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文化遗产》

2019年第4期

对中国民俗学早期起源、形成、发展的学术史脉络梳理和研究，学界着墨甚多。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和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为重点关照，民间文学资料征集与各地风俗调查为实践手段，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等为平台，加之众多知名学者摇旗呐喊与亲身参与，使得民俗学在起步阶段便备受瞩目，激发人们以极大地热情去投身这项学术事业。北大和中大成为当时全国民俗学运动的两个主要阵地，中大民俗学会还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成立了许多分会，发展了众多校外会员，创办学术刊物，各类知识人群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互动氛围。民国时期在福建开展的“民俗学运动”，是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重要节点。在聚集众多学人才智的背景下，以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国学研究院为中心，辐射泉州、漳州、福州、台湾等地，通过知识互动和文化交往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学术社群网络”。

北大歌谣征集的发端，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关注民俗学，并投身各项学术实践活动。他们发现“民间文学和风俗，是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的最丰富的资源。”随之，歌谣、故事、传说、宗教信仰等一切与民俗学相关的文献资料、图像碑刻、风俗物品等都被纳入征集对象，掀起了一股“民俗热”。民俗更多地被用以教化、启蒙民众，“民俗学的固有价值”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掘。由于时局动荡，北洋政府教育经费又难以到位，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受到影响。北大国学门同人顾颉刚、容肇祖、沈兼士、孙伏园等，纷纷选择南下，知识分子的迁徙促成了文化播迁，民俗学的火种也随之南移，中大很快成为新的民俗学运动中心。对民俗学有着极大热忱的顾颉刚，在中国民俗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和妙峰山的调查均为经典之作，除学术研究和活动倡导外，改革开放后恢复和建立民俗学有关机构，他同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施爱东认为顾颉刚和钟敬文都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伟大创建者，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环，都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民俗学。”在其从北大前往中大的途中，曾在厦大短期停留，开展过多项具体工作。以厦大国学研究院为核心的福建民俗学，因为顾颉刚的引领和推广，以及诸多南下学人的细致配合，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成为“20世纪20至30年代全国民俗学运动链条上一个不可缺的环节。”

对民国时期民俗学在福建的学术史研究，亦有不少成果。陈育伦以民俗学运动及研究为切入点，对福建民俗学运动做了整体回顾和评价。王文宝介绍了福建民俗学运动概况。李姿莹对中国民俗学福建时期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同时以厦门民俗学会与当时民俗学界互动及出版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早期民俗学界发展地方民俗研究及闽南文化情状。曾海洋也以厦大与闽南区域文化的变迁为话题，展开讨论。《典藏民俗学丛书》收录了《闽歌甲集》《台湾情歌集》《福州歌谣甲集》《福建三神考》等研究著述。萧放则从大学学科建设角度对北大、中大、厦大等民俗学活动和课程开设做了梳理。陈以爱围绕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探讨，勾连出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中大语史所之间的学术脉络与人脉关系，对这一知识群体进行了聚焦。刘小云、施爱东就中大人文学科为中心展开讨论，对福建民俗学亦有涉及。桑兵、张侃、汪毅夫、杨国桢、洪峻峰以国学研究院为研究对象，对其主要的学术活动有较为详细地探究。厦大国学院对泉州所做的三次访古调查，福建协和大学所成立的闽学会，都做了风俗调查与历史考古的重要学术实践，也成为学人停留福建的研究精华，闽台海洋文化也得到建构和传播。陈桂炳由对泉州民俗的关注和研究，进而提出“泉州学”的概念，这与在泉州开展的访古和风俗调查有很大关联。这些活动对于树立地方文化意识，挖掘传播地域文化传统有着积极影响。

