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杜莱《物的社会生命》的论题融合并超越了人类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商品分析的文化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 拓宽了物的研究视野。他认为人在赋予物以意义的同时, 物也可以阐释人和社会的语境, 物不是被动的, 和人一样拥有社会生命。他把“商品”理解为“任何可以交换的物”, 并倡导“将商品视为一种特定情境下的物……‘商品情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商品是任何物的社会生命的一个阶段;商品是任何物的候选状态;任何物都可以放置在商品语境中, 也就是说, 物品的可交换性使得物在社会关系网中不断流动, 转变状态”[1]。从阿帕杜莱那里我们看到商品情境中的物要么是商品、要么处于商品的“候选”状态。科普托夫《物的文化传记》考察的是物的商品化过程, “在文化的视野中, 商品的生产也是文化的和认知的过程:商品一定既作为物质上被生产的物, 也是文化上被标记的某种物。不同的文化情境中物的状态不同, 同一物在某一阶段是商品, 某一阶段则可能不是;有人认为是商品的物在他人看来则可能不是, 物的文化传记研究就是揭示物在文化中不断被标记, 不断转换身份, 呈现不同的生命状态的过程。”[2]人类学对物的研究涉及香料、烟草、茶叶、葡萄酒、白银、木材、铁路等多个领域, 研究成果丰硕, 如《葡萄的实践》《甜与权力》《延伸的平行线》《茶叶的流动》《白银资本》等, 学术论文也有很多, 然而对咖啡的研究则多从宗教、政治、经济学、文学、营养学等角度论述, 如《世界咖啡史》《咖啡圣经》《精品咖啡学》《上瘾五百年》等, 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展开探讨的成果较少。本文试图以历史为线索, 从朱苦拉咖啡引种史考、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过程、咖啡与朱苦拉互证互构统一体的构建等三个部分展开梳理, 呈现咖啡在朱苦拉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命运轨迹与文化意涵, 阐释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得以形成并不断延伸的内在逻辑。

朱苦拉自然村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行政村, 距离朱苦拉村委会7.2公里, 距平川镇50.6公里, 这里环境优美却交通闭塞。1904年到2018年的一百多年间, 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 而朱苦拉一直以来都如“世外桃源”和“化外之地”, 这里的人们过着贫困却宁静祥和的农村生活。1904年法国传教士将咖啡传入朱苦拉, 村民对这种“洋玩意”从无知好奇到自产自用再到销售出口, 创制了一套完整的咖啡制作工艺并代代传承, 咖啡在朱苦拉的百年间从传教士偶然引种、村民自发扩种的“自然发展”状态到外来资本积极开发、政府部门适当介入的“规划开发”状态, 咖啡融入朱苦拉社会, 成为兼具商品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物, 经历了物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社会生命过程, 在不同的“商品语境”中不断转换自身的生命状态, 并见证朱苦拉百年社会变迁。朱苦拉咖啡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地方资源”被外界广泛关注和利用, 村民消费咖啡的方式与外界开发朱苦拉咖啡的模式都使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得以充分延伸。

《云南省志》记载:“中国咖啡种植1884年始于台北, 1908年后陆续引种于海南岛、广西南部等地, 1914年景颇族从缅甸引入云南瑞丽县弄贤寨栽种, 20世纪20～30年代分布到德宏州境内部分村寨的房前屋后零星种植。1950年全省仅存咖啡树5000余株, 这些母树是后来全省发展咖啡生产的主要种苗来源, 并起着试种和示范作用。”[3]然而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朱苦拉百年古咖啡林却未被提起。据《宾川县志》《古镇平川》等地方志资料和村民的口述资料可大致推测云南省朱苦拉咖啡是1904年由法国天主教神父田德能进入朱苦拉后在教堂旁边引种的。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 (法国名:阿尔弗雷德·李埃达) 1896年7月被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派到中国云南, 1898～1904年期间在路南 (今云南石林县) 滥泥箐阿细支系中传教, 1904年起在宾川州朱苦拉生活了四年, 1908年到昭通继续传教, 1912年7月5日卒于云南昭通。关于田德能的史料记载并未提及引种咖啡之事, 而科研人员实地考察中获得的村民口述资料成为朱苦拉咖啡引种时间的重要证明。

