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19年第2期

口头传递、文字载录、印刷传播及至当下的网络时代，媒介始终参与其中，并于无形中形塑着民间文学的发展。新世纪以来，伴随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入与普及，网络已全面介入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数字化”成为当下民众的一种生存方式。网络是全新的，民间文学是传统的。在互联网全面深入民众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语境下，网络与民间文学的结合已成为现实，这种传统与全新的结合促成了网络民间文学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琳达·戴格(Linda Degh)较早关注到了网络媒介对民俗、民间文学的影响，指出在新的媒介语境下，有必要对以往的相关定义、界定等进行重新衡量，以使之符合新的社会语境。新世纪以来，伴随网络民间文学现象的不断出现，我国的网络民间文学研究随之兴起，并得到了迅速发展。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由新世纪初期的单篇形式零星出现，发展至如今的论著、文章多种形式的大规模呈现，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互联网出现的早期，网络中便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故事、笑话、传说、段子等，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总体看来，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概念界定、媒体影响、特征辨析等方面。

乌丙安曾指出：“确定并阐明民间文学的科学概念，具体对象和范围，不仅是学习和研究这门学科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明确与否直接影响着研究民间文学的整个过程，直接影响着探究理论的科学准确性。”[注]网络民间文学概念的界定理应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网络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新生现象，与传统民间文学、网络文学及其网络传播等都有紧密关联，因此，在对之进行概念界定的同时，毫无疑问，会涉及到对这些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网络民间文学界定的方式主要有比对型、倾向型以及媒介型等类型。

比对型界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创作立场等与传统民间文学进行对比，在比对结果相同或相似的基础上，得出网络文学即网络民间文学的结论。传统民间文学的“四性”特征是关于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经典论述，已获得了学界的普遍接受与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民间文学判定的基本标准和依据。赵云芳[注]等即从网络民间文学的特征着手，将网络文学的特征与传统民间文学的“四性”特征进行对比，认为两者具有天然的一致性。故此，将网络民间文学称为信息时代的民间文学。除“四性”特征外，创作立场亦被视为区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重要标准。欧阳友权指出，网络文学实现了话语权向民间母语的回归，在创作立场上与传统民间文学保持了一致。因此，可将之视为“新时代的民间文学”。[注]杨汉瑜指出，网络文学是对民间精神的复活和拓展，秉持了民间性的创作立场，是网络时代的新民间文学。[注]

另一种是比照现实社会的文学分类标准，对网络文学进行相应的类别划分，将其中一部分称为网络民间文学。互联网的兴起与迅速普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它甚至塑造了一个社会，即曼纽尔·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一经提出，便获得了普遍认可。不少学者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进行比对，比照现实社会的文学分类标准对网络文学进行分类。余日即比照现实社会的文学分类标准将网络文学分为网络作家文学、网络通俗文学、网络民间文学几部分，并指出网络民间文学与现实社会的民间文学是对应、对等的存在。[注]

网络文学作品当中不乏与文人文学高度一致者，这类创作除创作平台、传播途径与作家文学不同之外，在作品形式、创作手段、审美意识等方面皆以作家文学为参照，与作家文学趋同。此外，网络空间还活跃着大量形式自由灵活的故事、段子、流行语、笑话等，这类作品用制度化的作家文学标准来看，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它们却是民众生活和情感的直观表达，深受民众追捧。不少学者根据这两类作品与纸质文学的亲疏关系，将其归纳为文人化和民间化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黄开发指出，那些以出版、成名等为目的的创作，往往以作家文学为参考，这类作品在实质上属于作家文学范畴。而那些流传于网络私人空间的、以情感表达、情感宣泄为目的的，不拘形式、文体的作品则属民间文学范畴，是新时代的网络民间文学。[注]

互联网作为革命性的媒介存在，对民间文学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改变着民间文学的创作生成过程，也改变着民间文学的传播传承方式。周星指出“媒介革命”和“生活革命”的发生促成了新民俗和新民间文学的产生。[注]因此，从媒介角度对网络民间文学进行界定的不在少数。马丁军指出“网络文学是流行于指间和网络上的口头民间文学”。[注]宁胜克认为网络媒介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民间文学的生成传播途径，是网络背景下的“新民间文学”。[注]孟隋指出“这种利用网络传播的文学，从一开始就紧紧地与大众、与草根阶层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应该把这种网络文学看作是网络时代的‘民间文学’。”[注]刘玮指出网络民间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则是传统民间文学的网络化；一则是网络中新形成的新文学形式。[注]

