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陈蓉榕：当代民俗志写作新的尝试 ——《番禺民俗》述评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陈蓉榕，女，福建人，云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民俗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俗研究。本文根据刘晓春的《番禺民俗》一书，分为四部分进行分析，以图清晰地展现该书的魅力。

当代民俗志写作新的尝试

——《番禺民俗》述评

陈蓉榕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

2019年第4期

在区域民俗与地域文化越发得到重视的今天，各地的优秀民俗志层出不穷，如海峡两岸文化发展丛书中方宝璋编著的《闽台民俗研究》，将闽台民俗置于中华民俗的大背景下，在空间与时间上进行定位，凸显了闽台民俗的地域特征；再如余婉韶编著的《佛山民俗》，该书中规中矩地系统叙述了佛山民俗的方方面面，细致生动，知识性强。这些区域民俗志往往对当地民俗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力求全面。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面面俱到的民俗志往往流于表面化、碎片化，无法以一种整体性视野观照民俗事项，无法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角度去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关系的变迁与积累。

中山大学刘晓春的新作《番禺民俗》，大胆地尝试了对于一个地区的民俗事项进行民俗志的整体研究。这一写作方式，比单一民俗事项的研究显得视野更为广阔，比面面俱到的区域民俗志则更具有整体性，为区域民俗志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包括结语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地理族群；第二、三章，生产与饮食习俗；第四、五章，民间信仰与节俗；第六章，民间手工技艺，第七章，简要介绍“自梳女”。全书章节清晰明确。笔者将分为四部分进行分析，以图清晰地展现该书的魅力。

一方水土，因地制宜

一般的区域民俗志多半不会太关注于该区域所处的大环境，而是在默认读者熟知该区域背景的情况下，单刀直入，直接叙述该地区的生产生活习俗，如赵麟斌编著的《福州民俗文化述略》，便是简要介绍了福州的地理位置等信息后开始生产习俗介绍；而余婉韶编著的《佛山民俗》甚至于直接省略此部分内容，直接开始生产生活习俗的介绍。但《番禺民俗》并不如此，作者将番禺地区的“一方水土一方人”作为番禺民俗形成的前提，地域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是介绍番禺地区习俗的逻辑起点。

番禺大地的形成与珠江三角洲的变迁密不可分，水流带来泥沙，日积月累，冲积成广袤的平原，人们在此开垦，繁衍生息。番禺地区从北往南，地势由高往低，开发由早而迟，形成了被称为民田区、半沙民区和沙田区的村落群，其中又以沙田区的比重最大。番禺地区的人口组成以大量历史移民为主，最早居住于此的南越族早已消失，其余的人口，作者根据史料和传说将他们分为三类：珠玑巷后人、九屯移民后人及水上居民。在番禺，民间宗族大户多为珠玑巷后人，异姓村落联盟则主要为九屯军户，他们居住于开发较早的民田区或半沙民区，而被俗称为“疍民”的水上居民则主要居住在沙田区，此地开发迟，地势低，居民大多为佃农，故一直到1949年之前都很贫困。

民田区与沙田区以地理以及时间为界限，根据书中引用的刘志伟教授研究成果，以元明之间为界，这之前所存在的土地为民田区，而明以来及之后冲积或人工围垦而来的土地则被称为沙田区，沙田多为居住在民田区的大族所拥有，居住在沙田区的人们则多半为他们的佃农。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构造与人口构成分布，番禺地区的人们形成了以人工围垦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别具一格的风俗。该书介绍了番禺人民因地制宜不断发展的围垦、耕沙技术，以及在农田之余所发展的种蕉、捕鱼、捉虾、寻蟹、种蚝打蚝、取蚬、放鸭等种种生产方式。与那些单刀直入的民俗志不同，该书由地区和人口构成入手，由表及里，将番禺人民的生活，尤其是沙田区人民的生活犹如画卷般缓缓展开，更显生动。

其后，在饮食一章中，作者摒弃文化上的偏见，结合多种文献资料，强调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饮食方式的差异，将番禺地区的食俗概括为“杂、时、鲜”三个方面，将番禺地区别具一格的食材、饮食习惯与当地气候地理等进行有机结合，不但不显猎奇，反而突出了温厚的人文关怀，这是那些仅仅介绍菜品的民俗志所无法体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章进行“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叙述之中，作者大量引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其《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而对于番禺而言，他的《广东新语》可称是广东地区民俗的百科全书，其好友潘耒在序言中称：“……于是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语》一书。”屈大均自序也表示：“予尝游于四方，闳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然无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因此，将《广东新语》称作屈大均在广东地区的田野调查笔记也许并不过分。《番禺民俗》体现的古今民俗两相嵌套互证，使得文本更具历时性与真实性。