1981年冬,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马锡晋赴朱苦拉村进行科学考察, 拜访了村第一任文书杞光辉的父亲杞永清 (受访者生于1903年农历七月初七, 曾是传教士的仆奴) , 他回忆了教堂边的咖啡树为原法国天主教一位传教士所植, 收获后, 除自己加工饮用外还专送大理总教堂。[4]2010年陈德新到朱苦拉调研, 拜访了村长李福生和文书杞光辉, “实际上, 田神父第一次来到朱苦拉时正好在建教堂, 发展天主教信徒……那时全村几十户人家都是天主教信徒, 是田神父在教堂后墙边亲手种下第一棵咖啡苗……是田德能神父1904年通过私人关系从越南带到中国云南的。”[5]以上口述资料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分析原因如下:19世纪中叶,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早在1860年就把咖啡带到了越南邦美蜀种植成功, 十几年后开始了较广泛的种植。中法战争后, 清政府被迫将云南蒙自开放为通商口岸, 随后各国商人纷至沓来, 他们不喝茶, 而是喝一种苦得像中药一样的东西 (咖啡) , [6]蒙自形成早期咖啡文化。1904年田德能神父在朱苦拉教堂所植咖啡从越南来到云南是有可能的, 但不可能通过滇越铁路运进 (滇越铁路1910年1月才正式通车) , 具体情况还有待史料考证。

《云南宗教史》载,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爆发“宾川教案”[7], 田德能逃离宾川。田德能作为布道者, 其实也是法国殖民文化的传播者, 因其宗教使命给朱苦拉带去天主教, 因其生活习惯或个人嗜好给当地带去了咖啡树, 这是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之开端。咖啡作为纯粹的“外来物”, 激起村民的好奇心, 但作为“稀有物”, 还未走进村民日常生活, 更未进入交换领域, 在此商品语境下的咖啡处于物的“候选状态”。人们未曾想到, 传教士带来的咖啡会走入寻常百姓家。

“和接受外来思想一样, 接受外来物的过程中, 重要的不是它们被接纳的事实, 而是它们被文化重新界定并投入到使用中去的方式。”[8]咖啡能够在朱苦拉“安营扎寨”, 得益于传教士和村民的双重需求。教堂旁的那棵咖啡树结的果实掉在地上, 来年长出了新芽, 幼苗被村民移栽到自家房前屋后, 浇水施肥, 精心管理, 等到咖啡成熟, 村民模仿田神父的方法制作加工, 烘焙磨粉, 煮来品尝。朱苦拉咖啡的种植源自村民的生活方式而非走向市场, 直接凸显朱苦拉咖啡的文化意义。随着咖啡产量增多, 村民除了自我消费外开始有了剩余, 咖啡走向交换领域, 逐渐商品化, 其社会生命价值得以形成。

