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20年第1期

近代以来，西方的著述、理论大量地被介绍到中国，对近代中国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些域外思想一方面来自在华西方人的实践与引述，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动求索。两者或重叠或并行，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无论就哪一方而言，一个无法回避的环节就是翻译。刘禾将不同语言碰撞、翻译之间产生的诸类问题称为“互译性”。“互译性”以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知识考古学”立论，以解构的视角颠覆思想史，挖掘话语和其背后更深层的文化社会语境。它是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从中国歌谣学研究来看，术语译介及其背后的“互译性”也并未得到重视。例如西方学者如何把中国的歌谣体裁与西方的术语对接，而中国知识分子又如何把西方的术语“本土化”以实现其学术追求等等，这些问题都未获得足够的讨论，但其背后折射的恰恰是中国歌谣学兴起之初的根基，和由这个根基所引发的未来歌谣学研究的走向。

如果从宽泛的角度来定义“歌谣”，可以说，中国本土有关“歌谣”的术语非常丰富。从时间上来看，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术语来指代“歌谣”这一体裁，如“歌谣”“风谣”“谣谚”“谣辞”等；而从空间上来说，不同地区对于“歌谣”也有不同的称谓，北方有“花儿”“秧歌”，南方有“歌仔”“山歌”等。但无论是对在华西方人，还是对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临的都不仅仅是丰富的中文术语，还有与之相对应的西方术语。仅以英语国家为例，与“歌谣”相关的术语就包括-sayings(popular sayings、folk sayings)、lyrics、rhymes、ditties、jingles、-songs(popular songs、tea-songs、love-songs)、folksongs(folk-songs、folk songs)和ballads等。这些西文术语一方面是西方人在辑译中国歌谣时，用以命名“歌谣”及其相关体裁时所采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借由西方人的著述被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著述时，也进一步地引介了其中一部分术语并扩大了其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两者在近代歌谣研究中同时发生并起作用，构成了近代歌谣术语生成的复杂语境。

在诸多的术语中，ballad与folksong是较为重要的两个，也得到了中西学者较多的讨论。本文将以ballad汉译的过程为例，比较来华西方人对ballad这一术语的实践和讨论以及歌谣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对ballad的译述，进而探讨相关术语间的对译关系，以及歌谣运动最终选择folksong而不是ballad的原因。

在分析ballad引进中国、被学者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之前，有必要厘清该术语在欧洲语境中的内涵及意义流变。ballad源自拉丁文ballareo，后经法语ballade(舞蹈歌曲)被引入至英语中，取代了英语中原有的表示舞蹈歌曲的carole。而carole则被分化为两种，一种成为基督教的颂歌(carol)，另一种流行于民间的就被称为ballad。也即，早期的ballad与其拉丁语源的意义相同，均表示舞蹈时唱的歌曲，且该歌曲以抒情为主，并不侧重叙事的层面。但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1558-1603)，ballad的语义扩大为一切短篇韵文，而不管是抒情的或叙事的、可唱的或不可唱的、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直到1761年，英国诗人申斯顿(William Shenstone，1714-1763)提出以抒情性和叙事性来对这些短歌进行划分，以抒情为主的被称为song(歌)，以叙事为主的被称为ballad。这一划分标准基本得到认可，自此ballad开始主要指以叙事为主的短歌。但值得注意的是，ballad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化为art ballad和popular ballad两种类型。前者指由专业诗人仿效这种艺术形式所创作的歌谣，后者指流行于民间的歌谣。由于art ballad的影响有限，因此一般在提起ballad时，多指的是popular ballad。popular ballad有时也等同于popular song、street ballad等。如果不加细致考察的话，这些术语一般可以统一译为“民歌”“歌谣”，甚至有时也可以译作“民谣”。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所说的ballad指popular ballad这一流行在民间的艺术形式，这也是ballad最为人所知的用法之一。中文术语如无特殊说明，均以广义的“歌谣”与之相对应。

