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是在古老氐羌族群系统南迁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民族，其迁徙过程取得了大量的文明成果，同时也与应对大量的自然和社会灾害相交织。换言之，哈尼族辉煌的发展成果正是在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奋斗中取得的。哈尼先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积累了一套应对灾害的特殊认知经验，并以口述史的形式流传至今。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是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远古先民的集体灾害记忆更多的是关于资源配置不平衡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失序。当然，能“历经磨难而保存至今的文化大都是坚韧的”，那些发展至今的族群文化的韧性从何而来呢？事实上，“从远古时代起，当不同部落或民族相遇之后，频繁战争或冲突就接踵而至，大多于和平方式下的磨合、适应以及对差异的包容。”不同族群在特定的空间如何和睦相处，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生命力，似乎都与各个族群的文化持有者长久以来对其内部秩序的不断调整，以及不断调适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历史行动逻辑颇有关联。

哈尼族迁徙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迁徙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以往哈尼族迁徙研究多以族源氐羌北来说为理论基础，以本民族口述史、汉文史料等为依据，清理出哈尼族由北向南的历史迁徙线索，对口述史中重要的迁居地名做了一定考证，哈尼族先民南迁经过的地点和时间是许多研究中重点考察的问题；有论者关注哈尼族在南迁过程中如何实现了从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转变的历程；有学者主要是从哈尼族迁徙史看到哈尼族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也有学者从迁徙史诗去分析哈尼族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有学者从民族精神的角度对《哈尼阿培聪坡坡》和《荷马史诗》进行对比研究；有学者关注哈尼族迁徙阶段的历史分期问题；也有学者关注迁徙中发生的跨族婚姻问题；从哈尼族迁徙史分析契约叙事；这些研究成果是丰富的，但是，也如有学者指出的，以往的研究只是“对迁徙原因偶有提及……很多观点的提出缺少深入、严谨的历史学论证和有说服力的论据，研究视野需要拓宽，新的研究内容有待开启。”可以说，对于哈尼族迁徙的原因的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祛除对历史想象的方式之一就是对历史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在哈尼族民间口述迁徙史《哈尼阿培聪坡坡》（以下简称《聪坡坡》）中提到了先民七次大规模的集体迁徙，其中第一、二、四、六次迁徙与自然灾害相关，仅两次始于社会战争灾害；《雅尼雅嘎赞嘎》（以下简称《雅尼雅》）则可以理解为一部战争灾害迁徙史，它历数了哈尼族阿卡支系历史上的六次集体大迁徙以及不同部落的多次零散迁徙，集体迁徙中除第二、三两次始于自然灾害外，其余四次皆为涉战迁徙；此外，创世史诗《十二奴局》（以下简称《奴局》）也详细论述了哈尼先民的八次集体大迁徙，第一、二、六次集体迁徙行动与战争相关，其余五次迁徙皆始于自然灾害及人地资源矛盾。这些数据表明，纯自然的以及人为诱发的自然性灾害是哈尼先民集体迁徙行动的主因，而由社会战争灾害诱发的空间位移行动则相对只是哈尼迁徙史中的小概率事件，因此，前人没有对哈尼族迁徙的原因做全面细致的考察，多是简单地将哈尼族历史上的迁徙原因归结为“战败迁徙”。这些论述略显武断，并且也由于对迁徙原因缺乏整体性思考从而也就未能对哈尼族对人与自然与人社会等关系问题的理解进行深入的思考。本论文在全面考察迁徙原因的基础上，尝试从灾害应对和拓殖新的生存资源与空间的视角来阐释哈尼迁徙史，由此发现迁徙行动基本上都可以说是特殊生计智慧的策略性选择，因此，按照叙事史诗所呈现的迁徙中的文化逻辑，去理解哈尼族历史上所遭遇的各种灾害及灾害应对策略，对阐释哈尼社会文化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希冀对思考哈尼族现实的发展有所助益。

通过对哈尼迁徙史及各异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灾害是导致哈尼族先民历史上进行民族大迁徙的重要原因。哈尼族迁徙史叙述的灾害类型总的来讲包括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两大类。具体而言，这两类灾害又分别可以按照不同的属性继续细化分类。