⭐️   2.1.1 传教士的持续推动

1904～1951年间, 传教士的持续推动使咖啡被朱苦拉村民自然接受, 1908年田德能离开朱苦拉, 1908年到1930年期间朱苦拉并无神父传教, 这一时期是随田神父而来的邓培根和鲁鸿儒在朱苦拉村设教学所和经堂, 帮助当地人, 治病行医, 继续种植咖啡, 村民在生活中也对咖啡赋予了崭新意义。笔者通过多次访谈总结得知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法是:“咖啡可做凉茶解暑、咖啡可以治疗肚子痛和头疼脑热等小病、咖啡可有助于延年益寿等养生功效。”直到1930年天主教大理教区派段国璋神父进入朱苦拉村继续传教, 并建了一所法国式经堂, 设学传教。1935年, 先后在平川、利哩、咪子登、四至吾的 (村名) 等地设教堂, 办教会小学, 学制六年, 全免费, 教师从古底教徒中聘请, 设法语、圣经、拉丁文等课程。1947年, 除了朱苦拉村和四至吾的村外, 其他教会学校全部停办, 当时在校学生有约200人。[9]“朱苦拉村一共来了三个神父, 第一个神父我不清楚, 我只经历了两个神父, 一个段神父, 他在这里的时间最长。一个顾神父, 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来到这里, 不到一年就在下边的渔泡江游泳时淹死了。1948年我发动全村43户种植了80多亩咖啡, 后因1984年的一场大雪, 大部分被冻死了, 只保存了现有的13亩。田神父当年在教堂外种下的那颗咖啡树在1997年自然死掉了。”[10]直到1951年段国璋神父离开, 影响朱苦拉半个世纪的天主教走向落寞, 但传教士的持续推动促使咖啡与朱苦拉村民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村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制作加工咖啡, 日常生活中也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村民将咖啡念成“加非茶”, 咖啡进入村民日常生活并发挥着药物、饮品等功用。作为物的咖啡与朱苦拉社会偶然相融, 获得了某种文化的原真性。在此时期, 咖啡在朱苦拉的实用价值初现, 商品化道路尚未开启。

⭐️   2.1.2 咖啡需求量增加

1950年6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宾川县土地志》载, 1952年宾川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全县农户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1904年到1951年间,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影响下, 宾川县大部分土地属于地主所有, 农民占有较少的土地。据村民回忆, 以前咖啡树多是种在房前屋后, 被当做观赏植物和果树来对待, 并未占用耕作的田地。在此情境中, 咖啡树能够保存下来, 村民自发扩种, 除了天主教传教士的推动外, 要归功于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增多。加上当时大理古城天主教教堂规模宏大, 外国传教士和修女数量增多, 朱苦拉咖啡也供给大理教区的传教士使用。2008年以前, 朱苦拉村到平川镇没有公路, 全是悬崖峭壁的崎岖山路, 村民到镇上赶集需要前一天晚上出发, 要么步行, 要么骑骡子, 七八个小时才能到, 购买生活必需品后就匆忙回家, 回到村里天已经黑了。由于交通闭塞, 朱苦拉村民常年在村里劳作, 有的数十年都不出村, 咖啡成了不可或缺的“日常饮料”。老一辈的村民都说, 朱苦拉这里比较热, 咖啡喝了不生病, 还健康长寿, 干活也有力气, 喝咖啡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咖啡作为外来物在朱苦拉逐渐完成“本土化”的过程, 为咖啡的“商品化”奠定基础。

1952年下半年, 全县土地改革, 农民分到了土地, 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初级社与高级社的建立, 土地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20世纪80年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一系列的国家土地政策并未影响咖啡的生命进程。包产到户的时候, 村民是按人头分咖啡树的, 谁家人多, 咖啡树就多, 咖啡豆逐渐有了剩余, 村民留够自家饮用的咖啡量之外, 将剩余的拿到镇上摆摊交易, 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实现其价值, 久而久之附近村镇都知道朱苦拉咖啡, 也消费了朱苦拉咖啡。据朱苦拉村委会书记杞凤华回忆, 以前村子里的咖啡没人关注, 也卖不上价格, 最多换些盐、糖、茶叶等生活用品。1997年他去县里开会, 随后跟着县里的领导去宾川县城里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华侨开办的名为“二队咖啡”的咖啡馆, 喝到了“冰咖啡”, 他意识到, 朱苦拉也有咖啡, 但是没有名气, 回到朱苦拉之后便开始摸索, 怎样才能将朱苦拉咖啡让更多人知道。他开始组织收购村民的咖啡, 将自制的咖啡粉送给大理和宾川的亲戚朋友品尝, 周边各地商贩也来到村里收购咖啡豆, 咖啡价格高于其他农作物, 为村民带来了额外经济收益。此一时期, 处于“商品候选状态”下的咖啡通过交换实现其商品价值, 完成了初步商品化的过程, 咖啡的生命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具有了商品化意涵。