网络民间文学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当代继承和发展，是网络技术和民间文学的结合，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与传统民间文学、网络技术及其网络文学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何学威、蓝爱国《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注]，唐璐璐《网络时代民间文学的坚守与更新》[注]等指出网络全面介入民间，数字化发展成为一种生存方式。网络空间成为产生新民俗、新民间文学的重要场所，网络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新民间文学——网络民间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网络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促成了网络民间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带来了民间文学传播传承方式的变革，为此，不少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探讨网络传播与民间文学间的关系。邵宁宁《网络传播与新民间文学的兴起》[注]、宁胜克《网络传播与民间文学》[注]等指出传播媒介的网络化对民间文学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不单带来了民间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还导致了网络民间文学的产生。

网络民间文学是新时代互联网语境下的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学的发展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杨新敏《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注]、蓝爱国《网络文学的民间性》[注]等就创作立场、情感表达及其内在特征等方面指出，网络文学的崛起即民间文学的复兴,网络文学即是民间文学的科技化和网络化。

网络文学、网络民间文学与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同作为网络空间的“文学”，两者之间自然存在紧密的关联性。欧阳友权等指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即当代的民间文学，即网络民间文学。杨汉瑜等则认为，网络民间文学是网络空间中具有民间化倾向的部分作品。

网络民间文学是传统民间文学在当下互联网社会文化生态中的延续和发展，与传统民间文学之间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与网络技术之间存有内在的衍生关系；与网络文学之间存有深层的临近关系。这就决定了网络民间文学既有对传统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坚守，亦有更新之处。程丹阳称这种现象称为“变化中的恒久”。[注]综观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可见，对于民间文学的特征辨识，基本上皆从“变化”和“恒久”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自由平等性决定了网络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特征。但网络民间文学的衍生性、时代性决定了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唐璐璐指出网络民间文学的“集体”指向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网民”，具有“市民化”的倾向。[注]程丹阳指出“网络民间文学超越了传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间集体性与个人性的外在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集体与个人的融合统一”。[注]

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建立在其生活属性的基础上，网络民间文学保持了民间文学一贯的“聊天”和“在场”模式，具有口头性的特征，但又不同于传统民间文学的口头性特征。唐璐璐指出网络民间文学是一种具有口语化特征的，可以保存的言说方式。[注]程丹阳指出传统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在网络民间文学中已发生了电子性和表演性的转变。[注]

网络民间文学实践中的“网民”身份往往是隐匿的，匿名性是网络海量信息和信息瞬间更新的结果，亦是网络民间文学创作生成的重要基础。程丹阳指出不同于传统民间文学的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匿名性是被动掩藏，而网络民间文学的匿名性则是主动掩藏。网络民间文学的隐匿性具有“可逆性”，[注]当有利益关系出现时，原本的匿名者往往会自动出现或被发掘出。

在变异性方面，徐钊等指出，传统民间文学的变异更多情况下是一种不自觉的变异，这种变异往往包含有更多的地域色彩；而网络民间文学则是有意识的变异，这种变异往往凸显出了更多的个性色彩。传承性方面，邵宁宁指出伴随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世代传承已不再是网络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网络民间文学更像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文化。

网络民间文学的界定虽然尚未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影响学界对其中的部分类别的研究。这类研究是网络民间文学研究中出现较早，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部分。

网络段子。网络段子是网络民间文学中的重要类型，它是民间现实生活短篇故事的网络表达形态。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段子的分类和功能方面。

目前学界基本认同红、黄、灰的分类方法。对于红段子，多数研究持认可态度。如连娜认为红段子能够起到传播社会文明，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注]管仕廷指出红段子有利于引导价值导向。[注]对于黄段子学界存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黄段子趣味腐败，扭曲人性；[注]另一种则认为黄段子有辅助社交的功能。[注]而对于灰段子，多数人认为其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心理的表达。[注]

对于网络段子功能的认知集中在宣泄情感和反映现实两方面。管健、乐国安指出网络段子是替代性的发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众的心理不满和紧张。[注]周婷认为网络段子是民众抒发情志、针砭时弊、表达爱憎的手段。[注]朱强认为网络段子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方式，表达了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见解。[注]李宗桂认为网络段子体现了当下的社会心理，反映着当下的社会思潮，承载着当下的价值取向。[注]许振波指出段子有助于了解社会，为研究社会现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注]周志强指出网络段子是对不良政治现象的批判，其流传会增强民众的现实疏离感，容易形成民众不求参政、只求娱乐的心态。[注]赵会凤指出优秀、经典的网络段子是后代认识历史、社会及其文化创作的宝贵财富。[注]

