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的詹姆斯·万斯（J.D.Vance）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家庭与文化危机备忘录》。书中讲述的“乡下人”即美国阿帕拉契亚人，被标签为“乡下人、红脖子、白垃圾”等。万斯以自传体的方式描述这一铁锈地带居民的贫穷、懒惰、绝望和吸毒等问题，并将其归咎于当地人由环境和文化传统造就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该书提供了一种慈悲而敏锐的社会学视角，有助于分析白人底层工人阶级的反叛政治。但万斯的视角也引发了不同声音。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些师生在与笔者的交谈中，认为《乡下人的悲歌》不能说其不真实，但却极为片面与局部，只是强化和迎合了外部人的刻板印象。另一书评也直言作者远离了他所批评的文化土壤，阿帕拉契亚人积极的地方感及其努力，并没有得到公正展现。

何谓“阿帕拉契亚”？在美国地理版图上，根据1965年成立的阿帕拉契亚地区委员会界定，该地区大致疆域包括20万平方英里，沿着阿帕拉契亚山脊，从纽约州南部到密西西比的北部，包括13个州的420个县，2500万人口，其中42%属于农村人口，相比全美国20%的农村人口而言，此区域是典型山区，尽管其中不乏大大小小的各级城市与小镇。就经济状况而言，阿帕拉契亚被视为“富土穷民”的典型区域。以本文调查的具体田野点赛欧托县（Scioto）为例，常年处于阿帕拉契亚地区委员会公布的“经济危机县”（at-risk）名单中。赛欧托县位于俄亥俄州南部，一千六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人口近八万，其失业率、人均市场收入和贫穷率等重要指标，都与美国平均水平相距甚远。究其原因，乃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曾经严重依赖于采煤业、伐木业与农业，随着经济转型与外来资本的抽离，如今的服务业、医疗卫生以及旅游业虽有发展但都还举步维艰。因此，阿帕拉契亚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乃贫困。早在1960年代，肯尼迪政府即在该区域发动了影响深远的“向贫穷宣战”运动。但伴随扶贫话语而来的一些负面标签，如愚昧、封闭、空谈、懒惰、世仇等，被媒体不断地强调放大。玛丽·安格林（Mary Anglin）调查发现，阿帕拉契亚的问题被归结为一种所谓的“文化传播的创伤性压力综合症”（culturally transmitted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其特征包括“持久的顺从感、极度受挫和断裂的关系”等。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关于阿帕拉契亚的刻板叙事受到挑战。多元文化理念普及，各种寻根运动兴起，阿帕拉契亚研究成为一个平台，汇聚众多学者、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和公民，关注多元文化、公民意识、阶层差距、文化生态、日常经验等议题，达成“地方至关重要”的共识。与此同时，大量阿帕拉契亚的本土学者成长起来，他们成立研究中心，用新证据与新视角，收集、倾听与阐释历史中“没有发声”的人们，将之融合在新的历史书写中。阿帕拉契亚研究焕发新生机。而俄亥俄州立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正是其中之一。

俄亥俄州立大学位于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属于南部阿帕拉契亚区域。该校的民俗研究中心记录与研究区域民俗文化，力图以地方性知识参与到广泛的人类事务中。“俄亥俄阿帕拉契亚地方建设调查”便是其主要项目，旨在以持续不断的实地定点调查与档案记录，反映变迁时代中人们的地方感及其身分认同。

当下民俗学正朝向“实践民俗学”转换与重构。诚如刘铁梁所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而俄亥俄州立大学民俗研究中心的调查可以说是这一转向的实践案例。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质性研究即田野参与观察、访谈与交流等，听取当地人声音，关注其多层面的情感与态度，从中探析社会生态系统肌理。具体而言，民俗中心的研究项目依托于课程，由课堂理论学习与田野实地调查两大部分组成，建立长期档案库。课堂理论包括民族志、地方感、地方建设等。实地田野调查大致分为几种形式：团体焦点访谈、田野点多层面认知与小分队的“服务-学习”项目等。

