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礼仪是一种身体性哲学，强调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冠礼作为“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通过具体身体实践构建出来一套象征话语体系，实现对成年人的身体规训。

1.1 遵循生命规律，彰显人文关怀

春天乃万物萌动的季节，也是人的生命成长的重要阶段。作为人生的重要节点，冠礼举行时间多选择在岁首，体现着对成长规律的尊重。《夏小正》中曾载，二月“绥多女士，《传》曰：‘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论语·先进》亦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汉代明确有正月“择元日可以冠子”的记录。宋代民间于清明节行冠笄之礼，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子女及笄者, 多以是日（清明前一日）上头。”南宋朱熹谈到冠礼举行时间时说：“古礼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内择一日可也。”明代以后，民间冠礼多依朱熹《家礼》，明何乔远《苏尔穆字说》中说：“封翁苏公艾斋以庚须正月望日，冠其次君宁陵令之子肇煌。遵行古礼，筮日筮宾，宾以命予。”福建云霄一带至今仍有农历三月十五花朝节出花园成年礼俗，亦在春季。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遵从天意，冠礼的举行时间同样表达了人的身体与自然界运行规律的统一，强调生命成长与自然时间的关系，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

1.2 构建多重空间，体现家国一体

仪式举行需要借助于特定的空间，空间往往承载着复杂的意义符号。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空间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冠礼的仪式空间涉及了家庙、东墙外北闱门外、内寝、国君所处的宫殿、卿大夫和乡先生的居所等，构建出一个融合个人、家族、社会与国家的多维空间意义体。

首先，家庙是主要的仪式场所。郑玄认为，行于祢庙乃“重以成人之礼，成子孙也”，意味着家族香火传递。家族是古代宗法制社会的基本单位，宗庙作为一个家族的神圣空间，赋予成年男子以世俗地位及合法性，充分体现了冠礼成人的家族伦理指向。在冠礼过程中，不同地位者须遵循宗法秩序获得相应的社会角色地位。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郑玄注云“醮之于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为人也”。而庶子则加冠于东房与正房门之间，“若庶子，则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郑玄注曰“房外，谓尊东也。不于阼阶，非代也。不醮于客位，成而不尊”。明确的空间位置乃家族秩序的展示，长幼有序、嫡庶分明、权力高下，令人一目了然。

其次，性别是空间区隔的重要因素。社会性别不同于自然性别，其是在社会文化影响下形成，对男女两性的性格培养、社会分工、角色扮演等起到规定和约束作用。周代时，男女两性角色分工明确，《礼记•内则》载，男女“七年……不同席，不共食” “（男子）十年，出外就傅，居室于外……十有三年，学岳、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学女事，以共衣服”。男女两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也有严格区分和详细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男子长大成人之后可拥有参与家族、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权利，女子则嫁前随父，嫁后随夫，生存空间基本囿于家庭范围内。所以，母亲在冠礼中，即使作为青年的养育者也只能在宗庙外等候。姑姊妹则只能在内闱中静候。

再次，国君和乡大夫成为社会空间象征。“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礼记•冠义》明确指出要处理好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各种社会关系，做到“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也即构建成年人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存在感。所以，冠礼实际是一种成人社会交际的象征性操演。冠者通过仪式要学会怎样行礼，怎样待人接物，处理与家庭、家族、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关系。可以想见，一位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面对这些人际关系挑战肯定要克服多大的心理压力，这种身心的考验应该亦刻骨铭心。

1.3 尊老崇贤，标榜德性

宾者是主持冠礼的重要人物，《仪礼注疏》曰：“宾，主人之僚友。”《仪礼》并未对宾者的选择标准作具体说明，但宾者在仪式中的表现来看，非一般人所能担任。例如在宋元时期，黄庭坚、朱熹、柳贯、吴澄等大儒都曾作为士子加冠的宾者主持加冠仪式或者写作“字说”文章对加冠者予以训诫和教诲。吴澄在《邓衍字说》中提到：“往年虞子及之子集冠，予辱为宾，尝辞而字之。”柳贯《郑泳冠字祝辞》中提到自己与义门郑氏为好友，郑氏家族“筮得穆日，始用三加之礼，冠其诸孙泳，而责之以成人之道焉”，请柳贯为宾。在山西闻喜，当地礼仪先生认为，一个仪式主持者要有好的德行，为人正直谦恭，举止文明，办事公正，其背后强调的都是礼仪先生对冠者的模范作用。