休戚与共，神人共娱

在番禺，民田区和半沙民区之中，人们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借助祖先或神明的象征符号，凝聚成村族血缘共同体或跨村落的地域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观念反映了村落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祖先及神灵的有机联系。对于人与神明的关系，作者在书中以种种酬神谢恩的村落或地域共同体的种种仪式予以呈现，如“佛祖神医”“康公坐镇”等等，体现出人神共娱的一番景象。但作者想要凸显的并不是番禺地区独有的神明，而是站在民俗研究者的角度，洞察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作者结合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对于番禺地区的若干以村落为单位的巡游仪式进行了详尽的描写。

作者认为，番禺地区自古以来兵匪祸患频繁，因而形成了强大宗族勉力自保、弱村小族约纵连衡的大大小小共同体。对于那些弱村小族而言，共同供奉的神明便在时代的发展中渐渐完善，成为其凝聚团结的象征符号。作者重点叙述了“十乡会”与沙涌“鳌鱼会”，它们是番禺地区弱村小族以神明为象征凝聚起来的代表性区域共同体，通过探究其形成的原因及过程，反映了“以神明为中心的地域共同体”中民间信仰作为象征符号的显性功能：周期性的民间信仰仪式强化了地域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使得以神明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结构更为稳定，也彰显了番禺地区所独有的人文景观。

传统时期，一场盛大的巡游代表着一个地域共同体的经济实力与人丁兴旺，其中各种鲜活的“飘色巡游”更代表着各村匠人精湛的技艺。因此，即便到了现代，虽然不少以娱神为目的的巡游已经消失，但其中的独特技艺却得以保留。这种不断适应新的技术、新的审美情趣的传统民俗，已经成为番禺地区最具特色的一项表演活动。作者详细完整地描述了番禺多个村落“飘色”的复兴过程及其技术、主题、人员的变化，并且指出，这些民俗事项原本具有的信仰功能渐渐弱化，超越其传承母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则进一步加强，成为地方重要的文化资源。通过详细且穿插大量田野资料的历时性叙述，呈现了一种民俗的兴衰继替过程。

除了以民间信仰为主的“出会”“扮色”之外，书中还详述了“摆七夕”和“扒龙船”。为番禺旧时最为重要的两项节俗，“摆七夕”在当代已经显得式微，但“扒龙船”却依旧盛大且经久不衰。在番禺，“扒龙船”习俗不乏神圣，番禺乃至珠三角地区的人们，对于龙船的态度堪称虔诚。作者详细描述了岭南地区有关龙船的传说与禁忌，有关龙船的众多仪式，如起龙、采青、龙船景、食龙船饭、藏龙等，虽然已经有所简化，但村民事船如事“龙”的态度依然如故。一系列仪式如同唤醒一条真龙，显得小心翼翼、谨慎行事。除了龙船本身就是神圣物品之外，各村还将“村主”即各村主要神明请至龙船之上的小小神斗，派专人加以看守，这是寄托村民信仰的小小神圣空间。而当龙船下水开始竞赛，无论是龙船之上还是龙船行驶过的江河沿岸，都将变成恰似西方嘉年华（carnival）式的狂欢，完成一种由神圣往世俗的变化，乃至于神圣与世俗的结合。作者发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扒龙船”是循例的节庆活动，村民们平日里没有太多娱乐，因而热衷于“扒龙船”。但到了娱乐手段多样、经济发达的现代，村民们依旧热衷于“扒龙船”，可见端午龙船早已成了村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村经济好，就更加要俾心机（用心）去扒，扒龙船主要是可以为村集体出力，为村增光”，因而可说扒龙船是“历史悠久、群众参与广泛、契合当地群众信仰需求、热闹喜庆的民俗传统，为当地百姓所热衷，花费上百万资金都在所不惜”。