网络谣言。谣言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传说形式的一种功利化的虚假表达。关于谣言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自网络文学兴起之时起，网络谣言便开始活跃于网络空间。目前，针对网络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传统谣言的比较、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研究等方面。

网络谣言和传统谣言同为谣言，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学界却存在本质相同论和本质差异论两种声音。潘相国是本质相同论观点的代表，他通过对网络谣言和传统谣言的对比，指出两者不过是传播媒介的不同，网络谣言并未脱离传统谣言的基本特点，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注]巢有鹏、黄娴则认为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及其内容、形式等方面都与传统谣言存在较大差别，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注]针对网络谣言的形成，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探索出了不尽相同的形成因素。姜胜洪从民众心理的视角对网络谣言的成因进行了考察，指出社会的不稳定性、科学知识的欠缺等是网络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姜胜洪还指出网络推手、商业利益、西方敌对势力等亦是形成网络谣言的构成因素。[注]王国华等认为网络谣言是社会心理、信息匮乏及其网络环境的虚拟性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注]

高丙中说：“意义产生在事件之中，是主体对活动价值的体验，撇开事件的主体，也就无所谓意义。”[注]因此，网络的传播研究方面，首当其冲的便是对传播主体的研究。陶方林将网络谣言的主体归纳为政府、媒体、公众三种类型，并对其各自特性进行了分析。[注]王海龙、田野亦将政府、媒体、公众视为网络谣言传播的三个基本要素，并对其间关系进行了论述。[注]施爱东则依据不同群体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传播主体分为消极传播主体和积极传播主体两种。[注]类似地，姜胜洪将传播主体分为造谣主体和传谣主体两种。[注]网络谣言治理方面，陈烨阐明了政府、媒体及其民众在网络谣言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指出网络谣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政府、媒体及其民众的自我角色定位认知模糊有关，并针对网络谣言的控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注]施爱东就网络的监督管理指出了“把关人”[注]的重要性。杜维娟、李爽、王锐园等则从法律规制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

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是伴随网络的兴起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学样式，其网络民间文学的属性已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网络流行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类研究及其影响与对策研究方面。

目前，网络流行语的划分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从来源进行划分。杨萍将网络流行语分为：对原生语言进行缩略、谐音等简化处理而来的网络语言；活跃于网民当中的极具娱乐趣味的俏皮话；紧随热点事件萌生的话语。[注]陈绍富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来源于方言、舶来语、影视作品、网民自我加工、社会热点事件几类。[注]其二，从表现形式进行划分。汤玫英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单纯流行语和格式流行语两种。[注]陈氚等将之划分为拟像流行语、拟声流行语及典故式流行语三类。[注]其三，从功能进行划分。王仕勇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利益诉求类、情感宣泄类、价值追求类。[注]其四，从构成方式进行划分。钟志奇等将之划分为新造词语、旧词新类、谐音替代、符号图画、英文缩写、中英混合几类。[注]

鉴于网络流行语与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关联的紧密性，网络流行语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多集中在高校教育方面。胡侠认为网络流行语可能会加剧大学生的思想脱轨。[注]吴喜涛指出，一方面，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有利于明确地表达想法，提高交际水平和强化观念。另一方面，不规范网络用语的使用则可能弱化汉语基础，带来不良信息的散播，从而误导青年群体，影响道德素质的提升。[注]钟志奇等在肯定网络流行语积极影响的同时，指出，部分低俗不雅语言的频繁使用不利于道德素质的提升，不利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注]对策研究方面，马成成指出应关注网络流行语，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心理，从而来引导大学生理性对待。[注]张红梅认为在规范网络流行语方面，政府应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媒体要加强话语制造能力；学校要让先进文化的引领功能得到应有展现；学生应积极提升自己的话语辨识能力。[注]

以上是目前学界对网络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文中所引用的观点也只是具有代表性观点的部分列举，学界关于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远不止这些，限于本文的篇幅，没有一一列举研究，但我们仍可以通过这些代表性成果了解研究现状与基本特征。