哈尼族迁徙史中的自然灾害可以概括为单纯的自然灾害以及人为因素引发的自然灾害。先民拓殖生存空间和寻求新的生产资料、资源要素时作用于自然并被自然反作用，从而诱发的灾害则可归结为人为引发的自然性灾害，最常见的是单位空间内人口膨胀导致的人地矛盾。当然，像山体滑坡、持续干旱、洪灾等自然灾害，可能是迁徙过程中遭遇的纯粹自然性灾害，也可能是由于人类过度作用于自然环境触发所致，其边界因迁徙民族的特定历史际遇不同而存在模糊性。

《聪坡坡》中记载哈尼先民在“惹罗普楚”遭遇了瘟疫灾害（“惹罗”意指大于倾盆）“惹罗”大寨地形低凹，气候潮湿，疟疾、瘴气等使哈尼先民开始了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迁徙；在第六次迁徙中，哈尼先民迁离“色厄作娘”迁往“谷哈密查”又因为生态恶劣，资源紧缺。《十二奴局》中哈尼先民因洪涝灾害从“窝你”迁徙到“勒昂”：“可怜的哈尼人，又遭了天大的祸殃。七天七夜下大雨，窝你坝子变成了汪洋，洪水淹没了庄稼，洪水冲走了新房。没吃没穿熬日子。男女老少受尽了极寒。”；《奴局》的第九局《杜达纳嘎》（祖先的迁徙）中也记载哈尼英雄阿波仰者率领的奕车人支系先后经历了干热河坝的瘴气、疟疾的侵扰，后在沿河摆渡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洪灾打击，到达“额咪”，在“额咪”仍然无法承受瘴气的困扰，再继续往前走到达“南洼街”。《雅尼雅》讲到雅尼人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从“达河达哈朗”到“加滇”是为了寻找新自然生存资源；自然灾害也是雅尼先民对“加滇”地区的反复得失的原因之一，雅尼人第一次被迫迁离“加滇”是因为持续爆发的旱灾；当雅尼人离开“加滇”后，也不断遭遇自然灾害。雅尼先民成三大部落各自迁徙：则交部落从“景兰”迁往“难哈老八”（今勐海县境）的过程中分别遭遇了暴雨、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次生灾害；则维部落从“景兰”出发历经十余个聚居时段，最终到达“浓朗”（今勐海县格朗河乡）。其间经历人地矛盾、瘟疫疾病、资源紧缺等灾情；哈达千部落从“景兰”出发辗转迁往境外东南亚国家，途中遭遇了瘟疫巨灾并积累了筑居经验。

《聪坡坡》记载哈尼先民第一次迁徙是因人口膨胀生存资源枯竭而被迫迁离祖先的发源地“虎尼虎那”高山“麂子马鹿下儿，一年只得一窝，猎野物的先祖，一天一天增多。先祖们找不着肉了，两座山峰戳在肩上……仓里的红米撮一碗少一碗，撮到底半碗也不够装。两条大水鱼越捞越少，虎尼虎那不再是哈尼的家乡。”；第二次大规模迁徙从“虎尼虎那”迁往“什虽湖”聚族而居则始于人祸，在“什虽湖”人祸诱发的火灾使先民失去了家园“先祖去撵野物，烈火烧遍大山，燎着的山火难熄，浓烟罩黑四方，烧过七天七夜，天地变了模样……哈尼惹下了祸殃……天神地神发怒了，灾难降到先祖头上。”；先民从“嘎鲁噶则”迁往“惹罗普楚”则是由于族人在“阿撮”的生计空间里人口再度膨胀，使“阿撮”地区面临生存资源的紧张，人地关系恶化。《雅尼雅》刻画了因“加滇”首领交邦横征暴敛造成民不聊生、生态破坏而诱发的旱灾。《奴局》记载先民的第四次迁徙从“勒昂”分成十二路去开拓空间（十二路是泛指，史诗中提到从勒昂分出的三大路，后面的部分指描述了“仰者”率领迁徙的路线），其原因是人口膨胀，资源紧缺。

从上述迁徙史叙事中可以看出，单纯的自然灾害与人为因素引发的灾害都是使哈尼先民迁徙的重要原因。而有关这两类灾害的叙述中，人口膨胀、生计与自然承载能力矛盾等人为导致的灾害要远多于纯粹的自然灾害。

