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

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学者。他以古代印欧文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古代印欧诸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三功能”(Trifonction)学说。“三功能”学说是高度宏观化、抽象化的思想体系，为神话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杜梅齐尔一生著述颇丰，从1924年第一部学术著作《长生宴———印欧神话比较研究》(Le Festin d’immortalité，étude de mythologie comparée indoeuropéenne)问世，到1987年《与迪迪埃·埃里邦的谈话录》(Entretiens avec Didier Eribon)出版的六十余年间，杜梅齐尔共撰写了六十多部学术著作及上百篇学术论文，可谓是著述等身。综观杜氏卷帙浩繁的著述，无论是早期的理论探索和比较尝试，还是后期对“三功能”学说的发展和完善，东方神话研究始终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和比较的参照点，启发和影响着杜梅齐尔的学术思想。本文旨在考察东方神话研究在杜梅齐尔学术生涯以及“三功能”学说提出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思考东方神话在神话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1924年杜梅齐尔出版博士论文《长生宴———印欧神话比较研究》，不同于旧的印欧比较神话学从神名出发进行比较，杜梅齐尔从神话传说的主题(thème)入手。旧的比较神话学认为，名字相同或相似的神有着共同之处，可以作为比较的双方，但是杜梅齐尔指出，名字或神格是不稳定的，它们会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神的功绩也可能会被赋予新的英雄，因此从神名出发去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在印欧人的神话或传说中，应该存在一系列围绕某一中心主题的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支配的叙事片断，这些叙事片断形成一个可以用来比较的“圈”(cycle)。

杜梅齐尔的分析从印度的搅乳海神话入手。众天神和阿修罗为求甘露，搅动乳海，继搅出月亮、吉祥天女、乳白色神马、摩尼宝石后，医神檀文陀梨托着装有甘露(Amrta)的钵子而出，阿修罗争抢甘露，那罗延施展幻力，变成妖娆的美女，骗得甘露，天神们啜饮甘露；天神与阿修罗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阿修罗遭到天神的打击，天神赢得了胜利，将甘露妥善放置起来。杜梅齐尔认为搅乳海神话是披着婆罗门教外衣的与植物的再生和繁茂相关的神话。准备甘露、甘露被抢走(伪装的新娘)、魔鬼参加长生宴(抢夺甘露)、魔鬼被杀死(甘露的保存)四个紧密联系的叙事片断构成了神话的整体(ensemble)，这就是以甘露为主题的传说“圈”。构成“主题圈”(un cycle thématique)的叙事片断的顺序非常重要，不可随意改变，但两次抢夺甘露的顺序可以调换。

杜梅齐尔选择斯堪的纳维亚的“蜜酒圈”(Cycle de la Bière)神话与印度的“甘露圈”神话进行对照研究。他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神话和传说中，并没有找到一种与印度神话中的甘露相似的长生不老的饮料。他将蜜酒提升到这个层次，认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史诗《埃达》中相连的两篇《西米尔之歌》(Hymiskvidha)和《洛基的吵骂》(Lokasenna)的叙事片断正好形成了“蜜酒圈”，而这个“蜜酒圈”在主题、叙事片断等方面与“甘露圈”相差无二。

杜梅齐尔在分析了印度的“甘露圈”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蜜酒圈”之后，总结了构成“长生宴”传说圈的叙事片断：准备长生宴、魔鬼参加长生宴(第一次抢夺)、假新娘(第二次抢夺)、消灭魔鬼。在此基础上，杜梅齐尔又比较研究了伊朗、希腊、古罗马、凯尔特、斯拉夫、亚美尼亚以及库车人中流传的“长生宴”(Cycle d’Ambroisie)的神话和传说，并将其同与春天有关的仪式联系在一起。杜梅齐尔试图借助神话的叙事片断与仪式过程之间的相似性或同一性，寻找“长生宴”传说圈赖以保存和传播的仪式，进而探究神话传说与仪式之间的关系。