作为冠礼中的教育者和模范榜样，宾首先要教诲冠者正容仪。儒家重视容礼对一个人的德行修养作用，认为“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每一加都要正衣冠、端正行礼即为此理。然后是教冠者以德进，所谓“三加弥尊，谕其志也”，郑玄注云“弥，犹益也，冠服后加益尊。谕其志者，欲其德之进也”。而且每一加都必须辅以祝辞，既含祝福之意，又是一种训诫和期望。字辞亦如是。

1.4 注重身体操演，实现内心规训

通过身体特征的部分改变以示成年与未成年的区隔，是比较普遍的成人礼俗。像彝族少女根据其发育情况选择单岁（十五岁或十七岁）时，举行换童裙成人仪式，要改变发式，把原来梳于脑后的单辫分开，在身后梳扎成双辫，并将远戴围型的头帕换成瓦型头帕。还要改变耳饰，将原来的红线或蓝线为耳饰的线绳，换成银耳环。同时改变裙式，将原来浅色上下两节的童裙，换为中筒黑蓝三节或四节的百褶裙。举行换裙仪式后，女子可以进行社交，可以谈婚论嫁。

在冠礼当中，身体的操演不仅有发式等的改变，更强调容礼的训练。容礼是以礼容为核心的一整套仪文，包括个人的神态动作、仪容外貌、行止节奏、情景气氛，通过身体动作、衣服配饰和言辞来加以具体体现，体现着儒家所强调的内仁外礼的个人修养之道。

第一，发式的改变。古代男子自成童以后开始留发，一直到成年之前，头发多是披着的，冠礼时则需要束发为髻，以示成年。冠礼上束发之后，还要再梳理两次，第一次用缁纚缠发髻，然后再次梳理，插簪以束发。

第二，三次加冠和三次换装。冠礼仪式上，冠者首先是身穿彩衣打扮，彩衣为未成年男子的装束。然后由赞冠者为其束发，宾者为其加缁布冠。冠者回房，改服玄端、爵韠，出房面朝南而立，完成第一加。接着，宾赞者为冠者去掉缁布冠，依照几乎相同的礼仪加皮弁。冠者起身回房，再改服素积、素韠，出房面南而立，完成第二加。最后是第三加，宾赞者为冠者加爵弁，冠者回房服纟熏裳、韎韐。据前人研究，缁布冠是周人为保存古礼而设，只是在仪式上象征性地使用一下，实际生活中改戴玄冠。玄冠是当时贵族通常所戴，玄端服是贵族的礼服，第一加用如此设计，象征着冠者拥有治人的权利，故《礼记•冠义》云“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皮弁、素积和素韠，是周人保留上古战斗和狩猎的服装形式，象征着冠者成人之后可以参与戎事。爵弁则是周人的一种祭服。如此三次，代表着冠者从此拥有参与政治、参军打仗和家族祭祀的权利。

冠礼将一个人的成长与国之大事相匹配，是对青年男子即将成人的一种肯定，且每次加冠的意义不同，给青年人的感受层层加重。发式的改变，衣服色彩的加深和样式的改变等切实可感甚或不可逆的身体改变，给准成年人以提醒和约束，也将每一套服装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植入冠者的知识系统。

最重要的是，冠者在仪式中不只是观察者，而是礼仪实践者，要学会行醴醮之礼，与祖先神沟通，并习得与世俗中不同人的交往礼仪。首先，要在三加中学会如何站、坐、行走，如何与宾赞者行礼。要学会行醴醮之礼。醴醮之礼行于每一次加冠之后。加缁布冠后，赞者进上脯醢，宾取爵酌酒授给冠者，冠者行拜礼而后受爵，然后就席正中坐下，左手拿爵，右手取脯醢祭祀先人，又用酒祭祀先人，祭毕起身，坐到席子西端坐下，尝一尝酒，尝毕下席，向宾行拜礼。宾者回拜后，冠者把爵放在脯醢的东边，在席子西端站立。加皮弁后再次行醮礼，加爵弁后再行醮礼。如此三加三醮之后，冠者取脯下堂，出东边的闱门，面朝北见母亲。母亲以成人礼仪相待，象征着成年男子从此要脱离家庭，以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步入社会。拜见母亲之后再去见兄弟姊妹、众亲戚、宾赞者等，已经是以成人姿态进行社会交际的开始和演练。还要“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挚见于君，遂以挚见于卿大夫、乡先生”，接受尊长的祝贺和训导。对方均以行成年人礼仪，无形中改变了冠者的自我认定，即要以成熟稳重之成人姿态来待人接物和自我约束。