战争是典型的社会性灾害。在不同族群族际交往、资源配置和生存空间的拓展的活动中，资源配置主导权的争夺是战争的直接目的。在哈尼族的迁徙史上，战争一旦触发便意味着富庶家园的丧失和悲怆迁徙的开始。

族际战争是哈尼迁徙史灾害叙事中较常见的社会性灾害，《聪坡坡》记载先民的第五次迁徙从“诺玛阿美”迁往“色厄作娘”缘起于战争灾害：“诺玛阿美”是哈尼族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圣地和灵魂归栖之所，哈尼族相对一致的文化样态就是在这里初具雏形。在前农业文明时代，丰富的物产和富庶的土地是族群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不同的人类共同体所争夺的重要目标，美丽富饶的“诺玛阿美”招来异族“腊伯”的觊觎，在两族交战中“哈尼的竹刀啊，挑不破腊伯的肚皮，哈尼的竹箭啊，穿不透腊伯的胸膛；腊伯的铁刀啊，象剃头刀一样快，把大树样的哈尼，砍倒在山上！腊伯的铁箭啊，象尖刺一样硬，把大象样的哈尼，射翻在坝旁”显然，哈尼人与腊伯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悬殊巨大，因此哈尼先民家园沦丧，迈上迁徙之路；哈尼先民第七次从“谷哈密查”迁往红河南岸地区也是因为族际战祸：哈尼人迁徙到美丽富饶的“谷哈密查”并逐渐站稳脚跟：“谷哈成了哈尼的家乡,哈尼在这里增到七万……谷哈有大大的红石,蒲尼背来炼铁，哈尼学会烧石化水，也学会造犁铸剑。”然而，随着人口大量增殖，生产技术习得，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哈尼人逐渐挤占了原住民“蒲尼”的生存空间，战争悲剧再次发生：“罗扎招来众多蒲尼，把大寨围成一圈，哈尼白天冲杀七回，七回被打退，哈尼晚上冲杀九回，九回被打退，七十七个兄弟被杀伤，七十七和兄弟被砍翻，七十七个兄弟被赶走”，其结局是“趁着天黑雾大，蒲尼望不见人，哈尼马上启程前行，悄悄离开谷哈平原”。最后几经辗转，迁徙到红河南岸地区。

《奴局》中的族际战争叙事相对较多：先民第一次从“诺玛阿美”到“洪阿”是因为丰富的物产遭来异族入侵；第二次从“洪阿”到“窝你”因为遭受异族入侵战败南迁；第五次迁徙，英雄阿波仰者率领奕车支系，先后经历了自然和战争灾害，从“勒昂”到“腊萨”，遭遇异族（当时的“腊萨”分布着多种族群）觊觎“腊萨”土地肥美，围绕土地控制权发生了长期的资源争夺战争。

《雅尼雅》对族际战争的描述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在“加滇”时期，“加滇”地区除了雅尼人还有许多其他族群，雅尼人对沃土“加滇”反复得失的拉锯是因为“加滇”物产丰富，生活富足，异族觊觎并用计谋打败雅尼人。几经辗转再回到“加滇”的雅尼人又因与异族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资源争夺大战，最终败北被迫迁徙。雅尼人第二次离开“加滇”迁往“资嘎波阿朗”是因为与当地其他氐羌后裔族群争夺控制权而败北迁离；第二阶段是三大部落分别迁徙的过程中，在滇西南傣泐王统治区内各自遭遇的族际战争。

战争通常出现在文化殊异的两种利益集团之间，但是族群共同体内部矛盾触发战祸的破坏力也不容小觑。《雅尼雅》中记载，人鬼间的资源争夺大战(即争夺更有利的生存发展条件)导致了雅尼人的第一次大举迁徙；雅尼人之所以痛失故土“加滇”很大程度是祸起萧墙，雅尼人在内忧外患中第一次失去“加滇”，主要是内部统治者的腐朽衰落：首领交邦横征暴敛，令百姓无法生存，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

《奴局》中奕车支系从“勒昂”到“腊萨”沿途田地遭异族觊觎引发战争，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外嫁的哈尼女子伙同夫家争夺田产，因此也算祸起萧墙“异族人举起闪亮的长刀，哈尼人抬着磨快的镰刀。我们哈尼人少势力单，挨着异族的老牛鞭；从今以后子子孙孙要代代传，哈尼人不得招姑爷，出嫁的姑娘不得分田地。”《聪坡坡》则鲜少描述到哈尼先民迁徙过程中的萧墙战祸。

