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与“洋”： 

烟草在云南的在地化及其意义

陈雪

云南不仅是植物、动物和有色金属王国，还被誉为“烟草王国”[1]。烟草最初传入云南后，经历了一个融入当地社会土壤的历史过程。烟草在云南的在地化，展示了地方社会在面对外界物质传入时，如何通过文化、结构的力量进行调整，以获地方自洽（localappropriation）[2]。对此过程进行揭示，对其意义进行总结，对于思考今天地方社会的革新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笔者对烟草的研究始于2008年。2008年8月至2014年8月，笔者一直在云南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卷烟生产厂从业6年，对烟草行业的历史发展、政策沿革以及生产经营有着直接的了解和认识。在此期间，收集了大量相关史料。2016-2017年，笔者赴美访学，曾与与斯坦福大学烟草控制研究专家马修·科夫曼（MatthewKohrman）有过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当下西方人类学对烟草的主流研究取向，已从烟草文化转至烟草控制[3]。烟草在特定区域的构建与发展，为具有长远和现实意义的控烟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宏观历史背景。自2017年7月起，笔者再次查阅和整理各个时期国内外有关烟草的历史文献，并将之与烟草行业内部志书、文集进行比较印证，还通过在行业工作期间搭建的人际网络关系访谈了多位烟草种植和工业生产的专家，并到大理、保山、德宏和文山等多个烟草种植、生产和销售区域进行田野调查，为还原烟草在滇落地生根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依据。

1959年，吴晗曾对烟草最初引入我国的具体路线进行过分析：第一条是从菲律宾传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再到北方九边；第二条是由南洋，也说是越南传入广东；第三条是从日本经朝鲜传入辽东地区[4]。在这三条路线中，云南并没有作为一条烟草进入中国的通道被提及。包括陈翰笙、褚守庄等在内的学者们认为：烟草是通过福建传入内地后，再进入云南的。[5]

通过查阅烟草进入印度的历史，会发现有关烟草在印度最早的记载始于1604-1605年。1618-1622年印度莫卧儿帝国阿克巴皇帝执政时期，东印度公司一位地区负责人威廉姆·马瑟伍德（William Mathwold）的观察笔记指出，作为印度新兴农作物，烟草在满足本土市场的供应后，向着缅甸和红海波斯地区，形成规模化出口[6]。在笔者看来，可能存在一条烟草由印度至缅甸再抵云南的传入路线，这条路线或许从此时开始。换言之，烟草再印度形成规模化种植，并向缅甸传播的时间表，可能决定了烟草从缅甸进入滇西的时间。虽然缺少文字记载，烟草最早走过的痕迹并没有消失。直到今天，当笔者在保山板桥镇的几个乡村集市上调查时，还可以看到在村民赶集的日子，那些流动于各个集市的烟贩们仍在向当地人出售来自缅甸的晾晒烟丝。他们中有人说这是祖辈们传下来的生意。滇西的腾冲与梁河等县至今仍在种植一种唤作“濮子烟”的烟草，这一烟种也可视为烟草从印度经由缅甸进入云南的一种证据[7]。

成书于崇祯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的《景岳全书》详细介绍了烟草的药用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在吸烟行为普及过程中的重要性[8]。此外，跨越滇省内外的烟草传说也再现了烟草与疗愈体系连接的过程：

这则传说将烟草在本地的使用与遥远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跨时空拼接。人为制造的烟草“原生感”显示了烟草与当地疗愈体系的契合，以及因此带来的撒播图景。在大理，当地人认为此处为孟获家乡，立有“汉诸葛武昌侯擒孟获处”的碑文。笔者在大理西洱河峡一带的下关镇温泉村、塘子铺等村庄调查时，发现当地村民将诸葛亮奉为“五姓名首来安景帝”，视其为本主。在他们看来，九叶云香草（也作韭叶芸香草）不仅帮助诸葛亮军队“不惧瘴毒”，更成为火熏孟获，最终逼迫其从藏身的洞穴中逃出，将其擒拿的武器[10]。

