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刘建波，男，彝族，云南楚雄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间文艺学、神话学。本文以《边疆文艺》（1956—1966）刊发的作品为中心，一方面，梳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历史、搜集整理问题讨论情况，并分析它们的特点；另一方面，重点研究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并进一步探讨其对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

《边疆文艺》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学术史重勘（1956—1966）

刘建波

引言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是中国民间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边疆文艺》作为见证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繁荣发展景观的刊物，刊发大量搜集整理作品，并较早开展“发掘整理民间文学遗产的讨论”，及时回应全国性话题，形成具有云南特色和现实意义的文学话语。但其长期以来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1949—1966年，民间文学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文学领域接驳、实践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作为民间文学的实践形式，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创办民族文学刊物、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开展搜集整理问题讨论等，成为当时国家主导性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界延续延安解放区的文艺政策，民间文学被视为民族文化遗产。在新型国家话语背景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组织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边疆文艺》较早开展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讨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讨论，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以《边疆文艺》（1956—1966）刊发的作品为中心，一方面，梳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历史、搜集整理问题讨论情况，并分析它们的特点；另一方面，重点研究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并进一步探讨其对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

《边疆文艺》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期间，作为参与和见证了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讨论的重要刊物，既为搜集整理问题讨论提供了契机和平台，也推动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边疆文艺》由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主办，创刊于1956年1月，1966年6月停刊，为月刊，共出版126期，主编黄铁，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该刊主要发表云南各地搜集整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各类体裁的作家作品及部分评论文章、美术作品等。

《创刊词》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表述:

《边疆文艺》，就要着重地反映祖国边疆云南各族人民的现实斗争生活，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日益蓬勃发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规模和面貌。《边疆文艺》除了选刊反映各族人民现实斗争的各种文学作品，并应注意搜集刊登富有民族民间色彩的这些作品，也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既名为《边疆文艺》，就应该名符其实的反映云南的现实斗争面貌，展示出边疆的特点。

由上文可见，《边疆文艺》从创刊之时起，主办方就将其纳入国家主导性意识形态宣传的实践范围，赋予其反映西南边地云南各族人民现实斗争生活的办刊使命，进而使其成为云南民间文学与国家话语联接的重要一环。一方面，《边疆文艺》坚持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指导，积极向读者宣传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刊发反映云南现实生活的作家文学作品，发挥文学的思想性和审美作用，实现文艺的教化育人功能；另一方面，发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作品，既体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视，也更加凸显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话语的接驳，旨在不断强化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并通过建设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建构国家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及《边疆文艺》的创办，既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繁荣的表征，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1956年1月到1966年6月，《边疆文艺》所刊登的民间文学作品呈现出几个变化：1956 年大量刊登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并围绕“云南民族民间作品搜集整理”主题，组织了多次大讨论；1957年则以发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为主，将过去32开本改为16开本，扩大了刊发作品的数量；1958年，在“大跃进”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云南各地收集民歌极为活跃，6月“各族民歌专号”，刊发了彝、白、纳西、哈尼、拉祜、佤、苗、独龙等民族的180首民歌，分为“跃进山歌飞上天”“朵朵葵花向太阳”“工厂矿山歌谣”“情歌”等四辑。编辑部还专设“评论”栏目，特转载《人民日报》刊发的《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郭沫若同志回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一文，以及袁勃《伟大的精神解放 雄壮的人民歌声》和徐嘉瑞《白族文学在跃进》等时评，为收集民歌运动营造舆论氛围。同时，云南人民出版社也配合出版了民歌集《歌唱恩人毛主席》《大跃进山歌》（第一辑），云南省委宣传部先后编印《云南各民族大跃进民歌选》（第一辑、第二辑）。这些出版成果比较全面地呈现出在“大规模收集民歌”指示下云南民间文学实践的图景；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边疆文艺》编辑部在6月号设置“国庆十周年文艺献礼创作”主题专栏，发表了较多改编创作的民歌和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正如《编后记》所写的：“传承和发扬各族优秀的文艺传统，介绍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艺，始终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如首发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德宏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的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1959年第7、8月号连载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翻译整理的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1960年后，以刊登反映现实斗争和社会评论的作品为主，兼及民间文学作品。这样的现象持续到1964年底；1965年到1966年6月间，社论、评论等作品刊登较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人们的创作倾向。