综上，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是哈尼族的两大迁徙驱动力。生计空间重塑的易地迁徙活动是哈尼口述史上的一条主线。哈尼迁徙史上遭遇的自然灾害（尤其是人地矛盾、空间萎缩、资源紧缺所诱发的灾害）远多于战争灾害，哈尼文化系统中很早就树立了社会战争带来的失序和秩序重建的代价意识，将哈尼族迁徙活动归因于战败逃离的结论是对迁徙史的曲解与误读。

面对自然和社会灾害，哈尼先民经历了从最初的恐慌、逃离到积极应对、主动防御并形成抗灾御灾集体意识的动态过程，其历史表述中的灾害经验系统也越加丰富和立体。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充分把握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组关系之间的秩序逻辑，并成为哈尼族“天地人神”四位一体传统哲学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唯物自然观认为“实践”使人与自然实现有机统一，自然的先在性和自律性“只有在当自然从‘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变时才是重要的，同时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外部的自然存在已越来越成为制约人类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人的“自然性”与自然的“属人性”是辩证统一的。

人为了保证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要与自然本身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在最初寻求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人若不能合理把握本身的自然属性，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即对“自然界产品”的获取和利用不当）便会造成自然的生产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从而引发灾祸，使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失去了生存发展的条件。

哈尼族尚在以采集狩猎为生计方式的原始社会阶段，就对人的“自然性”有了朴素的理解。《聪坡坡》记载的哈尼先民因为生存资源枯竭而被迫迁离“虎尼虎那”高山，之后又在“什虽湖”发生了毁灭性的火灾，在把握人与自然的最初关系时，面对灾害是以一次次的被动迁徙来回应的。在“迫使自然的限制退却”的早期尝试中，人往往因为尚未能科学把握好自身的“自然属性”，而在灾害面前表现出脆弱性：《雅尼雅》中人和鬼为争夺资源混战分家之后，鬼经常出来作祟，为了骧灾壤祸，阿培苦里阿拉开创了“耶苦扎”节，以祭祀祖先神灵，祈福求吉；阿培汤玛阿尧开创了“嘎汤帕”节，祭祀先祖，祈求人畜安康，这些都表达着先民消解不可抗力灾害的朴素意愿；《奴局》中“窝尼”坝子的洪水巨灾使先民面对灾害的脆弱性再度凸显，只能通过新一轮的被动迁徙来应对。

马克思现实的自然观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在他看来，自然的“属人性”是以人的实践作为起点的，也即“人化的自然”实质是人的实践性产物。“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而人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实践活动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违背自然的“属人性”也将招致灾祸。

《聪坡坡》中“什虽湖”的大火就是人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最初实践中，尚未充分习得掌控自然之力而引发的人为灾害；《奴局》的“阿资资斗”篇章中，哈尼姑娘简收受九位兄嫂的欺凌虐待，在要饭过程中路过“阿姆山”跳进大田水口自杀，她的拐杖遇水生根，变成大青树遮天蔽日，人们从此失去了光明，为了砍倒大树重获光明，众人先是推举仆拉猎手阿戛射下了牛皮纸大的一片树叶，获得一线日光，之后一名傣家人听到恶鬼的谈话知道了砍倒大树的秘密，于是众人合力砍到巨树，人类重获光明。简收在哈尼族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系统中无疑是神的意志外化物也即是自然的象征，一旦神的载体受到虐凌，也即自然的“属人性”没有得到尊重，那么人就要受到相应的惩戒，直接的方式就是丧失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可见，自然的“属人性”失衡就意味着既有社会生产结构的失序；《雅尼雅》记载的滇仙姑娘的拄拐变成巨树带来旱灾的传说是“砍树计日”的异文本，说明哈尼先民已经意识到人的实践活动一旦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招致灾祸。