成书于明正统年间（1436年）完成的《滇南本草》，也有关于烟草“名称”的记录：

无论是“芸香草”，还是“野烟”，只要稍加分辨，便可知它们都是烟草之外的本地植物，前者为禾本木科，后者是山梗菜科植物[12]，与归属茄科的烟草，分属不同科目。但二者皆为本地常见的中药药材。民众将它们与烟草混淆，从侧面暗示烟草糅合入其他草本植物中，成为当地人在医疗物资匮乏时期，可以发挥治疗功能的可用之物。民国时期所修的《新纂云南通志》，已直接将烟草列为云南所产二百余种药材之一，并确立药效为“镇静”[13]。

大理、保山和文山等地农村的一些老人仍采用传统方式自制草烟卷、嚼烟，利用烟斗、水烟筒等烟具来吸烟。保山龙陵县的傈僳族老年妇女会将烟丝，和芦子、撒尖，和石灰拌在一起，装在随身小盒子中，不时放入口中咀嚼。掺入的撒尖是当地红麻栗树的树尖，在采摘后用大锅煮炖后，揉成一坨晾晒后方成。石灰是当地烧制石灰用的碳酸盐，烧过之后再加入水发酵后形成膏体才能使用。这些老人告诉笔者，他们年轻时条件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吸烟是他们抵御饥寒的好东西。一位傈僳族老人说，她自小便被告知如此嚼烟可以防止蛀牙、治疗牙痛、消炎，以及调理身体。进入少女时期，她就开始用嚼烟来对付痛经；到了下田干活的年纪，她效仿父母会随身带着烟盒，如遇到蚂蟥上腿，就捏点嚼烟一拍，蚂蟥马上会仓皇逃落；年纪大了，她也开始像祖辈那样，用嚼烟来缓解不时发作的痛风。1939年出生的大理喜洲镇三舍邑村村民何姓老人同笔者讲，吸烟不用谁来教，就和吃饭一样，个个都需要，到了十几岁自然而然就会了。

在普洱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将烟叶、烟丝、烟灰、烟尿（烟锅巴）、烟竹筒，以及与吸烟有关的物件视为医疗宝藏。他们将烟草有针对性地用于消肿除脓、止血消炎、止痛清热、防止蚊虫、蚂蝗、毒蛇叮咬、除臭除屑，以及除霉驱瘴等日常生活之中。正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功能之物，而非可有可无的消遣之物，烟草才呈现出难以阻挡的力量。1795年，乾隆在云南巡抚江兰的奏疏上批注如下：

对于云南各地居民来说，烟草具备药品之效。在与当地医疗体系的紧密结合中，烟草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烟草在云南本地医疗体系中的融入，为吸烟的流行构建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伴随区域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市场的发展，烟草从日常的“自用之物”，逐渐转型为跨越族群、阶层和性别的消费品。从而铺平了规模化扩散的道路。农民种烟不再限于自用，更是为了出售。看得到的经济利益，使烟草于18世纪之后渐渐成为当地广泛种植的物品。到了19世纪，与烟草相关的特色手工业也开始在当地出现。从18世纪修撰的各类志书、完成的壁画，以及流传下来的文物中，能够清晰看到烟草在云南各地已成为规模化种植的物品。烟草已经融入到当地民众的休闲文化生活中。1702年完成的康熙《永昌府志》中写道：

道光年间的《威远厅志》，如此记录普洱景谷地区的烟草种植情况：

大理巍山绘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巍宝山的《踏歌图》，还原了当地族群载歌载舞的过程中，一名男子口含长烟杆起舞，一男一女借火点烟的情景。大理考古挖掘的墓穴中，也出土了出自乾隆年间的青釉瓷烟嘴。在滇南，烟草也形成了种植盛景。吴大勋1782年撰写《滇南闻见录》时，有如下记载：

18世纪起，与烟草相关的贸易网络也逐渐展开。烟草贸易既根植本地，更连接外省与境外。清朝道光年间所著的《开化府志》记录了乾隆元年街市上已有本地六诏（今砚山县者腊乡）生产的烟叶在出售[17]。康熙年间陈鼎所著的《滇黔土司婚礼记》则指出从福建、广东运输烟草至云南贩卖，已是连接省内外的贸易形式之一：