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民俗学热、国学热，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据显赫位置，成为各个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厦大秉承了北大的学术理念，通过南迁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具体实践，并在与校师生、地方文史爱好者们积极互动中，不断壮大福建民俗学研究力量。顾颉刚、容肇祖、沈兼士、林语堂、陈万里、罗常培、丁山以及外籍学者艾鄂风、史禄国等加盟厦大国学院，董作宾和陈锡襄成立闽学会予以呼应。谢云声、魏应麒、翁国梁、吴藻汀等在地精英，通过办报刊、收集整理民间故事、发表著述，传播弘扬了八闽文化，发出强力的福建声音，凸显了它的社会历史价值。以厦大国学院为中心，辐射全省的福建民俗调查与研究，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留下了绚丽一笔！由学缘、业缘、地缘、趣缘交错构成的关系网络，凝聚起一个以“关注地方风俗、搜集研究地域文化”为主的知识群体。学人们相交、相识、相知、共处、互相扶携，使地域文化研究成为进入民俗学研究领域最佳的突破点。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着共同志趣和志向的群体，厦大国学院短暂的存在，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留下丰厚的印迹，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果实。继而影响了后来民俗学研究的进程，为福建民俗学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初，国学研究得到提倡，国学院的兴办一度流行。民俗学借由这一风潮，启动了自身的学科进程。20世纪20年代初，福建民俗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1922年11月《厦门大学旬刊》第1～3期连载了刘国桢《蕉岭县的调查》，里面有详细的民俗事象材料。1923年10月14日的《歌谣周刊》中，温寿链《福建龙岩县的民俗调查》对该地区歌谣、语言、故事、宗教信仰等做了介绍。1924年，陈锡襄从北大回到协和大学国学系任教，并草拟风俗调查表，以“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和“考古学会”作为闽学会的主要构成，并与前来任教的董作宾于1925年4月成立闽学会。陈锡襄出生在福州，曾留学英国，有《风俗学试探》《收集风俗材料方法》《闽学会的经过》等文章，曾在中山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参与重庆筹备中国民俗学会事宜，是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董作宾也留下了《闽俗所闻》《福建畲民考略》等代表作。

厦大国学院的成立也是因着诸多机缘，林语堂离开当时动荡的北京政局，到厦大出任文科主任一职。时任厦大校长林文庆钟意国学，对人文学科予以很高重视，1925年12月，林语堂出任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主席兼总秘书，并制订《厦门大学研究院组织大纲》。在林语堂的荐引下，歌谣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沈兼士、顾颉刚等人接受了厦大抛来的“橄榄枝”，启程南下。顾颉刚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多年，人际关系很广，又参与了妙峰山调查和北大民俗活动，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后因《古史辩》的出版，学术地位和声望大大提高。他在日记中亦提及来厦大的缘由：“1926年7月1号兼士送来厦门大学聘书二纸，一研究所导师，160元；一大学教授，80元。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拟于八月中行。……叔永先生来书，谓成都大学拟聘予任历史教授。因已允厦门，即去函却之。”日记内容还原了顾颉刚南下的路线，8月5日从车站出发，经天津、塘沽、烟台、佘山、上海、杭州等地，在8月21日最终到达厦门。往厦门途中，还与叶圣陶、田汉、魏建功、胡愈之、徐蔚南、陈乃乾、戈公振、孙伏园等知名人士有所交游。

厦大国学院的筹备和成立，受到高度重视。校长林文庆兼任院长，林语堂任总秘书，沈兼士主持制订《厦门大学研究院章程》，其组织架构仿效北大国学门，下设陈列、图书、编辑、造型、出版等六部，设有导师、干事、编辑等职。沈兼士将原北大国学门诸多同仁如孙伏园、容肇祖、丁山、陈万里等人，一并相邀而来。厦大国学院实际上是以北大国学门同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学术新基地。1926年9月18日下午，在厦大国学研究院编辑事务谈话中，决议组织风俗调查会。10月10日，国学院正式开办。12月13日，又成立了调查民情、生活、习惯的风俗调查会，章程中规定“本会调查风俗从闽南入手，次及福建全省、再次及全国。”还仿效北大国学门设置风俗陈列室，在福建各地购买风俗物品，计划出版《厦大国学院周刊》，在积累研究资料的同时，开展宣传和发表研究成果。1927年1月，顾颉刚、容肇祖等来到福州，以厦大国学院名义与协和大学国学系共同恢复闽学会，指出要运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真相，予以新的解释。这被认为是顾颉刚运用民间风俗及考古等材料来辅助史学研究的一种理念表达。国学院成立后开展的泉州访古调查堪称典范，泉州别称温陵、刺桐城，是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有着众多历史文化古迹。顾颉刚、陈万里、张星烺等人前往进行三次田野调查，收获颇多。

