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

2019年第1期

搜索2015年中国节日的状况，可以发现，从年初到年尾，传统节日、政治节日和新兴节日交替上演。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过节，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些从未听闻过的新兴节日。原本作为特殊事件的节日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组成。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青年亚文化群体、商业组织和广大民众通过对节日系统的参与建构，表达自身的多元诉求，形成了日常生活节日化的现象。虽然这一现象出现在2015年，但节日日常化和日常节日化却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节日生态的基本状况。

对于当代中国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新兴节日频繁出现的现象，霍布斯鲍姆的解释影响最大。霍布斯鲍姆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语境中，在民族国家、殖民势力等现代权力话语渗透下，多元主体迫切地希望通过新传统的发明寻求合法性与利益。新的传统通过与旧传统建立联系获取新的合法性，但新传统只是在表面上与过去维系着有着模糊不清的联系，是对旧传统模仿的“伪传统”。被发明的传统并没有得到社会阶层的全部认可，在接受度上明显小于过去的传统。霍布斯鲍姆的观点隐含着这样一个论述，即过去的传统是真实的，具备权威性，新发明的传统是伪造的，是低等级的，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可。

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与当时欧洲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最早经历工业化的欧洲，在遭遇现代性的危机后，学界和社会大众表现出对过去的深刻怀念，进而形成了“本真性”的概念。对于“真正”“真实”“完整”的乡土追寻成为18世纪以降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围绕着本真性，欧洲学界产生了一场关于“伪民俗”的讨论。此后，学界出现了“民俗主义”一概念，专指乡土社会的民俗传统脱离原有语境，被二手拼凑和利用的现象。

在这一话语范式的影响下，部分学者对当前中国的节日格局持批评态度。强调在面对花样繁多的节日现象时，民俗学者应当区分哪些是无中生有、人为制造的伪民俗，哪些是传统的、真正的节日传统，哪些是在传统民俗基础上发生的变异。民俗学者号召大家应该辨识并自觉抵制伪民俗、伪传统，抵制包括情人节、圣诞节在内的西方节日，自觉弘扬作为本民族文化构成的传统节日。在西方节日对传统节日产生冲击的当下，社会大众应该参与到对包括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春节的保护行动中。

这一观点体现出中国学界的民俗观与传统观。即民俗传统有一个原生态的基点，它是固化的、静止的，不应有任何改变的。然而，在技术、媒介、全球化和资本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镶嵌于民俗传统中并与之交互影响的当下，对所谓“真实”“传统”节日的捍卫与探寻只是民俗学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其实质是民俗学者对逝去的乡土社会浪漫化的想象和追忆。这一“朝后看”的姿态是民俗学者对既有社会事实的无视与否认，亦是民俗学对关注变迁、关注社会的知识生产角色的放弃。

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辩证法的相关论述为理解当下中国节日的这一境况提供了分析工具。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日常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全方位的、无孔不入的异化。即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建构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领域分割，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领域，并与之相互联结与影响。列斐伏尔的论述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的节日生态具备着两个层次的启示。首先，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对社会生活全方位渗透的结果。对于当代节日现象的理解，应当从社会转型与变迁的视域下把握。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不同领域的壁垒，使之成为相互联结的存在。对当代社会节日现象的关注应该打破既往民俗学研究中孤立的事象范式，在社会、经济、政治的交重视域中理解作为日常生活的节日。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节日生态不能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也不能追求人类学范式下对节日现象及其逻辑的“深描”，而是应该通过对当前中国节日现状概览的资料梳理，在整体社会中分析“节日日常化和日常节日化”的这一现象，呈现作为日常生活组成的节日及其与日常生活其他领域之间相互交汇的关系，并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进行反思。

传统节日是中国节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在世代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这一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融合了历法、气候和阴阳观念形成的知识体系，服务于民众的物质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是传统社会的民众实现集体文化生存的时间指南。传统节日具备着两个层次的社会意义。第一，传统节日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产物，节日安排服从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农业生产节律。第二，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智慧结晶，传统节日已经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生产、生活知识传播的载体；清明祭祖、端午竞渡、中秋团圆、重阳敬老、春节欢聚等一系列节日习俗的形成显示着节日的权威属性，是规训生产、生活的道德规范。