光绪年间，老挝南掌国出口普洱茶时；南掌国盛产五金各矿、靛青、漆、烟叶、芝麻、花生等，普洱地区在与南掌国边境互市的过程中，烟草成为往滇出售的贸易商品[19]。

烟草在全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扩大。清咸丰元年（1831），蒙自县新安所开始大面积种植“晒黄烟”[20]；光绪年间，大理巍山地区每年烟草产量多达5万斤，产品行销邻县[21]；光绪年间，大理弥渡县城南有个村庄，以栽种晾晒烟而得名，取名“烟园村”[22]；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修的《腾越州志》中，也描绘了保山、腾冲地区“烟草，夷地皆种树”的广植景象[23]。

19世纪晚期，在烟草种植集中度高的地区，手工业也孕育而生。1869年，云南蒙自新安所响水村周氏兄弟发明刀切烟工艺，通过改良，生产出细如头发的烟丝，被称为刀烟[24]。1896年，通海县手工业者进一步改进，形成“麻绳木榨刨推成丝”工艺，提高了效率，使得烟丝更为均细，随后还出现了手工“推烟”作坊[25]。手工业的兴起，又推动通海、蒙自、巍山、腾冲等地加工的特色烟丝不仅在省内市场流动，还销往周边的东南亚各国。

伴随云南经济生产环境的成长，烟草转型为经济作物。烟草内隐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对于农民、商人而言都显得触手可及。经济利益驱使下，烟草的种植形成规模化，区域内外的商贩参与到相关贸易中。在烟草深度种植的农业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对烟草的加工工艺进行了提升。这反过来再次促进农民种植烟草的积极性，烟草贸易也更为兴盛。

19世纪晚期，当烟草的经济价值在地方社会逐渐显露时，新的烟草形式，即机器制造的卷烟，也在西方生产出来。1870和1881年，英国和美国相继发明卷烟机，开启了卷烟的现代化工业生产史[26]。卷烟机的应用，标志着人类对烟草开发的转折：机器让烟草从传统、依靠手工的作坊产物，变成标准化的现代化产品。一个可以在全球迅速推广、复制的跨国新行业诞生。上一时期，在哥伦布发现烟草后近百年的时间里，烟草缓慢进入云南。此时，新式香烟一经发明出来，就迅速入侵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云南。和其它同期传入的外国工业消费品一样，卷烟很快被冠以“洋”名：

在“洋”烟的袭击之下，当地人很快将早期传入的烟种以及手工生产的烟草制品，统称为“土烟”：

卷烟，即“洋”烟，成为殖民者手中的武器。他们通过卷烟倾销，轻松地掠走真金白银。1888年，通过上海美商老晋隆洋行，“洋”烟率先抵沪[29]。1904年，英美烟草公司开始在昆明、蒙自等地设立办事机构，委托同泰祥、宝兴号、东兴隆等本地商号为代理商，组建了销往全省的网络，垄断云南卷烟市场，销售“三炮台”、“茄力克”等香烟。1904年，法国殖民者当局开始了滇越铁路云南段的修建，这是烟草迅速殖入的另一重要原因。外省民工涌入，参与兴修铁路，他们所处的条件极为艰苦，卷烟成为不可缺少的安抚剂。修路工人成为新式烟草在云南最早的忠实消费者[30]。

1910年建成通车的滇越铁路成为外国列强全新的、快速的卷烟运输主干道。在他们前方，是一个有着长期吸烟文化历史的社会，一个潜在可期的消费新市场。学者高家龙认为，，这一时期英美烟草公司通过三个方向进入昆明：东边，通过轮船运至西江，翻越崇山峻岭进来；西边，从缅甸八莫运进；南边，从滇越铁路到达蒙自，再用骡子运到昆明等地[31]。1910年，在昆明的英国总领事干事写道：

无孔不入的“洋”烟，给当时进入云南的外国烟草商的回报是极为丰厚的。蒙自海关统计指出，宣统三年（1911），英美卷烟从这里赚取的白银高达43392两，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时期从云南掠夺的银两。[33]短短10多年，外国卷烟在中国的销量急剧增长，从1902年的12.5亿支增加到1912年的97.5亿支和1916年的120亿支，1916年的销售量为1902年的10倍。[34]