吉登斯在其结构化理论中将“结构”界定为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频繁出现的“规则(rule)和资源(resource)”由此建构了社会结构的二重论，即“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于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其中的规则分为支配性规则（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规范性制度）和规范性规则（各种社会文化性符号）；资源又分为权威性资源（包括行为者的权威和各种社会资本）和配置性资源（即物质性的实体资源），人则在具体的社会时空情境中围绕这两种资源展开实践活动。社会结构二重性中“结构既制约人，同时又给人以使动性。”因此，人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发挥能动性时就面临着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

传统哈尼社会内部对“权威性资源”的争夺常导致社会结构性失序，也即人与社会关系的内部性失衡招致灾祸。哈尼社会结构从集体采集狩猎的原始简约状态，到政教合一的卡里斯马能人治世时期，再到之后的封建领主制阶段，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不断相互适应、互相调整。同时，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不断打破着社会平衡系统，人与社会的关系处在一个不断调整、修复和平衡的历史语境中。

哈尼先民在各个历史阶段努力通过开创新的生产、生活技能，不断平衡着人口与既有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当哈尼社会组织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人与社会的矛盾开始凸显，《聪坡坡》中提到的“惹罗普楚”时期是哈尼迁徙史上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社会阶级分化出现，产生了头人、贝玛、工匠三种能人。当社会职业分工日趋明细，人们开始各司其职时就意味着社会组织结构需要调整，如克服山地屏障，开沟造田，选址建寨都要求内部集权力量的支配和行使，到了“诺玛阿美”时期，传统哈尼社会内部集权的趋向更加明确“哈尼人口实在多，一处在不下分在四面，四个能干的头人，轮流把诺玛掌管，最大的头人叫乌木，哈尼都听从他的指点”各个头人都要受命于乌木，这种最高权力内部轮转的制衡方式，在“诺玛阿美”兴盛时期发挥了极大的社会作用，为哈尼人开疆拓土，人口再生产，对抗自然灾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到了“诺玛”时代晚期，这种集权首领轮流坐庄的制衡局面被一个强大支系的头人独揽大权所取代，社会内部“权威性资源”被少数人掌控，过度集权导致族群凝聚功能消减，社会秩序紊乱，社会结构失衡，从而无力应对自然和社会战争灾害，沃土因此沦陷。

当社会结构向更高的形式发展，哈尼社会结构内部对“权威性”资源的争夺趋于白热化，《雅尼雅》记载“加滇”时期的雅尼人已经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分工和组织已经高度精细化，加滇时代的雅尼雅有十二个首领，他们各自为政，最高首领是交邦邦玛，每个首领之下还有分工不同的臣属，分别管理着水、寨、户口、金银、送信、粮畜等。但是首领交邦在“加滇”时期的过度苛政，导致族群内聚力丧失，不足以应对剧烈资源竞争环境中各个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族群的夹击，在累月经年的战争中失去了沃土“加滇”。新的首领邦纠继位后，才扭转局面，重构社会秩序。当然，人与社会关系失衡所带来的战争灾害，使得一个发展中的族群既要付出社会结构瓦解和秩序离析的惨重代价，同时也获得了社会结构调整和秩序重构的历史际遇。

《奴局》给出了一个反证“人么的心实在臭起来，把头人贝玛和工匠厌恨那位人间无灾难，白白养活头人贝玛和工匠划不着，村村寨寨吹起了牛角号，赶走了头人贝玛和工匠”对内部权威性资源的否定和直接挑衅使得先民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失序的社会“人们相互打起来，人们相互争斗杀起来，没有头人来坐堂……贝玛赶走了，成群魔鬼闯进寨子吃人，疾病和灾难像秋天的树叶落下来……工匠赶走了，锄头斧子砍刀坏了没人修，房子烂了没人盖，人们不会栽田种地了”而秩序的重建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使数代人陷入战患。

随着哈尼族迁徙活动不断深化，生产生活技术的提高以及频繁的族际互动关系的提升，针对“配置性资源”的争夺而引发的冲突日益增多，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转向外部性失衡，从而诱发战争灾害。