1.5 创制文化标签，延展警示意义

如果说发式和衣着的改变是一种外在约束，那么，“字”作为一种刻印在冠者内心的符号将伴随其终生，一内一外的合力，共同提醒和规范着一个成年人的言行举止。正是“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古人有名有字，婴儿出生3个月后要由母亲抱着去见父亲，父亲“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此乃小名，到冠礼时又另取字，作为平辈或者晚辈之间交际用，从此只有国君和家人、长辈仍可以名呼之，所谓“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字”与“名”具有内在联系。“字”由“名”而生，两者具有连贯的关系。周秦时期，命字的方法很多，学者萧遥天总结出十一种，分别是同义互训、反义相对、连义推想、连义指实、辨物统类等，像《白虎通•姓名》中提到的“或旁其名为之字者，闻名而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若名赐字子贡，名鲤字伯鱼” ，就属于同义互训。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由于时代变迁，冠礼仪式一度衰微，但是取字却一直为断绝，并在不同时代展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宋代喜欢用老、翁、叟，像许翰字崧老，范纯礼字彝叟，陆游号放翁。命字饱含着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展现着自己的抱负，名字的丑俊褒贬与人们的心理，甚至是命运紧密连接，形成中国特有的命字文化。

《士冠礼》中并没有专门介绍字的来由和涵义，只说是加冠命字，表示对冠者的尊敬。按照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研究，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作自身重要的部分，相信对自己名字的恶意对待会损害自己的身体，所以产生了许多隐匿和更改名字的规定。当人们认为有必要隐瞒某人的真名时，习惯的做法是只叫他的姓或绰号。因为人的第二个名字不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可以随便使用和告诉大家，而不影响本人的安全。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很常见，比如有些爱斯基摩人年老时就会给自己取一个新名字，希望获得新的生命。只不过，后来名字的巫术意义逐渐被消解，再加上儒家对于礼仪的改造和理论建构，命字以尊名，交往中称字不称名成为人际交往的规则。

1.6 复沓的言语规训，激发修德理想

语言是仪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很多念诵的咒语、祭文等在仪式中往往被赋予神圣的魔力。在冠礼中，与加冠命字仪节相伴随的诉诸于听觉的祝辞和训诫，虽然没有直接与神圣世界相连，但直指世俗中的成人教育，将仪式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浸润于冠者的内心，达到教化和训诫的目的。

祝辞包括3种：一是加冠祝辞。每一加后，主宾都要念诵祝辞，首加缁布冠，念祝辞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皮弁和三加爵弁也均有祝辞，告诫加冠者加冠之后，你要放弃童稚之心，端正仪容，慎修德行，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道德君子。二是醴醮礼仪祝辞。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如果不能行醴礼，则行三次醮礼，每一醮都有醮辞。比如，初次醮酒辞曰：“旨酒既清，嘉荐亶时。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希望加冠者保守德行，配得起自身名号。这些祝辞包含着对冠者的人生祝福，引导其向着标准成人目标行进。

训诫话语还包括国君和乡大夫的教诲。《国语•晋语六》曾详细记载赵文子加冠拜见栾武子、中行宣子、范文子、郤驹伯、韩献子、智武子、苦成叔子、温季子、张老等9位乡贤并接受训诫的过程。乡大夫们对赵文子或祝愿，或告诫，栾武子希望他做一个踏实做事的人，要务实。范文子告诫他要具备“贤者宠至而益戒”的德行，韩献子的劝勉提出了道德修养之于成人的重要意义，认为“成人在始，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智武子认为“文”和“忠”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勉励赵文子要继承前辈的美德，忠诚侍君。最后，张老综合评述所有乡老之言，认为“从栾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韩子之戒可以成”，但是事成与不成，最终还要取决于赵文子自身的志向和努力。9位大夫态度不同，言辞各异，文中虽未直言受教者赵文子的心理，但可以推测，其心中应该有深切体悟。