近代来华西方人涉及ballad这一术语的著述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近代由西方人或中国人编纂的英汉/汉英字词典中关于ballad的释义。这些字词典在中国近代术语引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字典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术语在社会中的普及。第二类是由来华西方人辑译的以ballad为题或为主旨的著述。这些著述以零散的篇章居多，但也有较为突出者，如任职于中国海关的英国人乔治·卡特·司登德(George Carter Stent，1833-1884)将其搜集翻译的歌谣以ballad之名结集出版。第三类指各类文章中间接提到ballad时的用法。这类文章虽然不以ballad为主，但其也可以作为论述ballad术语内涵的辅佐证据。这三类文献互相印证，共同构成追溯ballad这一术语入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由于这三类文献的驳杂与零散，而司登德不仅出版了两部歌谣集，还先后编纂了三部汉英、英汉词典，其著述本身就同时涵盖了最重要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文献，是探讨来华西方人在引进ballad术语过程中绕不开的人物。因此本文将以司登德为主，串联三类文献。

司登德1833年出生于英国，1860年代来到北京，在英使馆担任护卫队员。由于其在汉语，尤其是口语方面的造诣，1869年3月，36岁的他被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招入清政府的海关总署(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在这期间，尤其是在北京时期，司登德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其辑译的大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其中与歌谣相关的内容，后来大多收入《二十四颗玉珠串:汉语歌谣选集》(The Jade Chaplet in Twenty-Four Beads.A Collection of Songs，Ballads，&c.(from the Chinese)(以下简称《二十四颗玉珠串》)和《活埋及其他民歌、歌谣等》(Entombed Alive and Other Songs，Ballads，&c(以下简称《活埋》)中。

《二十四颗玉珠串》于1874年由Trübner&Co.出版社在伦敦出版，共收录24首与中国歌谣相关的作品。《活埋》于1878年出版，共28首歌谣，体例与《二十四颗玉珠串》一致。有学者认为，《二十四颗玉珠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登得个人的学术追求”，而《活埋》“却主要是为满足英国公众猎奇的兴趣”。事实上，虽然司登德在《活埋》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该书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给读者一些娱乐，并且向英国读者展示中国有趣的、奇怪的风俗。但就这两本书所辑译的作品本身及其所体现的司登德的“歌谣观”来看，两本书的价值不相上下。

书中的歌谣均由司登德亲自采集并翻译。结合司登德的生平及歌谣内容来看，大部分来自北京及附近地区。书中收录的歌谣没有中文原文，由司登德翻译为英文并对部分内容进行注解。两本书均以“民歌、歌谣及其他”(Songs，Ballads，&c)为名，由此书名也可大致看出该书所收录的体裁的多样。实际上，以《二十四颗玉珠串》为例，该书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歌谣，还涉及到子弟书、戏本等多种体裁。因此通过考察这些作品的主题与内容，也可大致获知司登德在中国语境中对ballad的定义。也即，有哪些中国本土的体裁可以与西方的ballad对应。

两部书共辑译了52首歌谣，大部分篇幅较长，以叙事为主。由于司登德没有给出中文原文，因此很难判断文本的原初形态，但从其主题和内容来看，司登德所辑译的歌谣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基于历史的歌谣，包括描写汉朝(楚汉相争、虞姬自刎、乌骓跳江、昭君出塞等)、唐朝(李隆基与杨玉环等)、明朝、清朝(咸丰皇帝、乾隆皇帝等)等各个朝代中与历史传闻有关的歌谣。第二类是与民间传说有关的歌谣，如孟姜女传说、鲁班的传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定的流传在北京地区的传说，如《活埋》(Entombed Alive)、《借来的新娘》(The Borrowed Bride)等。第三类是与爱情故事有关的歌谣，如民歌里的《十二月歌》(The Twelve Months Many Stories)、《五更调》(The Five Watches)等，这两种形式都是典型的爱情歌谣。第四类是与北京的地方风物有关的歌谣，其中许多涉及到北京的地名、风物等，如卢沟桥的狮子、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树、西山戒台寺的一棵松树、西顶娘娘庙、青龙桥等。以歌谣学的视角来看，这类歌谣保存了较多当时北京地区的风俗文化及北京方言语汇。

除了司登德标注出的“戏本”“子弟书”等体裁外，其它歌谣均难以判断其原本对应的是歌谣中的哪一种体裁，也无法获知司登德所辑译的中国歌谣是建立在对ballad的何种理解之上的。但通过翻阅司登德编辑的三部词典，可推断出司登德对ballad及“歌谣”相关术语的理解。