20世纪初开始，这一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蕴含着民众生存智慧的传统节日体系却不断被国家权力和知识分子所否定。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作为传统社会文化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传统节日成为旧的、落后的文化象征，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否定、清理的对象。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传统历法成为皇权的象征，依存于传统历法的节日体系也成为封建遗留的代表。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的当晚，便宣布《废除阳历令》，改用中华民国纪年，后又宣布采用西方国家的新历，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一度被强令废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继承了民国政府对待传统节日的立场，传统节日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代表、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不过传统节日的热潮。文革期间，各地发起了“不过春节”运动。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的生存场域日渐宽松，但长期以来只有春节成为法定节日。直到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整了法定节假日的安排，包括清明、端午、中秋在内的部分传统节日才被正式纳入国家法定节日的序列。

虽然部分传统节日纳入了国家法定节日的序列，在经历了近一百年的现代性叙事话语的熏陶下，在长期将传统节日视为落后文化象征的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传统节日的权威属性以及民众对其的认可度已大幅下降。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迅速从农耕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不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离地的农民不仅改变了传统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作为商业资本重要组成的现代时间制度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农耕社会生存智慧的传统节日自然不再具备较高的权威属性。

基于这一事实，才能理解当前传统节日的基本生态。2015年，虽然各地的传统节日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却均面临着受众减少、节日庆典不如旧时繁盛的困境。在传统节日权威属性下降、节日内涵被遗忘的当下，包括政府、商家、社区在内的多元主体试图通过对传统节日的参与，丰富、重构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传统意义上的清明节是一个崇宗敬祖的节日。2015年，在传统的祭祖仪式之外，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清明祭祀革命英烈的活动。清明节的崇宗敬祖的内涵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建设融为一体，丰富、重构了清明节的节日内涵。端午节亦是如此，陕西省政府将端午节与丝路文化盛典相结合，将赛龙舟等端午习俗与陕西地域文化展演和旅游开发融合，赋予了端午节新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阳节是一个登高辟邪的节日。1989年，国家将重阳节定性为老人节后，敬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重阳节的重要内涵。依存于这一新的节日内涵，重阳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并成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是商家促销、民众消费的重要契机，由此也使得每一个传统节日都充满着浓烈的商业氛围。

自20世纪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开始，现代国家权力便有意识地通过节日体系的建设，实现政治教化与巩固统治的诉求。中国民国成立时，就试图通过建设现代节日体系，在教化民众反封建的同时，表现其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政权特征。由于战乱纷争、政局不稳，民国时期的节日建设并没有完成。建国之初，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话语的诉求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迫切需要建立现代的、符合国家诉求的节日体系。在破除传统节日的背景下，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成为国家节日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诸如元旦、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一系列现代节日被迅速确立。这些政治节日的形成是国家权力参与文化建设的结果，由此具备国家仪式和庆典的意义，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

改革开放前，这些政治节日的庆祝通常表现为直接的政治思想宣传和口号式的社会动员。在当下，当这些政治节日来临时，虽然电视、报纸等传媒领域仍然会有些一系列政治思想的宣传活动，但也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了节日的休闲消费特征。劳动节和国庆节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2015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央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奋劳动、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造，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上再创新的业绩，以劳动托起中国梦。”在弘扬主旋律之外，小长假的出访、游玩亦成为这个节日的重要面向。2015年国庆节，国务院召开接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6周年，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各地也纷纷举行建国66周年的庆祝活动，爱国主义教育成为这个节日的重要特征。黄金周的特征亦使得旅游、消费、休闲活动亦成为国庆假日的另一道标签。据统计，2015年的国庆黄金周共有7.5亿中国人出行，相当于一半的中国人走出家门，外出旅游。