“洋”烟方便携带，抽“洋”烟成为时髦的消遣方式。它被划分为不同的档次，贴着高低不同的价格标签，是一种价值符号，可向外直接呈现吸烟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它很快成了新式文明的日常消费品。褚守庄这样描绘彼时本地人对外国香烟的青睐：

美国学者班凯乐（CarolBenedict）认为现代烟草在20世纪前30年在中国的销售增长，顺应了中国消费文化，与牙膏、毛线袜、煤油等西方输出的新兴消费产品一样，激发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形成[36]。现代“洋”烟侵入云南，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里，成为亮明身份地位的显性符号。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掠夺性，带走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20世纪初，卷烟成为跨越国界、连接工业、商业和农业的新产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国外烟草商谋划卷烟在中国的在地生产。卷烟带来的巨额利润，也激发出本地工商界参与烟草生产尝试的热情为烟草在这片土地上形成新的生产格局埋下种子。在国内外卷烟抢占市场的过程中，传统“土”烟的种植与生产仍然获得成长空间。

面对中国庞大的烟草消费群体，跨国烟草公司决定在中国生产卷烟。1893年美国人在上海成立“上海美国烟草公司”，国外卷烟公司的本土化生产拉开序幕。早期传入的“土”烟种，不能作为生产机制卷烟的原料。为解决在地生产的原料来源问题，从1904年起，当时全球最大的烟草巨头英美公司，前往全国各地调查分析传统的栽培史，为烤烟种植做准备。1913年以后，英美公司在湖北、山东、安徽，以及河南等地开展烤烟种植推广[37]。清代中后期，云南晾晒烟种植和生产规模都在全国享有一定声誉，但由于当时云南与内地的交通极为不便，考虑到原料、设备以及产品运输的成本和时间，外国烟草集团规划在华种植生产版图时，没有选择云南。[38]

外商的放弃策略，给予了本地社会进行生产尝试的自主权。1905年至1937年，一场由新兴资产阶级、新式社团发起的，从抵制美货到抵制洋货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兴起。外国“洋”烟是被抵制的主要商品之一。面对国民对国货的需求，地方民族企业家、政府当局及时地把握时机，开展现代烟草生产和种植实践。美国学者葛凯（Karl Gerth）指出，抵制洋货运动一开始，一些知识分子就对“洋”烟的本质提出批判，将其作为一种经济现代性和文化帝国主义结合的符号，担心它的蔓延会对中国构成方方面面的威胁；政治家们对以“洋”烟为代表的舶来品造成的贸易逆差，以及新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忧心忡忡，认为这最终有可能会使国家丧失主权。[39]

运动激发的民族情绪传导至地方社会，既成为云南民族企业家投身产业救国行动的动力，也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国货行销的市场。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之名[40]，1922年曾留学日本的云南墨江人庾恩锡，将他在上海创办烟厂的设备与经验带回昆明，创办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家现代机制卷烟生产厂，即亚细亚烟草公司[41]。1930年，南华烟草公司也在昆明成立，这是云南首家公营机制卷烟企业[42]。20世纪初外强内弱，国家危机四伏的环境造就了炙热的民族情绪。烟草企业家敏锐地感知到爱国情绪的感染力，顺势为卷烟品牌锻造民族性，使消费者能够在消费本地卷烟的过程中，延续传达爱国情义，借此赢得市场。例如，亚细亚烟草公司在开厂之初，就创立“重九”牌香烟，将之与云南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重九起义进行关联，把“重九”烟定位于“爱国卷烟”，在全省上下获得大量忠实的消费者，并使该品牌保留至今。

本地卷烟产品虽然争取到了消费者，但新生的现代企业仍面临着各种困难。当时云南没有种植烤烟的基地，卷烟生产厂所需烤烟只能从河南、山东等地购入，其他生产辅料只能依赖于香港和上海等地。内地却没有一条公路或铁路可以入滇，入滇物资完全靠马驮。加之赋税等问题，亚细亚烟草公司只维持了短短数年，最终于1928年申请破产。[43]