据村民讲述, 平时每家每户每年饮用的咖啡豆不超过10公斤, 剩余的都是销售到周边地区。最早供给大理教会, 再后来由村公所集体收购卖到平川镇, 还会有楚雄、德宏的商贩来收购咖啡。1988年左右, 朱苦拉咖啡豆大约每公斤2元, 2000年的时候, 咖啡豆的价格卖到每公斤20元, 2008～2015年左右, 咖啡生豆价格可以卖到每公斤8到10元, 2015年以后, 咖啡豆价格稍降, 平均每公斤4元左右, 而烘焙磨好的咖啡粉可以卖到每公斤40元左右。建国以后, 云南的德宏、普洱、保山、临沧等地都在大面积种植咖啡, 以销量制胜, 但咖啡品质并不高, 销售价格较低。而朱苦拉咖啡由于面积小、品质优、历史久, 虽价格较高, 却不愁销路。但是, 2007年以前朱苦拉咖啡基本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待开发状态, 并未卷入产业竞争浪潮。这一时期朱苦拉咖啡已基本具有商品性和文化性的双重意义, 在商品化过程中也在进行“去商品化”和“特殊化”的处理, 作为商品的咖啡在原有的生产路径中发生偏移与回归, 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咖啡与朱苦拉本无关联, 法国传教士的偶然之举使两者命运紧密相连, 经历了百年沉淀与融合, 直到2007年, 朱苦拉咖啡才真正与外界市场接轨。科研关注与市场开发促使“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朱苦拉咖啡能够“走出去”;政府力量的介入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更多外来资本“走进来”, 促使朱苦拉咖啡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并在“去商品化”与“特殊化”的过程中“再商品化”, 如此反复, 延伸其社会生命。

⭐️   2.3.1 科研关注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马锡晋于1981年徒步进入朱苦拉进行调研, 他是唯一亲眼见到田德能神父1904年引种的那一棵咖啡树的科研人员。当时的情况是:“全队43户, 278人, 有水田50亩、旱坡地138亩, 共种植咖啡26亩, 其中集体种植24亩, 1958年后陆续定植盛产的18亩, 1902年最早成片种植现仍正常生长的24株。队上还育有一批新苗, 准备继续发展。”[7]马锡晋成为我国第一个实地考察朱苦拉咖啡的热作专家, 为后来研究朱苦拉咖啡的学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也见证了1904年田德能神父种植于教堂旁边的那棵咖啡树, 为朱苦拉咖啡走出大山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从2010年开始多次深入调查研究朱苦拉咖啡的陈德新教授, 出版了《中国咖啡史》《朱苦拉之旅》两本专著并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 系统介绍了中国咖啡文化产生的历史, 成为书写朱苦拉咖啡史的第一人。随后陆续有朱苦拉咖啡相关的学术论文发表, 如杨斌等发表了《朱苦拉咖啡种植情况分析》[11]、杜修琪发表了《有关“咖啡神父”的记忆碎片》[12]、王炳辉发表了《秘境朱苦拉———中国咖啡始源地》[13]等, 还有一些散文诗歌对朱苦拉村进行描述, 科研力量的持续关注不断挖掘朱苦拉咖啡的文化价值。