基于多样性诉求的地方政府亦参与建设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节日体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少民族有着自己的传统节日。在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当地政府将少数民族节日纳入到地方法定节日体系，在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亦通过全体民众对少数民族节日的共建共享、增进彼此的沟通与交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古尔邦节是穆斯林的传统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古尔邦节纳入法定节假日。2015年的古尔邦节临近国庆，恰逢新疆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新疆自治区放假五天。政府举行庆祝古尔邦节茶话会，新疆电视台精心制作了古尔邦节的庆祝晚会，将党的民族政策和新疆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理念融入其中，新疆各地也纷纷举行了丰富多样的庆祝活动。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诉求。地方政府纷纷利用本地的自然、人文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举办节庆也成为地方政府整合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地方节庆的建设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步骤，首先通过对地方资源文化叙事的建构，将其提升为具备商业价值的文化产品。此后，举办大型节庆包装并集中展演这一地方资源，实现地方资源的全方位开发。据不完全统计，几乎所有地级市都在2015年举行了推介本地特色资源的节日庆典。这些节庆既有立足于本地自然资源基础上的旅游推广，如安徽省举办的黄山旅游节、福建省举办的首届海丝（福州）国际旅游节和长春冰雪旅游节，也有建立在本地人文资源基础上的节日推广，如甘肃省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更有宣传推广本地特产的诸多节日，如清河山楂花节、湖南麻阳冰糖橙采摘节以及中国普洱茶节等。

在发展经济外，地方政府同样也面临着教化民众的任务。为了最大限度地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了多样性的节日庆典。以文艺表演、集中宣传等方式，向民众宣传普及各种政策知识。2015年，包括四川、济南在内的多个省市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节，集中向民众宣传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和成果。上海更是举办了以科学家为主角的科技节，向民众普及最新的科技知识。此外，为了促进地方社会科教文卫各项事业的发展，各地政府也集中设置了一系列地方性的专业性节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北京图书节、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北京电影节、上海国际艺术节、广州南国书香节、广州爵士音乐节、福建亚洲艺术节等一系列专业性节日的举办，在满足民众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同时，推动着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市单位制和农村公社制瓦解后，对于个人自由和个性张扬的关注成为新时代的特征，包括青年在内的一系列亚文化群体纷纷形成。随着社会原子化与人际交往传统模式的瓦解，这些亚文化群体急需新的途径表达与实现自我认同。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新兴节日为这些亚文化群体所创立，成为当代节日体系的重要组成。

最为突出的案例就是“11·11光棍节”的兴起。这个看似荒诞的节日起源于高校。这个由4个1组成的日子形似4根光滑的棍子，于是便成为所谓的“节日”，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校园内流传开来。光棍节的形成是青年群体的自嘲与认同，也反映当前青年社交网络缺乏的困境。青年群体希望通过创造节日实现互动交流。因此，早期光棍节的庆祝活动主要局限于青年群体之间，节日内容也多表现为青年群体内部的聚会、交友等活动。

光棍节的兴起一方面反映出社会解放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活力与创造力，同时也反映出在社会结构巨变的当下，节日这一概念本身的权威属性正在急剧下降，包括资本在内的不同主体均可以参与到节日传统的建设中来。光棍节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论断。在光棍节迅速兴起的背景下，包括淘宝在内的商业资本从2009年开始，通过创立“网络狂欢节”的方式迅速收编这一节日传统，将原本局限于高校青年群体的光棍节改造为全民参与消费狂欢节。在经历了6年的发展后，2015年的“双十一”已经从淘宝扩散到全电商平台，交易场所从国内扩展到全球。11月11日已经从一个最初的光棍节演变为全球消费者的购物狂欢节。截至到11月11日24点，仅天猫平台上的交易额就已经超过912亿元，成交地遍布232个国家和地区。

光棍节的变迁反映出社会裂变背景下多元群体参与节日建设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市场经济体制下强势的商业文化对节日传统的渗透与改造。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光棍节上，诸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圣诞节、情人节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节日。虽然从16世纪开始，基督教传教士便深入中国土地传教，但在漫长的时间里，由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本土宗教的不兼容，基督教及其节日传统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改革开放后，在宽容的国家宗教政策的背景下，基督教在国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圣诞节也开始为基督徒们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圣诞节迅速从基督徒群体中外溢，成为一个全民性节日。然而，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不同，被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圣诞节并不具备浓厚的宗教特征，反而因为西方文化的标签具备着休闲和狂欢的意义。在中国民众架空圣诞节的宗教属性的同时，商业资本侵入其中，并将其迅速改造为消费狂欢节。2015年的圣诞节，几乎中国每个城市都举办了“圣诞狂欢夜”，各大商场、超市也纷纷推出了“圣诞购物季”。同样，原本作为宗教节日的圣瓦伦节在传入中国以后，也演变成为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情人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表现为市场经济发展下个体的解放。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以及人口流动枷锁的取消，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单位制度的瓦解与城市经济的重组，亦将原本属于单位的城市人抛向社会。城市社区成为这些来源不同、背景各异的居民共同生活的空间。