泉州访古考察涉及宗教、风俗传说、古迹、石刻碑文等内容。顾颉刚的同乡陈万里全程参与，他在厦大国学院任“考古学导师兼造形部干事”，喜欢摄影，研究兴趣在古陶瓷，被誉为“陶瓷考古学之父”。著有《西行日记》《闽南游记》《湘川道上》等代表作。以泉州访古为中心的闽南地域文化调查，激起了学界同仁的极大兴趣，根据调查成果还举办了三次学术演讲。并举行辩论会，围绕家庭制度、男女婚姻习俗等问题开展讨论。

这些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国学院内部的组织协作。1926年12月，国学研究院决定发行周刊，计划登载考古、歌谣、宗教、风俗、方言等方面的研究文章，顾颉刚、容肇祖担任编辑主任。周刊曾发出“面向全社会收集古器物和风俗物品以供研究”的倡议，并征求本省家谱、与福建民族有关的资料、民族迁徙与土地开拓的传说；征求海神、土地神、洛阳桥、朱子、郑成功、郑和及倭寇的传说、遗迹与实事记载；还包括歌谣、谜语、绕口令等民间文学，地方性的戏剧和剧本、新年风俗等，内容丰富多样。国学院除了开展调查研究，还开设相关课程，培养专门人才。

从以上几个简表看出，厦大国学院曾开展过丰富的学术活动，直到1927年2月国学院解体停办。停办原因一是因为陈嘉庚生意不佳，导致经费锐减，难以为继；二是因为内部人事关系的僵化。其中，林幽的《风俗调查计划书》是一篇调查纲要，后来在《民俗周刊》全文转载。文中将调查内容做了概括和分类，初分成地理、物质生活、社会和政治组织、宗教、礼节、习俗、美术、传说、文艺和杂录十个类别，是比较全面也是较早的一篇调查计划类文献。厦大全面开展闽南地方民俗的调查研究，通过访古、办会办刊加强教师群体间配合协作，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学术史料。顾颉刚等人于1927年去往中大后，原来所做的各种民俗调查逐步被整理，厦大及很多受国学院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本省学人群体，有些成为中大民俗学会分会负责人，有些成为《民俗周刊》发文主力，有些潜心教学与研究，都成为后来福建地方文化研究和传播的重要支撑力量。

厦大国学院开展的风俗调查与访古活动，相关人员、组织、机构等资源被调动起来，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协作氛围。原存于民间繁盛的文化事象、学者与地方文人的交际，刊物创办与传播被激活，并带引福建民俗学运动走向深入。顾颉刚、容肇祖到中大后，和董作宾、钟敬文、杨成志等人发起成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并发展会员。福建设立厦门、漳州、福州三处分会，与浙江、广东等地分会共同成为当时传播弘扬民俗学的主要组织。1930年12月，协和大学国文系师生还发起成立福建文化研究会，创办《福建文化》，内容选材多为地方文化史，涵盖语言、风俗、民族、歌谣、物产等，共计90余篇。学术研究与报刊媒介相融合，在挖掘、传播闽文化的同时，构建出一个颇具影响的知识社群网络。

谢云声、魏应麒、翁国梁创办的周刊，不仅刊发福建各地民俗调查、研究方面的文章，还编辑丛书，与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学者保持密切联系。“民俗学会厦门分会和漳州分会在闽南民俗研究方面，也秉承厦大国学院民俗研究的旨趣，做出了较大成绩。厦门分会和漳州分会的谢云声、翁国梁、薛澄清、魏应麒、黄仲琴、胡张政等成员几乎都与厦大有一定关系。凭借师生、同学、同乡等关系，他们与厦大师生保持了往来与交流。”厦门分会创办的《民俗周刊》，汇聚了众多知名撰稿者，成为重要的民俗学研究阵地，还聘请数十位指导员，刊出故事、歌谣、谜语、风俗、月歌专号研究成果，可谓异彩纷呈。