《聪坡坡》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谷哈密查”时期，哈尼人与“蒲尼”人旷日持久的战争；《雅尼雅》关于“加滇”时期哈尼先民与氐羌系统其它族群之间，以及族群内部之间频发的战争也着墨颇多；《奴局》的大迁徙也多与“失地”和获取生存资源为主因。围绕“配置性资源”衍生的共享式发展观是哈尼族乃至诸多南迁氐羌集团所共有的族际交往伦理，然而，在相同时空中流动着的不同族群在具体的历史际遇上存在巨大差别，各族群间的社会发展层次、生计模式和发展诉求也不尽相同，在同等生态位下，对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和对资源总量的控制权的张力十分明显，竞争和张力激化就意味着战争的开始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双方既有社会秩序的崩离，即便是在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也面临秩序的重构问题，因为在面对新的资源存量时他们需要考虑资源的再分配、社会和人口的再生产等系列人与社会关系重构的问题。

哈尼族灾害认知体系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内部性/外部性）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失衡在重要的迁徙历史节点中反复出现，随之而来的自然和社会灾害引发社会失序，惨痛的历史教训不断提醒着这个迁徙民族去捍卫既成的资源配置秩序。当然，这些多多少少带有建构性质的历史表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哈尼先民在技术有限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渴望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社会灾害限制，实现自我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灾害应对经验系统并非先验的纯概念性问题，而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哈尼人对灾害的认知和应对经验的积累也具有历史的流变性，从灾害认知、灾害应对策略的初步探索到灾害应对经验系统的形成，整个过程中有着一个关键联结词——秩序，哈尼族在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有始终维持着一以贯之的秩序平衡观。

迁徙史所描述的哈尼社会从原始向现代的变迁，也是哈尼社会秩序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这种变迁并非是机械式的单线进化的。哈尼族早期的神话传说中对天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理解，就是“用想象和借助于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也就是将远古时代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混沌的关系加以秩序化的一种努力。使人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其生存与发展提供一种秩序是神话的一个基本的作用。”哈尼人的灾害应对经验系统在秩序的不断重构中得以发展和完善，而哈尼传统社会结构失序和秩序重构之过程具体是怎样和灾害经验系统联结的呢？其关联之要义在于哈尼族对生存资源和空间获取的认知与平衡上，因为哈尼族传统宇宙观的核心是“在天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内解说人性。”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基本诉求，从传统采集狩猎活动开始，或逐水草游牧而居，或半游猎-半农耕，或定居农耕，人类的生存活动就与自然资源紧密关联，自然和环境资源直接决定人类生计方式的选择，当人类不能很好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时，灾祸就降临。

灾害导致社会失序，而秩序重构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意识已经内化到迁徙民族的灾害防御经验系统中，成为把握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重要参照系，例如《聪坡坡》中当女英雄戚姒率领族人逃离“谷哈”奴隶主的追击，摆脱沿途种种瘟疫灾害困厄，到达“石七”时说道：“前头有条哈查（指红河），翻滚着红红的大浪，在红水的两边，是青青的大山；那里有遮天的大树，那里有暖和的凹塘，恶鬼恶人难找到，是哈尼中意的地方”哈尼先民在社会失序和重构的重要历史时期都会涌现出大量的类似经验；《雅尼雅》中雅尼先民从“加滇”分化迁徙之后，三大部落中的则维部落，又独自历经六次迁徙，完成了从河谷平坝热区向半山区定居的活动，因为他们在物产丰富的河谷热区首先要遭受傣泐奴隶主的压榨，其次要经受平坝热区的瘴气及瘟疫等灾害，因此在完成最后一次迁徙之后，这个支系积累了“不再留恋凹塘和平坝，在高高的山岗上安寨”的生存经验；《奴局》中仰者率领奕车支系从岳父“慈噶欧歌”那里分迁，亦是出于寻求新的适宜人口和社会再生产的生态空间的考虑。

“为了生存，确保生计、人口的更替和社会再生产，人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建构起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实践与自然界互动(Patterson,1994:223)”当然，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真正的“人与自然平衡”并不是指人完全地敬畏、臣服于自然，而是意寓人在自然开发中既能获得维持生计的资源，又不至于破坏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位，人类生存秩序的每一次重构也即是人与自然达成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当哈尼先民迁徙到红河南岸地区与当地其他世居民族一起因地制宜创造了山地梯田稻作农耕文明时，被创造出来的梯田样貌已然不再是红河南岸哀牢山系的原生自然样态，但是这种基于特殊生态和山地水利循环系统实现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新型平衡模式，在21世纪初中国西南地区的数年持续旱灾中实现了粮食的区域性保产增值，传统梯田农耕生计方式在现代灾害应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现代哈尼梯田生态系统实质也是人与自然达到一种新平衡的结果。