司登德所编纂的三部词典分别是《汉英合璧相连字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1871)、《汉英袖珍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1874)及《英汉官话词典》(A Dictionary from English to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1905)。前两部均为汉英词典，第三部为英汉词典。第三部词典还未来得及编辑完成，司登德便因病在台湾高雄逝世，后续编纂修订工作由同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德国汉学家赫美玲(Karl.E.G.Hemeling，1878-1925)接手完成。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是以英文翻译当时北京方言中的主要词汇，其目的是供给海关人员学习汉语使用。《汉英袖珍字典》则与《汉英合璧相连字汇》一脉相承。在《汉英合璧相连字汇》中，司登德以英文中的ballad和ditty释义了汉语中的“谣歌”，“歌谣”则被翻译为“讽刺诗”，“谣”被译为“谎话，谎言，诽谤，谣言；诽谤”。由于汉英词典是以释义中文为主，因此尚未给出关于ballad的明确界定，但在《英汉官话词典》中则不然。《英汉官话词典》先列出英文单词，后附以对应的中文词汇及其读音，有时还附以简要的用法介绍及举例。在该词典中，收录了“Ballads”一词，并被相应地译为:

司登德把ballad与中国原有的体裁进行对应，但其用法并不规范。从其所归纳的对译中，大致可以罗列出两种对应关系:第一，ballad对应于中国广义的“歌谣”，即同时包含“歌”和“谣”，如“曲”“曲子”“歌”“曲儿”“曲调”“曲腔儿”“曲词”“古曲儿”“唱曲儿”“唱唱儿”“歌曲”“唱歌”等等泛称。第二种是对应于特定的某一体裁，如“山歌”“山歌调儿”“唱本”“曲儿本”“唱本儿”。

在司登德前后也有不少汉学家编纂了汉英/英汉词典，其中大多都收录了ballad一词，且其译法也大致与司登德无异，这些词典之间应当是存在互相借鉴的关系。如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编纂的《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共两卷，1847-1848)中，ballad被对应译为四小类:

德国中华传道会来华传教士罗存德(Willian Lobscheid，1822-1893)编纂的《英华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83-1884)中，ballad的含义更为广泛，对应了七类:

罗存德在ballads词条之后，还收有Ballad-maker和Ballad-singer两个词条，因其与ballad相关，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ballad，因此也引用如下:

在由中国人编纂的英汉词典中，不少也收录了ballad词条。在邝其照(Kwong Ki Chiu)的《英汉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87)中，ballad被译为“曲，谣，歌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1903)中对ballad的释义似乎参考了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的译法，也将ballad对译为如上七类。

除了以上将ballad与当时流行的歌谣体裁对译以外，在论及中国文学史时，西方人也常以ballad来指代流传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特定的叙事歌，如《诗经》中的作品、南北朝民歌中的《木兰辞》及《孔雀东南飞》等。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著名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中国传说与其他诗歌》(Chinese Legends and Other Poems)收录了《木兰词》(Mulan，the Maiden Chief)，称其为“中国梁朝的歌谣”(A Chinese Ballad of the Liang Dynasty[502-556 A.D.])。同时，《诗经》等也会被冠以ballad之名。这种用法基本符合ballad在当时西方的含义，而这些歌谣在今天也依然被称为ballad。另外还有研究中国唐代历史的美国汉学家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1901-1986)的《李氏在谶谣中的崛起》(The Rise of Li in a Ballad Prophecy)。该文主要介绍了几首流传在公元614-618年的歌谣，并借这几首歌谣考察了隋末、唐初的历史事件。作者选取了“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这首歌谣的异文进行分析，这些文本基本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谶谣。作者在文中选取了英文术语中的popular ballad和ditty指代这些文本，并将之与中文中的“歌谣”(ko-yao)和“童谣”(t’ung-yao)相对应。原本童谣有其所对应的术语，但宾板桥在这里使用了ballad，明显与上文部分词典中将童谣也归入ballad是一致的，这可能是基于这类童谣中的叙事性。

梳理了三类文献中来华西方人对ballad的释义与使用之后，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其所编纂的词典来看，虽然对于ballad的释义纷繁复杂，但实际上可以归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将ballad译为“曲”“歌”“曲词”这样的泛称，也即广义的“歌谣”。虽然编纂者们都未言明，但从其释义所附的英文来看基本上还是从ballad的内涵出发，兼顾了其作为韵文文体所具有的叙事性及音乐性。而第二类则更接近于对ballad外延的限定。以罗存德的释义为例，他所给出的“讽刺”“怪谣”“簉弄，小曲”“解心”等译法都是以ballad为后缀的体裁，本质上可以被归属于ballad的子类，或者说是ballad的具体用法示例。同样的例子也可见于司登德的《英汉官话词典》中以英文说明的“airs of ballads”“books of ballads”“old ballads”及“to sing ballads”。