谢云声(1900-1967)，字龙文，晋江南安人，中大民俗学会校外会员，曾任厦门同文书院华文部文史教员，兼任《江声报》《思明商报》《全闽日报》等报刊副刊编辑。曾主持出版《民俗周刊》50期，发起成立中大民俗学会厦门分会，1937年远赴新加坡，任华侨学校教师、校长，抗战期间转业从商，1967年在新加坡去世。谢云声关注歌谣、谜语等研究，曾编撰出版《福建故事》《台湾情歌集》《闽歌甲集》《灵箫阁谜话初集》，发表《闽南阴历新年竹枝词》(《论语》1934年第35期，收录21则)、《闽南旧历新年的风俗》《闽南旧历新年流行的歌谣》(《民俗》53、54、55合刊)《异代同居的天后与吴真人》、《闽南神诞表》(《民俗》1929年第61—62期)、《厦门风俗谈》(厦门通讯教育社《通俗报》1926年4月1-3期连载)、《陈三五娘故事的研究》《闽南唱本提要》等。

除此，他还深入生活广泛搜集闽南占验气候的歌谣、闽南医事用的歌谣、闽南迷信术语。同时参与闽歌源流的研讨，参加北大《歌谣周刊》歌谣《看见她》的研讨。通过与顾颉刚、钟敬文的交流讨论，结下深厚情谊，体现在顾、钟二人为他著述作序、与他通信的交游上。谢云声回顾了厦门分会的运作情况：“论起各分会的成立，要算我们厦门为最早的，原意打算自行出单行本，为了经济问题，不得不借思明日报的副刊而发行。顾颉刚、周作人、钟敬文、赵景深、江绍原、朱自清、钱南扬、樊縯、娄子匡、清水、容肇祖、刘万章、于飞、叶镜铭、曹松叶、黄仲琴、薛澄清、叶谷磐、王成竹、叶绍芙，都是当时共同努力过的。可谓极一时之盛，出到50期，因个人的杂冗纠缠，无人帮作，始暂行停刊……刊行的丛书，尚有一部分在印刷中，因中日沪战事起，原稿飘佚。”谢云声做了很多详实计划，与出版机构、文化名人加强联系，提高了所办周刊的声誉和影响力。但遭遇战事散失的材料，也成为他的遗憾。所编《台湾情歌集》收山歌、采茶歌等台湾情歌200首，《闽歌甲集》收福建东南、西南和台湾的歌谣250首，儿歌105首、民歌145首。

魏应麒(1904-1978)，字湍甫，福州人，史学家。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甘肃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等，著有《中国史学史》《福州歌谣甲集》《福建三神考》《林文忠公则徐年谱》。曾与江鼎伊成立福州分会，创办《民俗周刊》。其中《福建三神考》收录了在福建考察临水夫人、郭圣王、天后的文章，包括与容肇祖讨论“临水奶”的通信文章，以及顾颉刚、容肇祖、周振鹤三位先生所作的《天后考》。所编《福州歌谣甲集》由顾颉刚、容肇祖作序，收录福州歌谣224首，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儿歌，编排次序先长短句、次五言、次七言，共154首；下卷为民歌170首，大多附方言注解，极少注音。其中还提及“已写信给潘翌珊先生及潘苹馨黄玉卿二女士的《福州歌谣乙集》”。

翁国梁(1910-1978)，号春雪，福州人，福建省立永安师范学校教师，漳州分会负责人。喜爱研究地方民俗风物，著有《漳州史迹》《漳州荔枝考》《水仙花考》《永安史迹》等书。他所编《福建漳州传说》，认为要用不同的科学方法来进行搜求研讨，尤其注重实地调查，肯定了乡土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乡土的爱护延伸至对国家的爱护，深切认识乡土可以激发爱护乡土的热情与兴趣。顾颉刚为其作序让他备受鼓舞，发出“得先生等振而起之，无任欣幸！将来的事业正多，愿从此加勉”的感慨！

