为白犬。”[38]

这些义项都显得复杂和碎片化，不够系统。

通过文章梳理，我们基本理清了白犬在古代文化中的基本内涵及在各个时期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文献大多是古代史志和笔记小说，虽然笔记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所记人事的真实性常常是靠不住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的思想文化观念却是可以通过讨论、辨析来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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