此外，《边疆文艺》还不定期设置“画页”或“美术”栏目，包含封面、插页、插底、封底等内容，大多以云南各民族民间美术形式呈现，既体现民族美术特色，又具有强烈的政治隐喻意义。如《边疆文艺》创刊号的封面就采用了黄永玉的木刻《阿诗玛》。“《边疆文艺》创刊号封面上的阿诗玛，穿戴艳丽的撒尼服饰，简约的侧面肖像与复杂的头饰图案，形成强烈的视觉冲突，突出整体的红色主色调。这不仅与阶级斗争、流血冲突、身体死亡关联，而且是革命、政权、胜利的象征，是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男权话语社会的民族国家形成强烈反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省主要开展了三次有组织、有规模的民间文学调查与搜集活动。其一， 1953年，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200名专业文艺工作者到6个地区进行重点调查和搜集。其中，以云南省人民文工团为主力的圭山工作组，赴路南县彝族撒尼人地区搜集整理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搜集成果、整理方法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调查队搜集到20份异文，采取综合整理的方法，“紧紧把握《阿诗玛》故事的精神内涵，依据其精神内涵确定主题，塑造人物形象。”这种搜集整理方法，要求搜集整理工作者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强调田野调查的作用，并重视材料收集的广泛性，全面搜集相关异文。同时，整理过程中进行适当加工，突出阶级斗争的叙事主题，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主线，强调人民的创造性。在此方法的指引下，调查队成员强化了《阿诗玛》的文化意识形态属性。“阿诗玛作为彝族女性代表，以其女性身体和外表形象作为彝族女性的地位、权力、话语生产的特殊场域，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阐释空间互动共生。”其二，1956年，云南省组织三个调查组赴红河、大理、思茅、丽江等地区，初步形成关于哈尼、白、彝、傣、纳西等民族的民间文学情况报告，为后来撰写各民族文学史打下坚实基础。同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启动，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亦被纳入调查的一部分。诚然，这种文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民族民间文学整理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其三，1958年，在“新民歌运动”号召下，云南省组织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学生、部分文艺干部及基层文化工作者，组成一百余人的7个调查队，分赴楚雄、大理、丽江、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地，按照“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 的十六字方针，调查队对彝、白、纳西、傣、壮、苗等民族的民间文学做了全面调查，彝族史诗《梅葛》《查姆》、白族故事《火烧松明楼》、纳西族史诗《创世纪》等一大批作品被先后发掘整理，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成果极大地激发了云南各民族群众，尤其是歌手、祭司等的文化自信心，增加了他们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参与感，进而增强了他们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和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认同感。

上述所论及的成果表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产生的作用和意义较大。第一，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得以较好发掘，实现了从一个民族到多个民族的文学搜集整理目标，更好地彰显了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第二，从民间文学搜集到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以及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话题等专业性探论，厘清了相关问题的界限，冲破民间文学学科发展阻碍，极大提升了学术界对民间文学的学科认识。第三，通过搜集整理工作，发现了一批民间艺人、歌手，也培养了一些民族的第一代作家，助推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第四，这三次搜集整理工作，并不是简单地搜集整理资料和作品，而是在新中国民族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文艺规范引导下，将其纳入到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认同与建构的整体规划之中，进而从文学作品、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历史等多维度推出大批民间文学成果。

总之，《边疆文艺》作为云南文坛的重要刊物，坚持办刊宗旨，一方面大量刊登《召树屯》 等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呈现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共同发展繁荣的景观；另一方面刊物积极响应和配合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主动参与全国性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话题的讨论，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重要推动力量，进而参与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边疆文艺》自1956年7月号到1956年12月号，持续刊发了关于“发掘整理民间文学遗产的讨论”。这次讨论从白族学者徐嘉瑞根据大理白族神话改编创作的长诗《望夫云》开始，进而扩散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领域，刊物组织专栏讨论，费孝通、方国瑜、朱宜初等学者参与其中。就全国范围而言，“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李岳南肯定和赞赏整理编写的成功，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与全国的讨论互为观照，并在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云南地域特色的文学话语。

据《边疆文艺》1956年7月号《编者语》介绍，虽然时间不长，但编辑部收到了不少参与讨论的稿件，足以看到广大读者反响热烈，他们积极参与到“发掘整理民间文学遗产的讨论”的热潮。编辑部在1956年8月号选登了4篇对于徐嘉瑞创作长诗《望夫云》不同论点的评论，旨在引导广大读者和作者关注与讨论发掘整理民间文学遗产的相关问题。为了让读者更好地围绕主题讨论，编辑还提出几点意见供讨论参考。