第一，团体焦点访谈。民俗中心的老师和学生会定期组织赛欧托县当地居民进行团体访谈。以笔者在2018年1月参与的一次访谈为例，当时大约有八十余名当地居民受邀相聚交谈，氛围犹如圆桌茶话会。在诸多环节中，其中一项是要求参与者在分发的卡片上，正反两方各自写下三个词，表达喜欢与不喜欢当地的理由，然后由每桌安插的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引导大家围绕这些词展开讨论，尤其是激发大家讲出具体故事与经历。汇集起来的词大概有：积极因素如自然环境、邻居关系、家庭价值观等，消极因素如工作机会少、毒品以及犯罪问题。了解大致态度后，调查者也请大家提出建设性意见，如“你认为哪些方法可以使社区纽带得以加强？”有人就此对社区媒体、社交媒介、学校、教堂、公共展览等贡献想法。民俗中心将这些资料收集整理出来，为下一步举办社区公共展览提供素材与主题。

第二，田野点多层面认知。由于赛欧托县距俄亥俄州立大学仅一个半小时车程，所以便于团队经常往来参加各种活动，多角度多层面了解当地。笔者参与的活动大致有：去当地学校与地方学者座谈，了解其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与研究心得；去教堂观摩礼拜仪式并随机采访；受邀去农场主家晚餐，了解其有机食品生产与销售状况；参观当地居民的牲畜与林地，了解其社区观念；观赏当地学生舞台剧表演；以及由当地人带领登山远眺整个县城等。在观察体验中，带队老师尤其强调大家留意日常生活与景观细节，比如在县城中心的一个公园里，让大家观察两河汇合处的景观，观察一座座房屋的新旧、路边广告与标语、商店的种类与营业状况等等，记录分析其中的含义与关联，感受其历史与当下的存在状态。

第三，“服务-学习”田野合作项目（Service-learning Projects）。这是调查地方感这一项目的重要构成部份，师生驻扎在田野点连续十天以上，“服务-学习”的意思即：在特定的服务式学习项目中，与社区合作人一起密切工作。在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中，“社区合作人”一直是田野作业最重要的依赖对象，只是合作的含义与方法随时代演变。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时代主要依赖田野报道人提供讯息，当代应用民族志则强调与合作人一起工作，共同设计并开展特定项目，服务于应用行动。在本次田野调研中，学生被分为不同项目组，每天跟随本组的社区合作人，在协助服务工作中进行学习：跟随护林员去林中巡山，体验当地人的环境感知；协助农场主整理其两代人的农场日记，了解农场经济的社会变迁；帮助修复老诗人的凸版印刷机，理解老年一代的地方情感与文化记忆；协助管理一场青少年文艺演出，了解艺术作为内生力量在地方感形成中的作用。田野团队每天记不少于两页的田野笔记，按规定进行摄影摄像，每组录制不少于一小时的结构性访谈，在民俗中心网页上发布项目介绍，以及在社区内进行汇报展览等。

要理解地方感的含义，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地方”。从生态评论学的角度，劳伦斯·贝尔（Lawrence Buell）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历史就是空间成为地方的历史，起初，地球是没有形体的空间，然后通过有人居住，地方被创造出来。因为人类居住于其中，人与地方的情感纽带发展为“恋地情结”，地方与环境成为情感事件的载体与符号。恋地情结包含于所谓的“地方感”中，但地方感是一套更具包容性的价值、行为体系，由两大关键要素构成：地方含义和地方依恋，地方含义是对于“地方是什么、像什么”等诸如此类问题的社会心理认知，而地方依恋即人与地方之间可评估、积极的情感纽带，亦包含着“地方依赖”与“身分认同”。本文中，笔者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野考察项目，从几位当地人的描述中，分析形成与培育地方感的因素，即环境、感官、记忆、事件、经历、参与、文化、自我投射以及自我创造等。

乔什·迪默尔（Josh Deemer）是赛欧托县的一名护林员，隶属于俄亥俄自然资源部。笔者田野调查所在的小分队，便是每天跟随乔什一起去巡山，体验并协助他的工作。乔什的工作范围包括巡查11个自然保护区，任务主要有清除林中入侵性物种，诊查林木健康状况，整饬林中道路，清理污染垃圾等。除了每个月定期写巡查报告给上级主管部门，他必须要能独自处理管辖区内的日常维护和突发状况。乔什与自然环境的直接关联培育了他强烈的地方感。尽管有学者主张地方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共享行为与文化过程的产物，但是正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感觉经验所揭示的，情感反映与生物环境的交互息息相关，地方感应该首先起源于人地之间的密切接触，形成对于风景的感知，对于物候变化的评估等。由于工作职责之故，护林员承担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与照料，从保护、审美到分享，他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解较普通人更为自觉。在山间巡护时，他向我们传达他的理念，自然保护区就是一个活态博物馆，是提供美育教育的地方：