灾害的集体应对是哈尼迁徙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涂尔干认为“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迁徙中哈尼族共同体内部所要遵循的文化逻辑、信仰体系（即吉登斯社会结构二重性中的规范性规则）、行动规则、社会秩序（即吉登斯社会结构二重性中的支配性规则）被不断地建构出来，并造就了应对不同类型灾害的经验系统。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效防御体系的建构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内部集权化，也即实现对内部“权威性资源”的某种让渡和整合，因为权力的集中就意味着能够确保应灾过程中实现快速动员和有效应变。共同的灾害防御知识系统又是强化族群内部凝聚力的基础，这种凝聚力突出表现在对战争灾害的集体防御意识上，面对战争灾害，共同体仅有文化的一致性还不够，还需建立在共有信仰基础上对一个统一的社会秩序结构的认同，认同又基于族群共同体内部成员获得身份的合法性，以及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差异性认知，在战争中面对殊异的“非我族类”时，共同体中的个体不断强化集体身份认同，不断地表述自身与他者的区隔，进而，群体内的每一个个体的身份认同感都在有序的集权系统下被塑造和强化了。

哈尼先民对社会内部“权威性资源”的配置有较深刻的把握，归纳起来就是：集权可御灾，分化致流徙。哈尼迁徙史诗提供了他们理解社会内部“权威性资源”配置的两个典型例证：《聪坡坡》中描述的哈尼社会组织结构在迁徙进程中不断向集权社会发展，从最初的氏族社会发展到封建领主制，到“惹罗普楚”时期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头人也是宗教领袖）形成“先祖推举西斗做头人，希望他贡献出智慧和力量。西斗拿出三颗贝壳，用来占卜凶险吉祥”到了“诺玛阿美”时期，出现了政治联盟，“权威性资源”集中化更明显“哈尼的乌木说一句话，四个头人把头点；哈尼的头人说一句话，没有人会来违反。”到了“谷哈密查”时期，与“蒲尼”人的资源争夺战中，哈尼社会内部结构平衡状态下的集权制保障了头人纳索和戚姒的统一领导，从而保证了战时的高度团结和机动性；而《雅尼雅》则刚好给出了雅尼人从集权走向分化导致社会失序的例证，“加滇”时期，领主交邦的过度集权和专制，使雅尼人逐渐分化，第二次失去“加滇”后，雅尼人内部分化为三个较大的部落：则维部落、则交部落、达哈达迁部落，后因灾害，族内矛盾、族际林权水土等自然资源的争夺战争，三大部落继续分化迁徙，形成了今天哈尼阿卡人在境内外点带状的分布格局；《奴局》中先民先是良心“臭起来”赶走了掌控“权威性资源”的三种能人，后来在社会严重失序、灾害肆虐、生产技能断层的生死关头又千辛万苦地寻回能人“人们一起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苦苦哀求说‘尊敬的头人贝玛和工匠，我们没有你们活不成’”。三种能人回归修复了失序的哈尼社会，于是“大家都规规矩矩过日子，地方很快就平定了”，社会组织平衡结构得以重构。

一个民族的灾害应对经验系统都并非先验的抽象方式，其形成与该民族的资源配置观和具体历史境遇及实践活动相关联。如“哈尼族本质上是个迁徙民族，族际交往、矛盾冲突、既是哈尼族迁徙的历史原因，又是在迁徙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其迁徙过程中所积累的灾害应对知识也是在族际交往和文化采借基础上积累而成，这其中就包括在族际交往中基于资源互济与互竞而不断做出调适的秩序平衡观。在族际互动接触中，“一个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交往需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准则，这就是族际交往伦理，它是民族间伦理文化互动的真实反映”不同民族独特的“伦理准则”不仅是其维系族际关系的道德标尺，而且体现了他们获取“支配性资源”时所持的秩序平衡观。