对于与“扒龙船”相关的社会组织“龙船会”，作者也有详尽的描述。龙船会，“扒龙舟”期间的村民临时组织，主要负责本村的“招景”“应景”等事宜。发帖前往兄弟老表村邀请龙船，是为“招景”，扒龙舟前往兄弟老表村应答邀请，是为“应景”。旧时的“龙船会”多以地方恶霸主事，管理较为混乱，且冲突不断，而现今的“龙船会”则由村民推选能人主事，以筹集资金，组织活动。事实上，番禺地区的各个龙船会与民间信仰相似，代表着番禺地区不同的区域共同体，形成的是一种独特而团结的亲密社群，物资及人员之间的相互帮助使得龙船会中的各条村的联系异常紧密，这是村民自发而成的基于“人情”与财富的互助，来来往往，维持着村庄之间的合作桥梁。它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曾提到亲密血缘之间的联系模式，但更加稳固而长期。

与其他尽述该地区所有神明、民俗节庆的区域民俗志不同，作者选取番禺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运用历史文献即田野调查材料，系统叙述其发生、发展、变迁，历时性地展现番禺地区的人们在时代更迭之中的变迁与固守。与那些平面列表式的民俗志描写不同，该书将民俗与社会、历史、文化等有机地联系起来，尽量做到融会贯通，而不是生硬地将民俗事项并置罗列。

巧手天工，与时俱进

与“出会扮色”与“扒龙船”两章的写作策略相同，在介绍手工技艺的一章中，作者选取的是最具有番禺特色的三项技艺进行系统叙述，分别为龙舟制作、泥水画工的壁画砖雕和广绣、晒莨等染织工艺。

与强调祖师崇拜或仅仅是介绍制作工艺的民俗志不同，作者依旧历时性地呈现技艺的内容与工艺特色。比如龙舟制作，作者首先梳理了古而有之的当地造船业的发展历史，其后结合当代资料以及龙舟制作师傅的详细采访，栩栩如生地呈现了番禺龙舟制作的前世今生。番禺地区宗族组织发达，宗祠寺庙等古建筑众多，因而所需工匠众多。作者按历时顺序，一一介绍了番禺地区的历代著名砖雕艺人的生平及其著名的泥水画作。到了现代，博采众长的传承人更是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使砖雕技艺不断传承，扩大影响。而对于历史悠久且制作精良的广绣、晒莨等染织工艺的介绍，则更加详尽。对于今日已成绝响的晒莨工艺，作者结合文献资料和相关人员的访谈回忆，力求尽可能还原其制作过程；而对于至今尚存并且与当地企业合作的广绣，则是在运用文献梳理其历史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调查番禺当地人民自发组成的刺绣社，取得鲜活的口述材料，生动地呈现了广绣的精彩技艺与遭遇的困境。

眉黛风流，异于他地

凡珠三角一带的民俗志，无不提及女性抗婚习俗。《番禺民俗》也不例外。与单纯介绍该习俗的其他民俗志不同，作者将重点放在这一群体的信仰、仪式以及这一习俗形成的原因。该章节结合众多文献资料，通过对“自梳女”这一性别群体的研究，简要分析自梳女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作为这一性别群体身份认同象征的神明形象。作者认为，置身于男性社会之中的自梳女，通过与外部社会不断的抗争，争取到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虽然与父权文化有了一定的抗衡，但却是以男性的社会价值观为主导来进行实践，以严格的宗教等级和行为规范来取得神圣性与社会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妥协。通过如此叙述，作者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解读了这一为争取独立而生的群体，却因为社会地位的提高反而渐渐消失，同时也体现出番禺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

小结

番禺作为广府文化的中心，在时代剧烈的更迭之中亦随之变迁。尽管如此，番禺地区的人文精神，一如孕育其中的一方水土一样，被世世代代的番禺人民所坚守，这也是作者之所以在本书开章便详尽介绍番禺的水土与人民的原因。正是有着这样的水土和人民，才会渐渐涵养出众多独树一帜的民俗事项，并能在传统被现代社会不断消解的今天传承至今，不至于轻易地消失，反而历久弥新。番禺人民在历史中创造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结构，这样的结构使他们足以应对改变，其独具的结构模式蕴含在种种民俗当中。

《番禺民俗》一书可说是民俗志写作的一项新尝试，作者敢于跳出传统的藩篱，以自己对于番禺的理解来书写该地区的民俗，选取最为能够代表番禺地区人文特点的民俗进行介绍，其历时性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书写方式，使得该书不落俗套，可以说是取众之所长而成此一书。对于如何发掘、提升地域民俗的研究，《番禺民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