“洋”烟种未能在云南引入种植，是本地卷烟企业经营失败的症结之一。早在1914年，云南对烤烟种的培育，已在地方当局主导下加以实施。云南省实业司报经都督唐继尧，拟与英美烟草公司合作。实业司曾获相关技术资料，并尝试在昆明、玉溪和通海等滇中地区试种烤烟。由于英美公司对烟种进行严格垄断，他们最终未能进行下去[44]。亚细亚烟草公司破产的教训，再度使地方当局意识到“洋”烟种推广种植的重要性。1931年，时任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的龙云再次下令：

当局指挥通海、文山等34个县启动烤烟的种植工作。而国外企业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管控烟种十分严格。本地“洋”烟种植的尝试和推广未获得突破性进展。“洋”烟的种植推广遭遇挫折，农民的土地却不会为此闲荒。早期传入的烟草，依然拥有着牢固的消费市场。无论是种植规模，还是生产销售，本地“土”烟都获得了继续发展的契机。成书于1928年的民国《宣威县志稿》记载了当时该地种植的多个传统烟草品种：

同一时期，玉溪的另一本志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1932年，云南传统烟草的种植面积达到23.8万亩，产量位居全国13个重点产烟省的第三位。[48]普洱镇沅县的九甲乡草烟品质优良，在《云南通志》中曾有“滇南烟草数九甲”的记载，民国时期生产的烟草还销往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49]这一时期，国外的、本地的“洋”烟，以及传统烟草制品，在云南均获得了销售传播的空间。当地民众消费各种烟草的图景，恰好被美国学者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于1938年在昆明周边的农村高峣调查时记录下来：

同时，他还发现自卷烟在云南传播之后，一些传统吸烟方式已在高峣隐去：

卷烟的生产，具备快速可复制的特征。外国烟草企业对云南采取的放弃策略，为本地民族企业家提供了效仿生产的可能性。国家动荡、社会运动兴起，以及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绪，则为产品的销售贴上了有利的、区别于外来产品的爱国标识。工业生产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传导到农业种植的格局调整上。受制于外国烟草企业对烟种的保护，农业种植的新选择推动不易。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继续广耕传统烟草。卷烟产品的介入正改变、替代着传统吸食方式，但它们并未完全消失。事实上，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变动的、新旧并立的烟草消费多样性图景。

抗战时期，云南是大后方。尽管滇省之外，战火纷飞，省内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空间。地方社会依旧视烟草为重要事业，大力发展。因战事形成的人和物资的转移，既是提高生产水平的保障，也为销售创造了市场和条件。烟草在云南进入了一个极短暂、却紧要的历史时刻，通过烟种培植改良、卷烟生产经验与资源的累积，在云南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支柱产业。

首先，在烤烟的培育上，云南当局充分利用战争造成的烟叶种植转移，以及与美国飞虎队搭建的联盟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抗日战争对中原地区烤烟生产造成巨大破坏。驻扎在山东和河南的国内外烟草企业，不得不重新寻觅新的烟料供应基地[52]。隔离于战火之外的云南，成为烤烟种植的避难所。1939年，通过时任国民政府财务部长的宋子文引荐，国内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把适于现代卷烟生产的美国烤烟种，寄给云南省建设厅蚕桑所农场[53]。该所在昆明东郊试种，很快获得成功。新型烤烟种就此在云南扎根。就在当局准备向全省试推之际，却因美国对烟种外流的设防，陷入无种可植的困境。1941年云南当局整合农业科研生产力量，成立“云南烟草改进所”，并想方设法从不同渠道引进美国烤烟种。时任云南省烟草改进所副所长的徐天骝请求龙云协调烟种引进事宜。龙云找到来昆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予其30两黄金，请他在美国购买最好的烟种，再传回云南。陈纳德不付嘱托，将名为“大金元”的烤烟种，连同其它两个烟种寄回云南。[54]在徐天骝等一批农业科学家的躬耕之下，短短几年，美种烤烟在云南得到广泛试种、培育和推广。褚守庄这样评价当时云南烤烟种植的成绩：