林惠祥(1901-1958)，福建晋江人，毕业于厦大社会学系(1926)，获菲律宾研究院人类学硕士学位(1928)，后回到厦大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著有《民俗学》《神话论》《中国民族史》《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怎样研究民俗学》《民俗学研究导言》等。《民俗学》是较早的概论性著作，与当时厦大文学院社会学系所开设的“民俗学”“中国民俗史”等课程有所关联。该书分为绪论、信仰、惯习、故事歌谣及成语四个部分。

吴藻汀(1888-1968)，名堃，泉州人，光绪优贡，考入福州全闽高等学堂。一生经历丰富，曾担任多所学校校长，创办女校和《复报》周刊社，曾任泉州《闽声日报》总编辑，组织移风、更俗剧社。顾颉刚来泉州调查，曾与刘谷苇先生陪同考察。平日深入里巷搜集民间故事，对泉州民俗学和地方史研究也有贡献，主编过《闽南乡土杂志》《泉州文史资料》。他先后整理出版《泉州民间传说》6集共100多篇，主要包括人物传说、俗语的来历、风物传说及鬼神传说。其中有《秦钟震》《东街蔡六舍》《开元寺与黄姓四安》《聂豹》等名篇，为福建民间文学史留下了珍贵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民俗》周刊当时作为传播辑录闽文化的平台，共刊发60多篇文章，作者有谢云声、翁国梁、黄仲琴、胡张政、叶国庆、李绍芙、王智章、张文焕等。内容涉及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宗教信仰、节日、学术通信及消息通讯，如胡张政的《漳州赛龙舟的风俗及故事》(21、21期合刊)《谢能舍的故事》(39期)，张文焕《闽南正月的风俗》(第68期)《创造洛阳桥的传说》《石敢当的故事》(72期)，王成竹《食饼屑的故事》(68期)《关于风的种种》《泉州秦进士的逸事》(77期)《关于董仙的传说》(78期)《关于雷公电母》(86、87期合刊)等。福建民间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好地挖掘，并通过地方文化精英的记录和传播提高了知名度，为后来闽文化的进一步弘扬奠定了坚实基础。

顾颉刚曾先后为谢云声《闽歌甲集》、魏应麒《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等书作序，交流自己的心得和对作者的期待。1928年8月，谢云声编定《闽歌甲集》，顾颉刚在序言中评价：“在我们印出的民俗丛书中，谢云声先生的贡献最多。半年之内，他寄来了整理完工的台湾情歌二百首，闽南歌谣二百五十首。他又正在搜集福建省的风俗，故事，谜语，如果各省区中都能有像他这样的人三四位，十年之内一定可以编成一部很完全的《中华民国民俗志》了。有了这一部民俗志，我们再来谈研究民俗学时，自然名实相副了。”“在短时期之内能够搜集得这样广远，编纂得这样精密，实在是一件可以称赞的工作。虽是江先生的闽歌集的编成在此书之前，但出版则以此书为最早。这是福建民间文艺的第一部，是很可纪念的。”两人的相识与交游，是在顾即将离开厦大的时候，谢云声向顾先生借阅《吴歌甲集》和《歌谣周刊》。顾说与他有一种同气相求的合拍，所以也会时常关注，当了解到《闽歌甲集》正在编辑，便去信敦促。谢云声也是十分高兴：“我接到这讯，心里非快乐，立刻着手去钞辑，竟于六个月间，作一度粗率的整理，以偿我久悬未了之愿。”

顾最悲伤的是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以来，所收集的资料未能付印。这促使他对民俗学的提倡更加坚持和认同：“我们现在提倡民俗学，为的是这是以前的人所没有开发的宝藏，而给我们首先发见，我们眼见得将有无数的珍珠美玉落人自己的手中，禁不住心头一阵阵的高兴，喊了出来，希望激起许多人的同情，来一同开发这个宝藏。”钟敬文也对谢云声的研究工作表示肯定。谢云声编《福建故事》共分作神话部、故事部、童话部和趣事部共119则故事。有《洛阳桥的故事》《清水祖师的故事》《卖香屁的故事》《漳州特产水仙花》《漳州填钟窟的传说》《蛇郎君》等篇目，多是其在如江声、思明商报、全闽等报社工作辑录而来。“在五年前，想要整理福建故事集，直到今日，才得了实现。这个实现的由来，当然有二原因，一是要以报顾颉刚先生殷殷催促早成之意。一是要以慰自己拟定必为之事的告一段落。”