这些词典与具体著述中对于ballad的理解显然并未达到科学定义的层面。尽管他们已穷尽地给出了ballad可能指涉的所有对应的中国体裁，但这也只是有助于业余者们对中国语境中的ballad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远未达到学术研究该有的深度。这些术语的翻译形式更接近于“并置”(juxtappsition)与“杂糅”(hybridization)，即以中国的体裁与西方的体裁相对照，而几乎不触及术语的内核，也不作分析。这样做虽然忽视了中文体裁本身的复杂多样，更增加了理解术语的难度，但却勾勒出了一个有关ballad的大致轮廓。

第二，以来华西方人所辑译的以ballad为名的歌谣作品来看，他们从直观意义上理解的ballad，基本符合ballad在欧洲语境中的内涵，即流传在民间且具备叙事性、押韵这些条件的短歌。ballad中所涵盖的两个关键因素:历史的和浪漫的尤其体现在他们所辑译的历史故事与爱情故事中。此外，在辑译歌谣时，ballad中的音乐性也并未被忽视。如司登德所辑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可供演唱的，尤其是司登德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上发表的《中国歌谣》(Chinese Lyrics)中收录了五首由他亲自搜集翻译的、流行在街头的歌谣，还分别附以五线谱。

虽然西方学者在辑译中国歌谣时，早已使用过ballad这一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献很少被中国学者接触到。中国学者在引述ballad时，几乎对这些文献都未加关注，最常被他们提及的则是英国学者安德鲁·朗(Andrew Lang，1844-1912)和弗兰克·基德森(Frank Kidson，1855-1926)。虽然来华西方人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关ballad的理解一脉相承——都来自欧洲语境中的ballad，但ballad在中国学者那里变得更为复杂多样。

ballad广泛进入中国学界，当是歌谣运动前后的事。但就其所涉及的人群来看，对ballad的讨论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在歌谣学中。由于其本身的文学性，因此文学界知识分子对西方的ballad也多有译介。本文在对ballad的译法进行解读时，将以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顾其他学者群体。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与ballad直接对应的中文译语包括“民歌”“俗歌”“歌词”“叙事歌”“风谣”“乐府”“唱本”“民谣”“歌谣”等近十种。大致而言，对ballad的翻译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ballad的英文原意出发进行翻译，虽然译名不同，但其所指的内涵基本与ballad是一致的，如“俗歌”“歌词”“民歌”“叙事歌”等。在这诸多的翻译中，最重要的就是周作人的译述。周作人曾明确引用过安德鲁·朗和弗兰克·基德森，但周作人对ballad的翻译前后却并不一致。就他个人而言，便给出了“民歌”“俗歌”及“歌词”三种翻译，其内涵突出的是ballad的两个特点:第一，简短有韵；第二，以叙事为主。这两个特点基本上借鉴了欧洲语境中ballad的含义:

此外，家斌在翻译安德鲁·朗的ballad一文时，也将之译为了“民歌”。

其中“民歌”这一译法出现的较多，也常与由folksong翻译过来的“民歌”这一术语多有冲突，因此一并在下文讨论。而“歌词”这一翻译，则几乎未见到其他学者的引用，也未见到周作人对此有更多的提及，故这里将着重讨论“俗歌”这一译法。在周作人看来，以叙事为主的俗歌首要讲究的就是押韵。俗歌含音乐，可以被分为“民歌”与“儿歌”两类，“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而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一文中，也是将歌谣分为了“民歌”与“儿歌”两大类。由此观之，即便明晓了ballad的含义，但周作人在将其译为中文时，很多时候还是存在术语混用的问题。如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周作人称“今年八月间，半农从江阴到北京，拏一本俗歌给我看……这二十篇歌谣中……”

而朱自清在其《中国歌谣》中，则对ballad做了十分明确的限定:

应当承认，以上从ballad的内涵出发所给出的诸多译名中，朱自清的译名最为贴近。但由于其时间较晚，且无法像其他术语那样满足歌谣运动知识分子的追求(下文将详细讨论)，故并未得到普及。