网络民间文学研究既有对传统民间文学网络化的关注，也有对新生成网络作品及其现象的调研，在本体论及方法论层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些成果展现了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应有的当代性特征，开创了网络民间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具有创新性的价值和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出了感悟式、表面化、零散性的特征，其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

相较于以往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网络民间文学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拓展了研究范围。网络民间文学研究不仅将“线下”的民间文学、民俗事象纳入到了研究格局当中，同时还将“线上”的网络民间文学、新生民俗事象当作了研究对象。另外，伴随网络发展而兴起的流行语、网络笑话等也成为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使得现有的研究既有对传统民间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照，也有对当下网络民间文学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关注，进一步拓展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范围。

强化了“当代性”特征。民俗学、民间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倾向于对传统遗留物的关注，而将生活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民俗、新民间文学排除在外，极大地束缚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不利于学科的长久发展。网络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只关注过去而忽视当下的研究趋向，开拓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空间，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学问。

关注了实践功能。一方面，民间文学是民众生活的表达，直观地反映民众生活和理想诉求。网络信息更新迅速，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海量信息产生。其中很多都是关于民众生活和情感的表达，这些表达虽然纷繁杂乱，但却是当下鲜活生活的直观反映，是个人表达与公共诉求的结合。透过网络民间文学可以了解当代民众的审美趣味、理想诉求和生活追求另一方面，网络民间文学集中展现了民众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认同。对于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及规律的把握有利于培育健康的民间信仰、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也有益于在信息时代发扬、延续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

目前，网络民间文学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重复研究现象频繁、有机系统论证匮乏以及与主流媒体关系研究欠缺等方面。

重复研究频繁。从总体数量上看，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低水平重复现象是其不能忽视的问题。这种重复主要表现观点重复和例证重复两方面。

在网络民间文学的概念界定和特征辨识两方面的观点重复表现尤为突出。首先，在界定方面。目前对于网络民间文学的界定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方式。从现有研究来看，不论是以单篇形式出现的论文，还是以学位论文形式出现的著作几乎都在开篇提出、论证了这一观点，并且论证方式、例证等也极为相似。其次，特征辨识方面。对网络民间文学的特征辨识几乎所有研究都停留在了“四性”特征及其即时性、广域性方面，出现了普遍重复的现象。而对于网络民间文学的情感性、现实性、后现代性等特征则鲜有论述。

在对网络民间文学进行的相关研究中，例证重复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在论证相同或相似观点时，不同的研究成果几乎都采用了相同的例证。如在论证网络民间文学的广域性和即时性特征时，不少研究皆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进行论证，论证的顺序，侧重点等如出一辙。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造成了原创动力的不足。频繁出现的相似论断和相同论证，拉低了网络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水准，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不利于学科的长远发展。

系统论证匮乏。网络民间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时代、文化、科技等诸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综合性学问，它涉及民间文学、民俗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需将之放置在相应的文化生态中进行跨学科的、整体全面的考察。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较少以综合性论著的形式出现，限于篇幅、议题等原因，未能对网络民间文学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及其走向等进行系统的阐述，难以形成有机整体的论证体系。如对网络民间文学概念的界定，本应将之放置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下，从网络技术、网络文学、网络传播等多方面进行考察。遗憾的是，这种从整体文化生态着手的界定并不多见。再如，对比性界定中，由于跨学科视野的缺乏，导致这种界定往往忽略了各大文学网站中存在的作家文学现象，消弭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间的差异，扩大了民间文学的外延，模糊了其内涵。

与主流媒体关系研究欠缺。以社会热点、兴奋点或曰以新闻事件为诱发而形成的创作是网络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网络民间文学作品往往以主流媒体的报道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引导着网络民间文学的情感基调和发展走向，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主流媒体与网络民间文学的关系研究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主流媒体与网络民间文学的关系研究影响整个社会的舆论基调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不单是学术性的问题，更是实践性的问题，对社会和谐、民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主流媒体与网络民间文学的关系研究理应成为网络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就网络民间文学与主流媒体关系展开的研究却相对寥寥，几乎空白。

实践指导性不足。民间文学是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具有指导民众生产、生活的实践价值。网络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学的当代延续与发展，延续了民间文学的这一特性。对于网络民间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主要体现在中华文明传播和服务民众生活两大方面。但在具体实践环节，如何服务于中华文明传播、服务于民众生活并未提出具体可行的路径。目前的网络民间文学研究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实践层面的研究则相对凋敝，缺乏可行性的指导策略、方法。