纵观《望夫云》的讨论，集中围绕是否应该进行文人改编和“二次创作”、改编后是否保留白族原有的故事特色和风格、改编后叙事诗的主题思想是否符合时代特征三个主要问题展开。讨论中，大部分人支持徐嘉瑞通过长期的实地田野调查，搜集整理并进行二次改编创作的行为，认为虽已融入个人思想认知和感情因素，但仍然属于民间文学。但对长诗中人物描写和情节安排不太满意，认为“诗作者对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不深，描写上显得一般化。⋯⋯猎人对公主由同情所发生爱情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有读者认为神话《望夫云》反映的主题是南诏国的奴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而经作者搜集整理并创作时，已明显受到《阿诗玛》搜集整理的“公式化”倾向影响，即把传统的悲剧结局改编为喜剧大团圆结局。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讨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从讨论时间的向度看，略早于全国性讨论

从相关资料看，李岳南的《由〈牛郎织女〉来看民间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表在《北京文艺》 1956年8月号，这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全国性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讨论的标志事件和时间。而《边疆文艺》1956年7月号就已经组织有规模的讨论。从这一关键时间节点来判断，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略早于全国性讨论。诚然，早在1953年4月，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开始搜集《阿诗玛》，云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于同年10月召开会议，多次讨论搜集整理问题，最后才形成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黄铁、杨智勇、刘绮执笔，公刘润饰的《阿诗玛（撒尼族叙事诗）》，并在《云南日报》1954年1月30日正式发表。主要参与者回忆道：“即将20份异文全部打散、拆开，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归纳，剔除其不健康的部分，集中其精华部分，再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等的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充。”从该过程来看，已出现搜集整理问题讨论，并且认可了“适当加工”的整理思路。

（二）从学术传统的纵向看，是在长期积累基础上的新发展

它和以“牛郎织女”为导火线的全国性讨论有差异，并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生态。这个有价值的重要讨论引出的是一个返本溯源的问题，即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蔚然大观的原因。以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搜集整理拉开了20世纪下半叶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序幕。20世纪上半叶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已形成了一定的历史积淀。其一，抗战时期，南迁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以闻一多、朱自清和刘兆吉、马学良等为代表，坚持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西南采风录》《阿细的先鸡》等一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本问世。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社会的重要方式，“‘到民间去’的口号承载了知识分子参与和担当的双重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给予参与者一种极大的使命感和投身社会的决心。”其二，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返，留在昆明唯一余脉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以及国立云南大学等高校的教师，如徐嘉瑞、方国瑜等秉承先贤的学术传统，继续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搜集研究。作为云南民间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是被称为“平民文学思想”代表的徐嘉瑞，与费孝通、方国瑜以及西南联大的一些学者于1944年赴大理调查后完成的论著，在云南民间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由此可见，从“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思想在边地延续，并在云南学者中间得以发展。这些似乎已被历史遮蔽的事实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及讨论奠定基础。换言之，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走过了一个渐进的历程。同时，云南民间文学界搜集整理讨论是新条件新阶段下的发展，它已不再停留在“平民文学”，而是发展到“人民文学”阶段。

（三）从全国看，补充和深化民族民间文学遗产搜集整理问题

全国性的讨论更多地关注汉族地区的民间文学，“贬低民间文学作为文化史现象的机制以及贬低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而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更加关注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问题，扭转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学主流地位的缺失位置或失语状态。《边疆文艺》1956年11月号刊发《费孝通同志谈民族民间文艺遗产问题》一文，谈及“我们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人，明确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艺的目的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目的首先是要帮助少数民族形成他们自己的民族形式和与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文化，帮助他们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其次，我们之所以必要发掘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是为了要表现出我们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特点。”费孝通回答了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疑惑。同时，他结合当时开展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实际，提出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高度看待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的观点，有利于提升民间文学的地位。《边疆文艺》1956年12月号刊发方国瑜的《应各有所专》，其文指出搜集整理是一项长远工作，要多搜集调查，积累大量素材再整理。要分工合作，不可急于求成。要正确处理“搜集”与“整理”的关系。上述这些观点较好地回应了当时发掘整理民间文学遗产大讨论的问题。《边疆文艺》1956年12月号发表朱宜初的《人民口头创作的三种整理方法》，文章介绍了民族民间文学整理的三种方法，界定了每种方法适用的范围、适用的对象以及优势。这三篇文章立意明确，逻辑关系逐层递进，既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一定意义上深化了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讨论的学术价值。