第二类则是将ballad与中国传统的体裁对接后进行翻译，如胡适、罗根泽将其译作“风谣”，朱湘将其译作“乐府”，常惠将其译为“唱本”。

“风谣”出自《后汉书·循吏传序》:“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风谣”是政治民谣的一种，其内容主要涉及时政和历史人物，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政治风向的体现。胡适和罗根泽都将中国诗歌的起源追溯到“风谣体”的《诗经》。风谣体主要流传在民间，从形式上来说“不整齐且极简单”，这两点大致符合ballad的内涵。但“风谣体”背后极强的政治性，则不在ballad原初的意义之中。

至于朱湘将ballad译为“乐府”，这一译法也当始自来华西方人。如上文提到的，他们首先将乐府双璧《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归入到ballad名下。乐府诗所具备的音乐性和叙事性，与ballad不谋而合，因此这种译法也无伤大雅。但需要注意的是，“乐府”却无法完全涵盖ballad，也只能算作是ballad的一个子类。

此外，歌谣运动的主力常惠还曾将ballad译为“唱本”。他认为民谣(Folk-song)与坊间唱本(Ballad)“是在‘民俗学'(Folk-lore)中并立的”。ballad被译为“唱本”，或者说把中国的说唱文学统一翻译成ballad在今天亦十分常见，如德裔美籍学者艾伯华(Wolfgang Eberhard，1901-1989)将广东的说唱文学称为Cantonese Ballad。通常意义上唱本被归入俗文学中，而基于歌谣运动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取向，俗文学大多时候被排斥在外。因此，如顾颉刚所言:“不幸北大同人只要歌谣，不要唱本，以为歌谣是天籁而唱本乃下等文人所造作，其价值高下不同。”

第三类，则是用ballad指代广义上的“歌谣”“民歌”或“民谣”等，这三个中文术语在指称ballad时基本为同义，且此时的ballad在内涵上与folksong也基本同义。

家斌在《歌谣》周刊中译述了不少有关西方的歌谣学论著，如上文提到的，根据Essays in the Study of Folk-songs译述的《歌谣的特质》中，家斌将folk-song译为歌谣，但同时又声称，“‘歌谣’英文的名字是Ballad或Folk-song，前者就是跳舞歌的意思，后者就是民众所作的歌的意思”。同时，家斌还将弗兰克·基德森的English Folk-song，译为《英国民歌论》；弗兰克·基德森和玛丽·尼尔(Mary Neal)合著的English Folk-song And Dance其中的一章“The Movement for Collecting English Folksong”译为《英国搜集歌谣的运动》。至少在家斌看来，“歌谣”“民歌”与“folksong”“ballad”之间是可以互换、意义对等的术语。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民歌”与第一类译法中的“民歌”，其所指的内涵有根本区别。第一种译法中，周作人将ballad译为“民歌”，其本质还是基于ballad的叙事性而言。而此处的“民歌”这一译法，基本上与广义的“歌谣”——“口唱及合乐”——所泛指的内容一样，其所包含的内容远大于第一类译法中的“民歌”。即使在今天，“歌谣”被译为folksong已相当普遍，还是有学者将ballad译为“歌谣”。

即便ballad诞生时间早，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引起了较多讨论，但最终在诸多的术语中，歌谣运动确定了“歌谣”与folksong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歌谣》周刊及“歌谣运动”分别被对应译为Folksong Weekly和Folksong Movement，而ballad则逐渐成为俗文学的讨论对象。综合ballad、folksong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及歌谣运动的取向，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歌谣》周刊《发刊词》明确提出，歌谣运动所征集之歌谣以“学术的”与“文艺的”双重目的为导向，其结果是忽视歌谣的“音乐性”研究。虽然《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明确提到:“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但实际上歌谣运动中有关歌谣的音乐研究的成果十分有限。而依据歌谣运动的主力刘半农的划分来看，“歌谣与俗曲的分别，在于有没有附带乐曲:不附带乐曲的如‘张打铁，李打铁’，就叫做歌谣；附带乐曲的如‘五更调’，就叫做俗曲”。因此，附带乐曲的唱本、俗曲等，自然不在歌谣运动征集的范围之内。而ballad一词本身就可以用来指唱本、俗曲等这些带有音乐的体裁。因此，不注重歌谣的音乐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歌谣运动对唱本、俗曲的排除，更进一步即是对ballad的排除。