作为民众基本生存空间的城市社区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是社会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单位。社区文化认同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社区作为居民自治载体的实现是良好社区建设的前提。当代的城市社会，虽然空间意义上的社区分隔并不存在，但由于城市社区民众的来源、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文化上的区隔依然存在的。另一方面，从各地涌入城市的居民在事实上切断了传统社会的人际纽带，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城市民众之间信任的缺失使得社区居民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联结。城市社区的这一状况不仅使其无法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再造，发挥社区作为基层治理有机体的功能，更使其长期陷于认同缺失导致的失序困境中。

对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而言，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将异质的社区成员联结起来，再造共同体的过程。作为人群集聚的、狂欢化的节日成为各地社区建设的首要选择。一方面，节日人群聚集的特征使得其能够将社区内异质的成员统一起来，具备群体动员的可能。另一方面，节日不同于普通生活的阈限的、狂欢化的特征亦使得参与节日的多元主体能够迅速地打破藩篱，通过对节日活动的参与，在社区居民之间建立起共有的身份认同，实现人际纽带的重建。基于这一认知，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多地都开始举办社区文化节，并成为我国节日文化建设的新常态。

2015年，几乎所有的市县都举办了由社区民众自发参与组织的社区文化节。上海2015市民文化节以“家·文化与生活的美妙互动”为主题。文化节期间，各个社区街道举办了近6500项庆祝活动，吸引了近700万人次的参与。在湖南省常德市，2015年 “我的社区我的家”社区文化节从6月持续至11月，常德市各街道社区均举办了由社区民众自编自导的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2015银川市社区文化节以“文化银川，花开四季”和“百姓中国梦，社区大舞台”为主题，开展了银川社区文化联赛、现场书画大赛、银川首届民间棋王争霸赛、“吉祥宝贝”家庭运动会和书画作品公益拍卖会等活动，成为银川市全民参与规模最大的社区文化节庆活动。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惠园社区，当地居民于2015年1月18日举办了全民参与的邻里文化节，社区民众自发准备了书法绘画、趣味竞猜等活动，社区民众的情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社区文化节在我国遍地开花一方面反映当代节日现象的新变化，即节日概念多元化、节日时间常态化、节日形态丰富化。此外，民众对于社区文化节的积极参与也反映出了作为主体的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即作为主体的民众认识到作为文化象征的节日的意义，并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节日这一文化象征，通过对节日活动的的建构和参与，实现节日传统服务于社会的功效。

通过对2015年节日现象的分析，可以对当前中国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的节日生态格局有了更为精准的把握。传统节日在当代已不可避免地处于衰退境地之中，包括政府、商业资本在内的多元主体试图通过对传统节日的参与建构，赋予传统节日新的内涵。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一系列旨在于教化民众、巩固国家认同的政治性节日被创立，并在当代呈现出娱乐、休闲的面向；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多样性的诉求，参与建构了形式多样的地方节日；一些亚文化群体也创立了包括双11、圣诞节在内的新兴节日，却终难逃商业资本的收编；基层社区民众也参与到节日体系的建设中来，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社区文化节。

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多元社会主体的生成，这一现象的出现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建设上，国家与资本成为最为重要的权力主体，一系列亚文化群体、公民社会组织也在改革的氛围中得以生成，由此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与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主导的、无孔不入的介入并不一致的图景，呈现出以国家、资本为主，多元权力主体并存的权力生态，进而使得当代中国节日传统的生产成为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构的“众神狂欢”的运动。

作为阈限的构成，节日是对单调的、固定的日常生活的补偿，是对现代社会重复的、机械生活节奏的交替。多元权力主体共同参与建构的节日生态形塑了当代中国丰富多样的节日格局，满足了社会各阶层民众层次不同的节日诉求。然而，日常节日化、节日日常化的出现是对节日属性与社会意义的重构和异化，意味着原本作为非日常的节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机械组成，节日所具备的对日常生活补偿的快感功能正在消失。节日传统的异化造成了现代人对节日传统的不适。虽然人们可以庆祝的“节”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没有节日的味道。如何改变当前节日异化的现状，强化节日对于人的关注，恢复节日作为休闲文化具备的协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缓解现代性危机的属性，仍然是当代中国节日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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