三月中旬的北美大地，仍处在冬春之交，天气乍暖还寒。林子里树木萧疏，浅雪覆盖落叶；而在黄叶与白雪中，青草已经冒出头。在巡山的过程中，乔什总能一眼辨认出早春的各种野花：雪延龄草、报春花、雪割草以及各种各样的地衣与青苔，因为它们是环境气候变化的征兆，所以乔什更加留意它们。乔什希望这样的美景能为更多人知晓并分享。毕竟，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产业已成为该地愈来愈重要的新兴产业。在阿帕拉契亚的山谷里，乔什这样告诉笔者：

乔什为家乡的自然美感到自豪，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赛欧托绝不只有“善”与“美”的一面，与阿帕拉契亚的其他小城一样，它充满了困境与危机。行走在保护区内，乔什偶尔会拾起一片“药品”包装纸，告诉我们他身边成瘾类药物泛滥现象，年轻一代生活在虚拟网络中不懂得如何用眼神跟人交流，而教堂式微使社区联系不如从前密切。他也曾在游人扔弃于林中的17个垃圾袋中逐一排查，终于在最后一袋里根据未烧尽的信封，找出“破坏环境者”。乔什的经历，也证实了一项关于环境管理员职责意识与地方感关联度的研究：发现环境问题并引发公众关注进而促进行动，具有强烈的主体感和责任心，这是形成地方感的“先决条件”。因此，乔什的地方感，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感知、理解与行动几个层面，其关键点在于亲身经历。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经历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性的，如果当地人的参与感与分享感被剥离掉，没有实质上的身心卷入，则很难积极主动地葆育地方感。所以地方感作为一种系统的参照体系，有助于预测地方的可能性前景。

几年前，一位学者曾经调查俄亥俄州南部几个县职业妇女的地方感与身分认同，她发现这些妇女身上有一种双重意识，即一方面她们意识到阿帕拉契亚的地方音乐、山地文化以及紧密的家庭、邻里关系的重要性，表现出文化自豪感；与此同时，她们意识到外界对于该地区的刻板印象，因此非常敏感。但作为职业女性，她们的个人发展故事以及与当地环境、家人、社区的关系，对于地方认同具有重要示范性作用。我们田野项目的另一位合作人芭芭拉（Barb Bradbury）即是这样一位代表，她的经历可以看作是对阿帕拉契亚人“习得性无助”等刻板表述的挑战。

芭芭拉一家住在赛欧托县郊区的飓风农场，她曾是社区教育者，后来专职经营家庭农场，其主要业务是自制并售卖新鲜有机农产品，包括枫叶糖浆、蒲公英果冻、大黄、西红柿、羽衣甘蓝、自制面包等。芭芭拉有一个手写笔记本，记录每样产品的价格、订货人、送货地址及数量等。当芭芭拉向我们展示她的农场笔记的时候，她旁边还有两本发黄的笔记，那是她祖母在八十多年前记录的农场生活。与芭芭拉相似，祖母在1930年代也拥有自己的小家庭农场，也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经济圈，诸如客户地址、送货时间、产品清单、甜点食谱、收入数字，以及汽油税退税、农业局退款等等。我们田野团队的“服务-学习项目”之一，便是协助芭芭拉将她祖母的这两本农场笔记输入电脑进行数字化存档。当我们翻阅这些个人档案时，看到相隔八十余年的笔记，勾勒出的不仅是农民、妻子、母亲的形象，还有家庭朋友、顾客和教会成员的社会和经济网络。田野团队将根据祖孙两人的笔记，进一步研究近代阿帕拉契亚的社会变迁，探讨女性经济地位、地域文化及身分认同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尽管此项研究仍在进行中，但我们认为，芭芭拉等自力更生而且有意识地进行文化传承的女性，由于她们的文化认同以及影响力，对于研究贫穷地区居民怎样认同社区、葆育地方感具有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近百年来，阿帕拉契亚地区的经济结构不断变迁，对于家庭农场而言，虽然它仍然在社区建设、食品供给、邻里关系等方面有着自己的价值，但当代垄断性企业如沃尔玛等零售企业，强烈冲击了家庭农场与社区的关系。这一点也在我们采访另一些社区老居民时得到验证：他们大多都热衷于回忆多年前社区里的家庭式便利店、面包店、补鞋店、花店等，街坊邻居往往在这些店里拉家常聊八卦，一位女士说，“但是现在，大家要买东西，都得开车去沃尔玛或者克罗格（Kroger，美国跨国公司）。”