儒家非常注重“容礼”对一个人德行修养的作用，认为身体的规训对内心具有触发作用，非常重视身体的表现，注重调动身体的各种感观系统，通过观看主宾的礼仪表演、学习交际礼仪、聆听训辞教诲，实现身体的全方面体验。并且将身体特征改变与象征性符号印记相统一，时刻提醒着作为成人者的身份转变应该具备的礼仪和德行。还将成人标准与实践的标杆相匹配。最终使得冠礼成为一个训练场，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将做人规范和成人标准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伦理体系，内化到冠者心中，实现对其身心意志的一种规训。

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一种“发明的传统”，当代成人仪式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其“不仅与古典的成人仪式，也与各地民俗或乡土的成人仪式没有直接关系，它基本上是在当代中国的教育、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之中自发生成并茁壮发展的”。按照团中央关于成人宣誓仪式的有关文件规定18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是一个系统的教育过程，具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规定，包括成人预备期教育、成人预备期志愿服务、成人宣誓仪式三个环节。预备期内容除了青年进行公民意识教育，使其知法懂法以外，也强调提高青年的生活、劳动、创造等方面的技能训练，并特别强调成人预备期的志愿服务，并把在成人预备期内是否参与了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作为参加成人宣誓仪式的必要条件。最后才是成人宣誓仪式，必须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使用统一的誓词、标志和主题歌曲。

因而，当代成人仪式对于要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也具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具有内在的文化逻辑，但成人仪式与自发产生的仪式或习俗是有区别的，发明的传统有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用，而且如果它们不具备这些功能，就既不会存在，也不会得以巩固。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成人仪式已经成为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仪式举办也逐渐呈现出规模化、统一化和模式化的趋势，但也存在着仪式主体缺位、偏于形式化和内容碎片化等问题。

以北京S中学2015届高三成人仪式为例，仪式举行时间为距离高考百日，仪式主会场在学校礼堂，仪式主要内容依次是：大屏幕上播放PPT，回忆18年来的成长历程和高中三年生活→汉服传统成年冠礼表演→面向国旗，举起右手宣誓成人→学校领导寄语→教师代表寄语→师生代表的诗朗诵→老师和领导为学生颁发《成人纪念册》，佩戴“青春之花”→学生代表表达成人感受→家长演讲→学生向家长和老师鞠躬、献花。仪式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分区，每位家长自己子女的后一排依次坐好。学生在仪式中，除宣誓成人、接受成人纪念册、向家长鞠躬以外多固定在座位上，观看表演和聆听演讲。身体活动空间不大，与他人的互动不多。

再以河北省S中学2014级高二年级成人礼为例，仪式过程涉及①在操场：升国旗、奏唱国歌、行注目礼→介绍与会领导→冠戴成人帽→迈过成人门→走上成人路。②在学校礼堂：领导讲话→家长代表向学生们赠送18岁生日礼物，并献上寄语→领导和嘉宾为学生们送上象征18岁生日的巨型蛋糕，点燃蜡烛→学生和家长交换信件和礼物→领导和嘉宾为学生们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人纪念徽章》和生日蛋糕→四名身着汉服的学生表演诗朗诵→校友和社会名人通过大屏幕向学生送上生日祝福→学生们集体诵读《少年中国说》，举右手向国旗宣誓成人。③在教室：播放成年历程PPT→学生和师长分享蛋糕→合影。④在操场：合影。此仪式活动，因参加者多，所以对学生的身体动作有严格规定。基本局限于操场上唱国歌、向父母亲鞠躬、戴上成人帽、走过成人门和走上成人路，到会场之后，按固定座位坐好，参与的环节除与家长交换信件和礼物，集体站立宣誓成人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观看表演、聆听教诲。

分析当代18岁成人仪式效果较弱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仪式主导者对成人礼缺乏明确的定位，相应的也未将青年受礼者作为仪式主体，忽略了个体成长的生理和心理成长需要。对此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与古代冠礼相对照，冠者是整个仪式的直接实践者，尽管是在主持人的安排下受教育，但是冠者通过身体表演和心理上接受训导能够感受到仪式的庄严，明确成年人应该具有的仪态、责任和权利。而18岁成人仪式的创办之初被直接定位为教育仪式，青年群体是受教育者，受礼者与施礼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对立。在仪式上，各级团委和教育部门领导、教师们、学生、家长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区隔，空间所附属的政治性和等级性剥夺了青年人的仪式主体地位。仪式中出现的一系列象征符号，面向的是一个群体，而非个人，大而化之的训导、标语和口号能在多大程度上让受礼者产生心灵共鸣不敢判断，同时与高考誓师的捆绑、向国旗或者团旗宣誓所造成的仪式内容混淆等也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成人仪式本身的意义。