到1945年，云南烤烟的种植面积、种植产量都有了急剧扩张，较之1941年，种植面积增长550倍，产量增长67倍[56]。“大金元”在云南得到了精心培育改良，是当前云南最有名的烟种“红花大金元”的母本，后者也是当今云产卷烟最主要的生产原料之一。抗战结束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卷烟生产基地，都开始到云南来抢购烟叶[57]，云南作为全国烟叶生产基地的核心地位逐步奠定。

其次，在机器化卷烟生产的推动上，云南也迎来机遇。受战事影响，沿海和内地的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以及高校都纷纷向云南转移，加之军队的涌入，地处边陲的云南一时间“人口激增，纸烟（卷烟）消耗量大加，然因交通梗阻，上海、越南等处出品，不易输入；湖南、贵州杂牌烟、虽有进口，惜气味恶劣，且数量又少，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于是本省纸烟厂，乃应运而生，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58]

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外国烟草企业，以及国内处于战区的卷烟工厂，也将设备、技术人员向云南转移。1940年至1942年日军借助攻占越南、缅甸之机，企图封锁云南与境外的物质流动通道[59]。越是在战争局势紧张的时机，人们对卷烟的需求量越大，卷烟成为了紧俏的产品。以昆明市为例，每5分钟就能消耗卷烟100万支，且吸烟者不断在增长。军队中甚至流传着“无烟即不能作战”的说法[60]。卷烟成为战时重要的消费品，省外的卷烟又难以进入。本地卷烟生产企业闻风登场。以昆明为轴心，云南境内形成了大小不一、数量众多的卷烟厂。有说当时云南卷烟厂多达77家，也有说“不下五百余家”。[61]

无论是公办企业，还是民间厂商，都继续将革命运动、时局战争作为卷烟品牌命名和推广销售的主题。从云南烟草界一位王姓烟标收藏专家的藏品中，笔者看到大量这一时期的烟标。无论是云南纸烟厂生产的“七七”牌，重装上市的“重九”牌香烟，或者民间永丰烟厂生产的“将军”、“元帅”牌纸烟，还是兴业烟草、精精烟厂生产的“红骑士”、“金炮台”，以及“珍珠港”品牌，都显示着战争年代地方民族企业家是将卷烟品牌的命名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与世界局势的发展关联在一起。另外，烟草企业的兴盛，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

税收的大幅增加，是政府当局推动烟草事业的最直接动力。在成立烟草改进所之后，政府当局又在1942年推动成立云南纸烟厂、云南烟叶复烤厂；1943年整合烟草改进所，以及上述两家企业，合并为“云南烟草生产事业总管理处”。各种力量的联合，加之战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支持，云南卷烟生产量屡创新高。仅云南纸烟厂就由1943年开工时587箱的产量，增长至1945年的7000箱。[63]昆明宝善街、近日楼附近的商号圈中形成了著名的卷烟交易市场。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拥有了160余家大、小批发商和批零兼营商[64]。一个整合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新兴产业，在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边疆地区，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正在形成。“直接赖以生活的人民，不下数十万人”。[65]

战时以昆明为中心出现的民间卷烟厂，大多未能支撑太久，要么倒闭，要么被云南纸烟厂陆续兼并。但正是在那个外烟被阻断隔绝，各种资源汇聚于地方的历史时刻，本地各种力量联合在一起，从农业和工业同时入手积极实践，才奠定了云南烤烟种植推广的基础，积累了卷烟生产的丰富经验。作为本地一个“很可乐观”[66]的新兴产业，云南烟草在此后更突破了中国烟草行业的“上青天”格局（即以上海、青岛和天津为主要产区），参与构建了“一云二贵三中华”（即以云南、贵州出产的卷烟和上海卷烟厂“中华”卷烟为最重要品牌）的发展新版图。