网络民间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新生文化现象，在较短时间内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限于诸多因素影响，这些研究还存一定的局限性。在笔者看来，上述不足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网络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尤其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学与网络技术的复合体，尚处于“新生”阶段，可资借鉴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较为欠缺；其二，网络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综合性学问，是多学科融汇的结果，对之进行研究需有开阔的研究视野，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因此，今后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应重点在以下方面进行展开和深化。

网络民间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涉及到不少其他学科领域，需在整体性视野的关照下，进行跨学科式的交叉式研究。

网络民间文学不仅是学科内部发展的结果，还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生态关联紧密。在民俗文化发展规律及其文化生态探讨方面，黄永林提出了“民俗文化生态”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变革是推动民俗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力量。网络民间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是生活革命和媒介革命的集中展现，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方面发生变革的结果，需从“民俗文化生态”着手，采用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对其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对于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既要有学科内部的关注，也要有对相应文化生态的关照，既要着眼于学科本身，也要放眼于外部整体。单独从学科内部，或者单独就外界因素进行考察，都是不科学的。对于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要有整体性的视野，从内考察其对传统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继承和发展；从外探讨其在当下民俗文学生态下的形成、演变及其未来走向。

网络民间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它涉及民间文学、民俗学、传播学、新闻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网络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学的当代继承和发展，但两者在创作、生成及其传播、传承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就创造、生成讲，网络民间文学的创作、生成需要一定的网络平台和编辑技术，这提示我们需从相关技术的角度对之进行考察。就传播说，网络民间文学的传播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即时、广域的传播，关涉到了更多传播学、新闻学方面的议题。就传承而言，网络民间文学传承实现了前喻式文化模式向后喻式文化模式的转变，年轻群体成为传承的主要力量，这种传承关涉到了较多的兴趣爱好、经济利益，需从社会学、文化产业甚至经济学等方面进行考察。因此，从研究方法看，网络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综合性学问，需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使得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了理论研究层面，而不能上升为实践指导。这提示我们对于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除调查研究法、观察法、访谈法等外，更需要与网络技术、新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其他相关学科进行结合，助力网络民间文学研究。

网络民间文学充分继承了民间文学的当代性特征，大有发展壮大之势。目前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了理论层面的关注上，有待进一步上升至“实践性”的层面。

美国民俗学专家理查德·鲍曼曾指出如果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历史残留物上，那么学科的存在价值将受到威胁。[注]我国民俗专家钟敬文始终关注民俗学的当代性问题，指出伴随研究的深入，民俗研究将扩展至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当代性”已成为几代学人的共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的应有之义。网络民间文学研究充分继承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当代性特征，将民众鲜活的社会生活纳入到了研究范畴当中，展现其作为生活文化的一面。然而，“当代性”关注不能停留在对“当下”的关注上，还要体现于服务“当下”的实践上，探索服务“当下”的具体策略和路径。

田兆元等民俗学者曾多次强调民俗学的经世致用功用，强调将民俗学、民间文学服务生活的实践性特征，这种实践性贯穿了学科发展的始终。网络民间文学实践性具有明显的表征，主要表现为：通过网络民间文学作品来引起相关部门注意，从而达到迅速解决问题的目的。如“我爸是李刚”系列网络民间文学作品充分表达了民众对衙内现象的憎恶，希望相关部门对这一社会现象予以整治。而“郭美美”系列相关网络民间文学作品则展现了民众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希望整个社会加大监管力度，使之明确自身责任。网络民间文学作为当下民众生活的直观反映，与社会和谐、民心稳定关联紧密，这提示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务必要将其实践功能纳入研究视野，加大对其实践性的研究力度，以探索出可行性的监管、引导路径，对之进行正确、有效监管、引导。网络民间文学的实践性特征要求相应的研究应该发挥其实践指导功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以理论指导实践。

综上所述，网络民间文学研究既是传统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当代继续，更是新时代下开创的新的研究格局，这些研究有文化层面的关注，也有技术层面的分析，为将来的研究展开奠定了基础。但其中不足也不容忽视，如何避免并超越以上局限，需要将网络民间文学置于当下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打破学科框架，采用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野和方法，结合当下民众生活和社会现实，探索网络民间文学的运行规律，寻找其服务文明传播和服务民众生活的可行性路径和方法，这不单需要民俗学、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集体配合和共同推动。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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