总之，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在地方个性的基础上，也围绕该不该在原有基础上加工、增补和删减等共性问题展开争论，这与全国性讨论的主题、方向和内容相一致，是全国性讨论的地方性延伸。通过讨论，大致明确如下两点：一则对民间文学的搜集要忠实记录，必要时进行一定的加工改动，整理要保持其原有真实和特点。二则讨论聚焦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对后来提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十六字方针”有借鉴意义。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讨论的重要价值所在。因此，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是一场发起时间较早、有学术研究传统、自边地走向中心、兼具共性和个性的民间文学讨论。

《边疆文艺》刊发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也组织开展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搜集资料，从现代民间文学出现就成为其研究的主要步骤，但尚未正式成为民间文学的学术名词，也没有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1949年以后，‘搜集整理’正式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范围。”可以说， “搜集”与“整理”不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乃至全国民间文学的基本话语，也是多民族国家话语的内容之一。将《边疆文艺》等文化事件回放到1955—1966年的文学长河中看，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以其独特性成为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策略。

通过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三次大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实践的梳理，和《边疆文艺》开展的多次关于发掘整理民间文学遗产的讨论，可以看出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有其特殊使命和任务，即“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是为了发展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同时“搜集工作必须遵从民族政策”，这是一种符合边地云南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现实之举。“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将民族民间文学纳入国家话语，实现由各民族文化认同上升到多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政治文化策略。” 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两点来展开论述。

（一）从边地到中心：人民性的彰显

在《边疆文艺》卷首语、社论、评论性文章中多次出现“人民的文学”,普遍使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概念。20世纪50年代，以钟敬文为代表的学者使用了“人民口头创作”“人民口头文学”这样的新提法。笔者深入辨析后发现，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始终贯穿“人民话语”，内涵丰富，既饱含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民众力量，也体现民间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天然联系，隐喻强烈的阶级属性，但这种特性并没有完全遮蔽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位。“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中的人民性概念延续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体现出文艺为人民服务，凸显了民间文学的教化功能。

搜集整理极大地推动了文学人民性的实践。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上到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正好促成了国家政治对地方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确认及现代建构，将其改造为人民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化；另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原来分布在云南各地自称、他称繁多的民族，被逐一识别和统一族称，从而建构多民族国家。正如费孝通所说：“民族意识具体表现在不仅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有个名称（自称），而且别的民族也常用不同的名称相称（他称）。”以彝族为例，云南彝族是支系较多、自称和他称也繁多的民族。经过搜集整理，撒尼人的“阿诗玛”演变为由彝族不同支系、自称或他称经过民族识别之后的单一民族的彝族形塑表征，成为外界认识彝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在《阿诗玛》搜集整理工作中，筑牢人民性的思想根基是建构经典的重要导向。在搜集工作中落实人民性，在整理环节上体现人民性，成为《阿诗玛》经典建构历程的两条基本路径。”因此，地处边地的云南各民族也在多重合力交汇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推动了极具人民性的文化实践。

（二）自上而下：文联作协的动员与文化精英的助力

1956年3月，云南省召开了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云南省文联和中国作协昆明分会，徐嘉瑞任文联主席，李广田、黄铁、方国瑜等为副主席，袁勃任作协昆明分会主席。云南省文联筹委会则于 1955年3月建立民族文艺研究室，徐嘉瑞任主任。“上述除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工作委员会是一九五三年成立的以外,其他（内蒙古、青海、吉林、贵州、黑龙江、四川）均为一九五八年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以后成立。”文联和作协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文学艺术界人士，发挥优势特长，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就专门成立了民族民间文艺的工作机构，加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搜集民族民间文学。作协昆明分会主办的《边疆文艺》，刊发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作协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选编刊印《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料》（1—18辑），展示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成果。由此可见，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从开始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由文艺规范引导的文化事件，它接续延安时期形成的现代文艺体制，文联、作协的主导和动员作用显著。“动员结构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在理论上提供了群众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的前提，则是在这一结构中，肯定了群众的政治主体地位。

作为云南文艺界和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徐嘉瑞和李广田均身体力行参与搜集和指导整理工作。如1957年，徐嘉瑞曾到姚安县搜集整理《梅葛》，成为最早关注并搜集这部彝族史诗的学者，并曾发表《对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精神的体会》等文章；李广田执笔重新整理《阿诗玛》，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文艺献礼作品，这些都是代表性例子。“他们的工作证明：政治挂帅、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是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根本方法。”以徐嘉瑞等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精英助力，成为“动员”结构的因素之一，促成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联和作协主导、人民积极参与的自上而下的民间文学知识生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