16世纪末起，烟草作物由内地和境外分别进入云南。传入之初，地方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烟草顺势遮蔽了经济作物的特征，进入医疗文化结构中，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药物，逐渐向整个区域扩散。进入17世纪后，尤其是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在稳定的王朝统治之下，地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67]烟草呈现出经济效应，不仅弥散至本地农业、手工业中，还形成一条烟草贸易链，跨越地域限制，连接着内地与东南亚地区。20世纪初，卷烟，即“洋”烟以现代消费品形式侵入云南。这一次，烟草进入的通道更多、传播的速度更快。云南在席卷全国的抵制洋货运动中，尝试烟草的本地化生产。在内外力量交织下，传统烟草、国外卷烟产品，以及本地卷烟产品共同占据本地市场，形成烟草生产和消费的新景观。抗战爆发是烟草在云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外烟无法进入，本地消费需求量巨大，有利于烟草工业发展的资源汇集云南。地方再度积蓄力量调整结构，利用战时形成的国内外网络关系，在短短几年间，推动烟草实业取得实质性进展。至此，烟草在云南扎根下来，形成一个新兴产业，至今影响着地方产业格局。

将“土”“洋”对立的基本语义特征与中国近代历史联系起来，是学界对二者进行阐释的一条主要路径。以王加华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近代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土”和“洋”在特定历史时空中，成为一对涵义相反的语言范畴。“外来的、外国的，称之为‘洋’，其是先进、时髦的；本国的、本土的，称之为‘土’，其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68]从洋务运动开始，“土洋之争”在中国社会许多领域中爆发。伴随中国各个时期的发展，观点交锋从未停止过。考察烟草在云南的在地过程，对于进一步理解何以为“土”，何以为“洋”，以及这对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助益。

第一，“土”和“洋”显示了地方与世界接洽时，一慢一快的节奏，一旧一新两个时代。从16世纪末至19世纪后期300年的时光里，“土”烟如同墨汁滴入清水，缓缓渗透到当地经济与社会之中。20世纪初，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烟迅速侵入当地社会。地方，无一例外地都被放到了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之中[69]，资本主义经济却企图通过霸权的(hegemonic)、普世(universal)的方式，成为全世界的征服者[70]。

第二，“土”和“洋”揭示了农耕与工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相遇，以及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形式的相遇碰撞。“土”既是从土地，从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生存智慧与乡土习俗，也可以在民族危难、抵御外强的时刻，凝聚为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并探索出独立发展之路；“洋”既是一种不可逆转、强势攻入的外部力量，也迫使一个传统社会在重创中转型，开启通向现代化的航程。“土”烟和“洋”烟相遇的时刻，生活在那个大转型时代的人们很容易从新生的“洋”烟与久远的“土”烟中，获得更深一层的所指：这不仅是工业化带来的“城市文明”与连接乡土社会的“农村风物”之间的对照，也清晰区隔出“国内”与“外国”的界限，推动“土”从“地方”扩展到“国土”、“疆土”，筑牢了地方与国家的归属关系。“洋”人、“洋”物的侵略扩张，使全国各地都意识到地方与国家命运与共。地方社会利用特殊时期创造的有利资源，向“洋”发动全方位的抵抗，对“洋”烟进行彻底改造，以实际行动扭转“土”“洋”的价值内涵。“土洋之争”里，个体消费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民族经济具有了独立、自强的象征意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心理空间得以逐渐构筑。

第三，以古鉴今，“土”与“洋”更深远的启示在于：“土”提醒着中国依旧是一个乡土中国，土地是整个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基、固国根本和发展之力；而“洋”不仅代表着区域、全球发展的新形势，也是新技术、新观念的隐喻。在这个民族性与世界性交融的新时代，无论是“重洋轻土”，或者“重土轻洋”，还是“食古不化”，或者“食洋不化”，都注定无法与我们再同行。“土”烟和“洋”烟在地的差异化策略，清晰地显示出当外部力量传导至地方时，在不同的社会情形之下，地方社会可以充分实施能动性，并以不同形式的反作用力，进行改造与应对。“土”意味着地方在施展拳脚之时，既不能忽视、脱离乡土社会的网络结构根基，也离不开国家大环境的支持；“洋”鼓励着地方社会不必望“洋”兴叹，坐地画牢，而应以时不我待的开放精神，借助区位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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