⭐️   2.3.2 市场开发

2007～2008年间, 云南德宏后谷咖啡有限公司派学者到朱苦拉村实地考察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朱苦拉古咖啡林。之后, 全国各大媒体都竞相报道朱苦拉村, 称其为“中国咖啡之源”“中国咖啡活化石”“中国唯一现存的百年古咖啡林”“中国咖啡发祥地”等。1997年自然死亡的教堂门口的咖啡树树根被挖出并制作成根雕工艺品, 镌刻上“后谷神韵”等字迹, 后谷咖啡公司开始对朱苦拉咖啡进行开发、收购、宣传、包装等系列行为。2010年始, 朱苦拉咖啡逐步受到国内外咖啡领域专业人士的青睐, 吸引外地商人的投资开发。必须要提及的是被称为“咖啡女王”的万雪君女士, 她协助政府为朱苦拉村投资修建公路、注册朱苦拉商标、建立咖啡加工厂、收购朱苦拉咖啡鲜果、对咖啡进行深加工、研究创制朱苦拉咖啡单品等, 大力宣传朱苦拉咖啡, 促使其走出大山。2017年朱苦拉国际咖啡论坛的顺利举办使朱苦拉咖啡得到世界咖啡学界的关注, 经过科学专业的检测, 肯定了朱苦拉咖啡的优秀品质。市场开发促使朱苦拉咖啡扩大种植面积, 为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村民也开始将自家烘焙的咖啡豆研磨成粉, 包装售卖。来到朱苦拉村的多是咖啡爱好者或是咖啡领域专业人士, 能够到朱苦拉品尝一杯“百年咖啡”已然成为一种新时尚, 朱苦拉咖啡经历新的商业化过程, 走出大山, 其社会生命得以延伸。

⭐️   2.3.3 政府介入

2008年以前, 百年朱苦拉古咖啡林和咖啡传统制作工艺并未引起政府特殊关注, 咖啡通过市场交换为村民带来经济效益, 改善村民生活的社会现实也未引起政府高度重视。2008年以后, 随着市场开发和科研关注使政府意识到朱苦拉咖啡的文化价值与市场潜力, 政府开始对朱苦拉的发展投入人力物力资源, 如为村子修缮房屋、水塔、公路等公共设施;拍摄宣传片、纪录片、建立朱苦拉教堂博物馆、协助社会力量举办咖啡论坛、给予村民咖啡种植专项资金补贴、鼓励村民扩种咖啡 (村子的稻田全部改种咖啡) 等, 宾川县政府持续投资朱苦拉村, 提高朱苦拉咖啡的市场竞争力。

⭐️   2.3.4 文化主导

从生产加工到交易出口, 朱苦拉咖啡的商品化过程使其价值同质化, 但“把商品化看做‘生产的过程, 就会发现在文化中商品的同质化和特殊化互相交织。文化确保一些物品保持其明确的特殊性, 来抵抗商品化, 有时也会把已经商品化的物品再特殊化”[1]。也就是说, 朱苦拉咖啡的百年发展历程将咖啡文化本土化后走向市场, 如此反复, 形成了商品化的循环过程, 从而刺激和吸引外来资源持续进入。就咖啡爱好者和咖啡专业人员而言, 朱苦拉咖啡更多带有历史感, 从朱苦拉买到的咖啡产品, 也就变为特殊的“物”, 即去商品化后的特殊物———“朱苦拉百年古咖啡”, 从而带来更多的市场需求。朱苦拉咖啡传统加工工艺也已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外来游客和其他资本力量的进入也不断丰富着朱苦拉咖啡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生命的层次感。