因而当代学校成人仪式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去包袱，还本原。首先，要明确人仪式为成人的单纯仪式目的，还原成人的主题，凸显成人的仪式内涵，在形式上与党团仪式等政治思想德育形式有所区分。只有在这样的理论设定之下，才可能真正以青年主体的内心需要为仪式设计的出发点。

身体是仪式展演的载体，仪式需要参与者身体的共同在场，需要互动。没有身体的参与和体验，仪式很难产生互动的效果。因而必须克服单向教育的模式，实现公民自由教育和社会自上而下教育的结合，充分发挥主体的自我能动性。当前，大部分成人仪式都是由学校组织的集体成人礼，国家民族情感固然需要宣扬，但是并非所有的因素都需要全部纳入成人仪式中，必须明确成人仪式应该更多指向个体的体验，尊重仪式主体的意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提升仪式效果。

民俗学者高丙中曾在对民俗学科基本问题“民”“俗”概念的讨论基础上，提出“国家在场”“双名制”理论，提倡公民社会研究的提倡，为中国民俗学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民众在运用民间智慧积极向主流价值观靠近的过程中实现自身诉求的努力并不简单是一个“双名制”的努力，根本上是一个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构建社会目标的表达。学者吕微就此提出，高丙中的研究促使当代中国民俗学学者要在公民社会的语境下思考民众的创造，审视中国当下的具体问题。只有在实践民俗学的理论框架下去从事田野作业，民俗学者才能真正理解公民的行动，理解真正的鲜活的中国问题，而不是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中来观察社会。

按照这样的思路，当我们未来成人礼重建时，首先要注意重视青年群体的仪式主体地位，必须尊重仪式主体的创造。本人在调研中发现，学生们均认同成人仪式的必要性，认为仪式应该让主体感受到身份转变和心灵震撼。但是说到仪式的具体细节时，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分体现出青年人所具有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时代气息。就仪式所能够带来的身份转折，学生们认为这是理想化的状态，在现实中若无法得到体验，应该在获得权利方面加以体现，给予身份转正的象征。比如，除了《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外，可以号召学生参与献血、献身公益；可以允许喝酒；可以考驾照；摆脱监护，自己独立作决定和判断。但前提是，家庭和社会要在细微环节上保证未成年和成年的分隔，比如保证18岁之前不能喝酒，只有18岁以后才可以，保证青年在18岁以后能够独立自主。关于成人标准，他们认为包括具备独立生活的技能，实现生活和经济上的独立；独立作出思考、决定和判断，不再依赖父母；可以承担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获得某些权利；言谈举止稳重，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和言论；遵守社会公德，具备一个社会人应该具有的基本品质；懂得社会的游戏规则和人情世故。可以看出，青年学生们并不是成人社会所认定的单纯的被教育对象，而是恰恰处于主体意识最强，需要被认可被肯定的年龄，如此一来，成人仪式的举行不能不尊重主体的意志和创造性。

综上所述，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元素，古代冠礼是礼学家精心策划的一套相对完备合理的仪式，其通过全方面调动受礼者的身体，将成人之道予以直观的展现。相较于古代冠礼，当代成人礼则缺乏比较深刻的身体体验，影响了总体效果。所以，笔者认为，当代成人仪式有必要吸取传统文化优秀文化内核，融入自身建设之中，提升仪式主体的参与度，增强其对仪式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加深对仪式的记忆。

当然有很多问题尚需深入讨论。但是很多细节均值得商榷。有的学者指出，鉴于当代成人礼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和差异性，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追求，未来的成人礼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的呈现模式。有学者曾结合传统冠礼和民间成人礼俗，借鉴国外成人礼的举办经验，从成人仪式的时间、空间的设置与礼服、礼乐、礼器、礼文等要素方面，提供了可以操作的完整成年仪式构想。

正如个体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一样，成人礼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参与。成人仪式的举行可以在特定时空内给受礼者以情感的激发，但是并不能形成长久的影响机制，所以仪式需要反复，并形成一种新的传统，以培养青年的身体记忆，增强仪式效果。成人礼的构建需要学者的参与，建设学校通识教育课程。应该加强制度的配套建设。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7年第5期

照片来源：“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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