对音乐的排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原本含音乐性的部分folksong也被排除在外。事实上，按照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最常引用的弗兰克·基德森的定义与分类，folksong本身就是一种歌曲形式，而且在其下属的分类中还包含了叙事歌(narrative ballad)这一体裁。因此，仔细考究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在歌谣运动中所使用的folksong这一术语也不完全对等于欧洲语境中的folksong。

其次，歌谣运动中选择folksong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所蕴含的抒情性较之ballad所蕴含的叙事性更符合知识分子的追求。

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多次强调歌谣中质朴、自然、清新的感情，“歌谣与诗的共同性质:即是真情的流露，艺术的深刻；本来这类东西，建筑于真情流露艺术的深刻之上；否则，便不成东西，便没有生命，如歌谣在昔时并不经人记载传录，设无这两个条件，便不能永存于世，传之久远，以贻后人的欣赏研究；诗与歌谣，同出一源”。这种“对歌谣与情感普遍关系的重新强调和再度聚焦则是在西方浪漫派和启蒙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古代风谣传统的现代意识，堪称是对‘传统的另类发现’”。而ballad无论是从英文语义来看，还是翻译过来的中文术语来看，在一定意义上都与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差异。这一点，从其将ballad定义为叙事歌也可观其一二。汤澄波认为folksong和ballad虽然有时候共用“民歌”这一名称，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他将ballad译为“民歌”，认为“民歌是叙事的诗”，民歌与folksong的区别就在于“一为叙事，一为抒情”。也因此，ballad主叙事的性质注定其不能被歌谣运动及《歌谣》周刊所接受。

第三，从词源来看，ballad与folksong各有自己的源流，而folksong中隐含的民众基础则更被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看重。

如上所述，ballad来自拉丁文ballareo，后又经法语转借至英语中，逐渐有了后来“叙事歌”这层含义。但实际上ballad本身并不包含“民”“民众”的意思，当且仅当ballad被限定为popular ballad时，它才在事实上属于民间文学抑或通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探讨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来华西方人在其著述中不加区分的使用ballad、popular ballad及popular song的原因。而folksong从一开始即承袭了folklore中的民众基础。一般认为，folksong(也写作folk-song或folk song)出现的具体时间是1870年，“在1870年之前，这个词并没有被使用过，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被普遍使用”。同样地，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也认为，folk-song的出现晚于汤姆斯(W.J.Thomas，1803-1885)1846年创造的Folklore(民俗)这一合成词，并认为folk-song(民歌)被收录，最早应该是在1870年。对于这一时间出处，虽然两位作者都未注明具体文献，但其大致时间范围应该无误。

现代学术体系中的folksong应该是诞生在1846年汤姆斯提出folklore(民俗)之后。folklore是一个由fol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组成的合成词，在folklore成为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研究对象以后，紧接着出现了一系列以folk为前缀的词汇，如“民间信仰”(folk-faith，1850年)、“民间生活”(folk-life，1864年)及“民歌”(folksong)等。因此，folksong也应该是19世纪出现在英国的一个新术语。至于folklore中隐含的民族主义以及早期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更是毋庸赘言。较之ballad，folksong具有更深厚的民众基础，满足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追求，这一点是ballad无法企及的。

来华西方人在以ballad为名辑译、研究中国的一些歌谣时，大致还遵循了欧洲的传统。但中国知识分子所引进的ballad，其形式和内涵却因时因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似乎在歌谣研究方面，来华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进行孤立的研究，并无过多的学术交流。但实际上，至少借由来华西方人所编纂的词典，ballad及其它歌谣术语也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外，在上文所提及的来华西方人涉及ballad的著述中，有一类是间接提到ballad的各种零散文章。这些文章数量相当多，其中ballad的用法大致也沿袭的是西方语境中ballad的内涵，相信中国学者也一定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接触过。

因此，比较来华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对ballad的不同用法和定义之间的差异，追溯ballad与中文术语互译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可以发现，ballad这一在西方具有明确内涵的术语被译介到中国后，由于中国本土体裁的复杂多样，而衍生出了不同的、甚至于模糊的所指。同时，借由歌谣运动的影响，folksong获得了指称“歌谣”的合法性，而ballad则进一步成为俗文学关注的对象。由此观之，歌谣术语的翻译绝不仅仅是一个透明的“移植”过程，其背后还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是一个超越术语本身的思想史与文化史的问题。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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