在获取外部“配置性资源”时，哈尼族始终以“强调民族群体繁衍生存的模式”为前提，与外族交往中哈尼人一贯保持谦恭和睦，表现出极大的克制，甚至做出巨大妥协。《聪坡坡》中记载哈尼族第一个互动对象为“阿撮”，并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在生存资源上互通有无“阿撮教哈尼破竹编蔑，哈尼换上滑亮的竹筐，阿撮教哈尼织帽，笋壳帽轻巧又凉爽。哈尼把鸡鸭分给阿撮,雄鸡开始帮阿撮叫太阳，哈尼教阿撮种五谷，阿撮的蔑萝装满玉麦高梁，捂酒的方法阿撮也学会了，阿撮男人天天喝红脸庞”在之后的迁徙中，哈尼族继续坚持这资源秩序平衡交往伦理，充分学习沿途各族群的生产技艺和生活知识，也传递着本民族的经验知识。当哈尼族在战争灾害中失去了美好家园“谷哈”被迫迁往“色厄作娘”时，又与原住民“哈厄”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哈厄的美酒哈尼一同来喝，哈厄吃肉哈尼一同来尝，两家人在一处也不怕，阿哥阿弟可以同坐一条凳上……哈尼哈厄情投意合，就像两窝雀共一树，两寨的女人爱在一处说话，两寨的男人爱在一起商量。”当然，谦逊恭顺的交往方式虽然有利于“配置性资源”的获取和灾害应对技能的习得，但一味的求和忍让也会招致战争这样的社会性灾害，哈尼人能在“谷哈”地区定居，是以哈尼的某种妥协为代价的，哈尼与谷哈“蒲尼”奴隶主存在一种依附关系，受压迫迹象很明显：“蒲尼的好心哈尼不忘，我们才当了帮手百年，帮你砍出大块火地，帮你开出大片良田，帮你插秧种谷，帮你栽树植棉，帮你盖出厚砖大瓦的楼房，帮你打出金丝亮晃的首饰”这种妥协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哈尼在“谷哈”得以休养生息，人口“增到七万”。但是，随着哈尼族人口不断增加，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逐渐挤占，“配置性资源”迅速萎缩，从而诱发了旷日持久的族群战争。

哈尼迁徙历史叙述中不断强调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内部“权威性资源”和与社会外部“配置性资源”平衡的秩序观，并将这些集体意识不断内化为灾害应对经验系统的一部分。哈尼族灾害应对经验系统的逐渐累积与最终确立，经历了族群内部秩序的不断调适、以及与各种外部秩序不断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

社会科学语境中的灾害，往往与族群生存资源的寻求和生存空间的拓展密切相关。讨论少数民族口述史中的灾害、灾害意识和灾害应对经验，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类发展的基本诉求和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这一对矛盾中去才能理解，不同族群都在自己的历史认知范畴内对灾害起源、灾害类型、灾害应对策略等进行归类、经验总结和差异化的表述，从而形成了一套平衡资源配置的秩序准则，并与其传统文化逻辑相适应。对于历史上发生多次迁徙的民族而言，各种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灾害是常伴左右的，当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开始了社会空间的物理移动，其原有的经济、文化体系便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空场域中，特定民族原有资源配置模式往往会因族群迁徙中的生存资源竞争、生存空间萎缩、人地矛盾等被打破，从而失去原有的秩序，面对失序的社会，一个大的趋势是在共同的灾害应对中做出抗争、妥协与和解，从而使该群体在不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时候不断积累自身的生存策略和经验智慧，进而重构一个可以共存的新的秩序空间。历史上的族群交往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战争灾害危机的暗流也时有涌动，战争虽然是大规模族群迁徙行动中所遭遇的灾害形式之一，但战争并不是集体迁徙行为的最主要的动因。事实上，文化殊异的不同族群在寻求资源配置过程中并不一定要付诸于战事，这在不同民族的许多迁徙史中都明确叙述过。这里对迁徙史上遭遇的灾害的属性和类型进行明确的界分和表述，就是力图从深层次上理解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总是会面对来自自然的限制和社会的挑战。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言，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出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人与自然合理关系的建立事实上又与合理地建立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关系密切相关。从当下的情景来看，一旦族群在“相互嵌入式”的发展进程中形成资源、技术、信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赖关系格局，就意味着每一个民族“不仅生存环境和生计都发生了变化，民族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民族关系格局中，族群间文化的交流、互渗之作用就不止于使不同民族在共享灾害应对经验系统中提高自身的灾害应对技能，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些不同的灾害应对策略在族际交往中逐渐交流，可以不断丰富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