学人间的交游与文化互动，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效果。这对于文化知识的生产和思想启蒙，也能起到很好地助推作用。吴藻汀整理的《泉州民间传说》，当时也受到顾颉刚的影响。“我编这本的动机，是在民国十五年冬顾颉刚先生来游历泉州考察古迹之后。顾先生以历史家的眼光注意古迹；同时也注意民。他到泉州的时候就敦嘱我的挚友刘谷苇先生对于这种——民间传说——努力！刘先生介绍我见过颉刚先生，遂将颉刚先生的意思转嘱我，叫我从事搜集。”他所整理的“东街蔡六舍传说”成为滑稽逗趣、搞恶作剧的典型，还包括泉州东西佛、聂豹、书法家张瑞图等故事，后世亦有搜集整理，但多少都与吴整理的有所出入。例如1962年刘源清讲述，黄必成采录的《买路头》，与吴藻汀早年收录的内容和情节有较大差距。民间故事整理辑录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版权纠纷问题：黄振碧编辑的《闽南故事集》(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在出版后，谢云声认为该书中的材料都是源于他处，于是写信与书局交涉，最终只得到不再付印的回复。谢云声在搜集故事、歌谣等方面着实下了功夫，在整理时还强调记录原音，不加修饰。不润色以不失本来面目，保存其本真性。这也成为后来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所追寻的理念，成为一个讨论焦点。

对于闽南地域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审读，最终迎来的是地方文化的兴盛，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合二为一，编辑出版与学术研究的身份兼顾。由最早顾颉刚、容肇祖为闽南学人所搜集的陈三五娘故事的讨论起，学术社群网络逐步建立起来，福建民间文学得到丰富的资源储备。新中国成立后，福建民间文学事业蓬勃发展，以民间故事出版为例：有《福建民间故事》一至八集和《福建民间故事选》上下集，创办了《海峡民风》和《故事林》。闽南地区出版了多本民间故事集，主要有林秋荣、林桂卿《厦门民间故事》、叶时荣《厦门掌故》、陈侨森、李林昌《漳州掌故》、周海宇《泉州风物传说》、张子曲《闽南民间传说》等。海峡文艺出版社的“福建民间文学丛书”内容丰富，是对地域文化传统的检阅和审视，通过摸清家底找到不足。如：《乌塔与白塔》(1983)、《畲族传说故事》(1984)、《九龙江的传说》《灵芝仙子》《银针姑娘》(1985)、《相思鸟》《侨乡民间故事集》《望夫山》(1986)、《李贽的传说》《佛跳墙》《武夷山民间传说》《蛇郎君与莲子脸》(1987)等，对福建地域的民族、风物、名人、特产等做了整理，呈现了地域文化特色。季仲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涵盖福建民间故事精华，全书收录345篇故事，闽南故事占144篇，展现了闽南文化的强势，这与民国时期知识群体的互动交流有很大关联，正是受到其影响，才构建起一张强大的“文化社群网络”！

民国时期福建地区开展的民俗学活动，能清晰地看到学者与地方文化精英的互动交往。围绕着学者、刊物、组织团体、资料收集、田野调查、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等主题，为我们呈现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一段辉煌时期。以学术旨趣为取向，学人们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并在彼此的文化交游中形成互动网络。不仅对地域文化传统予以记录和研读，同时还进行传播弘扬。于福建而言，更深层地意义在于整理的成果有许多反映闽台文化交流的内容，促进了闽台间的共通融合。回溯以福建为中心的“民俗学运动”发现，民国时期民俗学不仅已经基本框定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及领域，还确立了如“搜集材料—分类整理—精密研究、系统说明”的科学工作方法，为后世树立了研究典范。通过挖掘、梳理、完善及审读中国早期民俗学史，并对当下有所检视，是回顾和重塑民俗学学科史的意义所在！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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