地方性与全球化似乎处于二元冲突之中，然而身临其境的人是否都只能唱一曲时代的挽歌呢？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反思所谓“时空压缩”中的地方及其意义，提出了“全球的地方感”理论，她问道：我们不能重新思考地方感吗？能否将地方感与发展进步联系起来，不再自我封闭和防御，而是更加开放地向外看呢？或许芭芭拉的农场可以提供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回答。面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芭芭拉没让自己的家庭农场业在困顿中停滞，而是通过社交媒介和地方媒体进行积极宣传，开辟新项目，邀请附近居民与学生来农场一日游，同时定期接待大学生和其他对有机农业感兴趣的全球人士，与他们一起劳动学习。通过这些方式，他们抓住全球化与地方化并行发展的机遇，不仅致力于在社区中发挥作用，而且其地方知识与地方情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感知与理解。

阿帕拉契亚面临的问题，除了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外出工作造成人口流失，还有人口老龄化与年轻人的教育问题等。因此，关注留守老人以及年轻一代的地方归属感，对于整体研究不可或缺。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艺术感”可以成为这两部分群体葆育地方情感的有效媒介。

70岁的布莱恩（Brian Richards）热爱写诗，曾是一个地方乐队的贝斯手。他在山上拥有一间小屋，还有一台凸版印刷机，用来印刷自己和其他人的一些诗歌。我们的田野服务小队，便是帮助他修复凸版印刷机。布莱恩希望用手工做出来的书有他鲜明的个性特质，“不是标准化的，而是定制的、因人而异的。”布莱恩很享受慢慢拣选铅字时的“冥想感”，他说：

对于阿帕拉契亚老年人与地方认同感的关系，罗尔斯（Graham D.Rowles）提出“创造性认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一个经济衰退、人口流失的地方，老年人对自己家园的坚守与依恋，不仅来源于熟悉环境的感官亲密度，也不仅是熟人圈子带来的社交安全感，更在于一种心理上的“自传式认同”，即对于过去经历的一种选择性记忆或自我创造。经历连接地方，地方是身体的延伸，经由独特的“此地”，老年人便能自我创造出人生的艺术品格与独特价值。如果说阅历丰富的老人，能有意识地将日子过成一种“艺术”从而与地方融为一体，那么，未经世事的青少年，地方对其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赛欧托县，艺术活动对年轻一代建立地方感助益极大。县城中心的地区艺术委员会从2012年起，通过联合当地的中小学（年龄在6-18岁），组织艺术创作并汇报表演，成为社区重要的精神纽带。我们的田野服务小组在帮助艺术委员会协调演出舞台剧《小威利·旺卡》（Willy Jr Wonka）的过程中，发现诸多元素促进了社区感的建立与巩固。其一，青少年通过排练演出的纪律、协作、创造力和乐趣，形成集体意识与自我认同感。其二，就演出的内容来看，这部改编自《巧克力工厂》的舞台剧讲述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坚守真善美的人终获成功与幸福，对于有相似处境的年轻人，无疑极为励志。其三，通过家庭参与，全社区都被动员起来。因为在这样一个经济并不景气而且艺术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人们格外珍惜艺术活动这一平台，纷纷给予支持援助以及志愿服务，涓涓细流化作不容忽视的社区共建力量。其四，经由数年共同演出，一些孩子陆续长大外出上大学，但每年只要他们回到家乡，就志愿参加地方艺术团的创作与指导。年轻人之间的代际支持系统正在形成，对于社区建构是一种温暖力量。因此，艺术委员会的主管谈到：

霍奇斯（V.Pauline Hodge）曾在美国“全国农村教育委员会”担任主席，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地方感，他认为，通过艺术教育，提高学生们的语言与审美能力，帮助他们建立对学校与社区的认同感，从而建立地方感，确实能为学生们提供成功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艺术感是内嵌于人们地方感中最为内在而深沉的元素，艺术既是一次生活事件，一种人生观，也是一种生命知觉力，帮助人们从中认识世界、认知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