朱苦拉咖啡从种性上讲属于阿拉比卡咖啡中较为优秀的波旁和铁皮卡的混合种, 此种咖啡最宜生长在海拔1 000～1 800米的山谷地区。朱苦拉地处北纬26度, 背靠乌迪古么排山, 面朝金沙江右岸支流渔泡江, 海拔1 450米, 年平均气温26℃, 年降水量586毫米, 光照充足、气候干燥等特殊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完全符合阿拉比卡咖啡种植的条件。咖啡与朱苦拉历经百年, 经历过大火大雪, 风雨沧桑, 荣辱与共, 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纳张元在《教堂作证》中提到朱苦拉村经历过三次大火, 分别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14]在村民记忆中朱苦拉的确是经历过大火的, 但每次大火都未殃及咖啡树, 即使在困难年代, 咖啡也未受到村民冷落, 喝咖啡的习惯并未改变。咖啡树最怕下霜下雪, 但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大雪, 如果不是村民在房屋旁边的咖啡地里烧柴点火把咖啡树救活, 恐怕就没有今日的百年古咖啡林了。如今百年咖啡成为朱苦拉的特色, 为村民带来经济效益, 村民也跟着受到外界的艳羡。于村民而言, 咖啡的文化价值要远大于其商品价值, 无论外界如何开发朱苦拉百年咖啡, 咖啡的文化属性未发生变化, 村民仍然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种植咖啡、消费咖啡。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源自于村民对享有权威的田德能神父带来的新生活方式的“神圣性与神秘性”。在不断实践摸索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咖啡加工制作工艺。据陈德新研究, 朱苦拉村民对咖啡鲜果的加工处理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咖啡红果直接晾晒, 不去果皮直接包装, 喝的时候, 再去除咖啡豆表面晒干的果皮、果肉和羊皮纸, 然后筛选并制作。这样做出来的咖啡, 甜度高, 醇度高。第二种是将咖啡红果去掉果皮果肉后晾晒, 水分达到12%左右, 将保留有羊皮纸的咖啡放进仓库储存, 羊皮纸上仍残存着晒干的果肉和果胶, 羊皮纸咖啡豆保质期较长, 口感平和, 既有水果的酸度和甜度也有红葡萄酒般的香气。”[10]这样的传统工艺与埃塞俄比亚传统古法制饮工艺流程如出一辙, 大同小异, 一脉相承。这种“黑黢黢的苦咖啡”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村民接受咖啡之初, 就带有明显的文化特殊性, 即使有人会因喝咖啡而产生恶心、反胃、拉肚子等副作用, 但这并不影响咖啡在村民心中的“神圣性”。村民认识到咖啡具有兴奋神经, 缓解疲劳等功效, 甚至对感冒发烧等小病症也有效, 还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身体更强健, 寿命更长, 实用功效使咖啡真正嵌入村民的生活中。从“神奇”走向“世俗”, 从神秘的“外来物”到能够治病养生的“营养饮品”, 咖啡重塑了村民的文化图式, 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产品, 在婚丧嫁娶过程中与酒、茶一起被当做必备饮品的“加非茶”随处可见, 随时可喝。近几年, 随着市场开发的推动, 村民开始将自家炒的咖啡粉, 用塑料瓶包装, 贴上自制标签, 卖到大山之外, 有的甚至在网上销售, 这种“土咖啡”虽无品牌, 却有着较固定的受众群。在科研关注、市场开发、文化主导、政府重视等多重力量推动下, 朱苦拉咖啡成为我国外来物种本土化的典范, 朱苦拉村与咖啡结缘百余年, 社会生命充分延伸。

咖啡之于欧洲人就如茶之于中国人, 世界咖啡史上几乎没有中国的位置, 1840年林则徐翻译出版的《四洲志》中首次出现“加非豆”和“架非豆”的记录。1904年法国传教士田德能源于生活习惯而传种咖啡成了朱苦拉百年咖啡文化之源。咖啡在朱苦拉村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角色, 朱苦拉村民赋予咖啡丰富意义的同时, 咖啡也见证着朱苦拉的社会变迁, 在1904～2018年的百年间, 咖啡在朱苦拉获得了新的本真性。通过不同时期的角色转化, 特别是“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生命循环, 其社会生命得以彰显。面临市场开发带来的诸多利益问题, 朱苦拉咖啡成为众多社会力量争夺和利用的资源, 并逐渐成为兼具文化价值与商品属性的“特殊物”, 其社会生命得以延伸。朱苦拉咖啡加工工艺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百年咖啡成为“文化资源”而备受瞩目, 但由于市场开发模式尚不规范, 咖啡在朱苦拉的社会生命如何延展, 是走向繁荣发展, 还是走向衰落, 值得学术界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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