《长生宴》时期的杜梅齐尔正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他对印欧神话与仪式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理论性的、尝试性的探讨，其中有些研究具有盲目性，论证的方法也是不严谨的，经常陷入一种随意性的假设和比较中去，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梳理和回顾早期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长生宴》中存在着许多思想闪光点。在《长生宴》中，杜梅齐尔选择罗马一个关于平民的传说作为比较对象。杜梅齐尔认为，罗马的故事与印度的搅乳海神话在情节安排上虽有不同，但是叙事片断在结构上是互相对应的，选择罗马作为比较的一个基点，是非常具有创见性的研究。这是因为，在印度所选择的用来比较的内容通常都是超自然的传说、神话，主人公通常是神或者魔鬼；而在罗马，所比较的内容是乔装成历史的叙事，主人公则是人。杜梅齐尔跳出神话的界限，将印度和罗马作为比较的双方，发现了神话与历史之间内部的联系，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杜梅齐尔的早期研究中，东方神话特别是印度神话，通常成为比较研究的重要参照点。以《长生宴》为例，杜梅齐尔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印度的搅乳海神话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关系，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归纳出了构成“长生宴”传说圈的叙事片段。而在《半人马怪问题》中，杜梅齐尔则将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怪(Centaure)和印度神话中的乾达婆(Gandharva)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在《乌拉诺斯-伐楼那》中，比较的双方则是希腊神话中的乌拉诺斯(Ouranos)和印度神话中的伐楼那(Varuna)。

从1938年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止，杜梅齐尔的研究受到了以涂尔干、莫斯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三功能”学说就是在这一阶段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在这一时期，东方神话是杜梅齐尔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三功能”学说肇端于对印度社会与印度神话的研究，而对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神话的研究，则丰富了“三功能”学说的内涵。

1938年，杜梅齐尔发表《大祭司史前史》(La pré-histoire des flamine-majeurs)，对印度的种姓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推断，在原始印欧社会中，存在着祭司、武士和生产者这三个独立的阶层，虽然这个系统并没有像后来的印度种姓制度那样完善和严密，但已经初具雏形，这三个独立的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履行各自的职责，发挥各自的功能。这种系统也反映在神话传说中，许多原始印欧民族的神话都建构在这一系统之上。

在发表《大祭司史前史》之后的几年中，杜梅齐尔通过对印度最早的梵语文献《梨俱吠陀》的研究，发现吠陀万神殿的诸神反映种姓制度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与三个种姓相对应的，是吠陀神殿中的天、空、地三界的神。居于最高地位的天界神阿底提耶神群以密多罗和伐楼那为代表，他们分别表现了婆罗门的两个职责：法律和契约争端的仲裁；宗教神秘事务，如占卜、祭祀、仪式等。杜梅齐尔指出，第一功能的本质在于“魔法的、宗教事务的管理和法律的、契约关系的管理(第一功能)”。第二个等级的神是一群体力充沛、冲动好战的空界神，是大量在雅利安人迁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必不可少的、年轻的武士阶层在吠陀神殿的投射。因陀罗是第二等级神祇的领导者，因陀罗表现了刹帝利的职责：征战、保护社会的安全。杜梅齐尔概括为“力量的体现，主要但并不仅仅表现为征战(第二功能)”。第三等级的神那娑提耶或阿湿毗尼仅仅表现出第三功能的一部分，第三功能是非常复杂的，杜梅齐尔总结其为“关系着健康、安宁、富饶、满足、丰产等(第三功能)”。

“三功能”学说提出之后，杜梅齐尔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三功能”系统(système)广泛存在于其他印欧语族的社会结构和万神殿中。

杜梅齐尔首先在印度人的近邻古代伊朗人中发现了“三功能”系统。公元前14世纪，胡里特人(Hurrites)在幼发拉底河畔所建立的米坦尼(Mitani)帝国遭到赫梯人(Hittite)的入侵，米坦尼的统治者马提瓦扎(Matiwaza)与赫梯人签订了《米坦尼盟约》(Treaty of Mitani)。在这份盟约中，胡里特人乞求神的见证和保护，并将神名排列如下：密多罗—伐楼那、因陀罗、那娑底耶。杜梅齐尔指出，公元前14世纪的米坦尼帝国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知之甚少，但这份保存于波格斯凯(Boghazk9y)的楔形文字档案中所提到的神祇与吠陀文献中所表现出来的神具有相似的功能和作用，且神祇的名称按第一、第二、第三功能的顺序排列。

将伊朗与印度万神殿进行比较实属不易，虽然二者的关系紧密，但是琐罗亚斯德教改革之前的神话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记载和保留。1945年，杜梅齐尔出版《大天使的诞生———论琐罗亚斯德教的形成》(Naissance d’archanges-Essai sur la formation de la religion zoroastrienne)，将目光转向东方神话，转向伊朗，转向琐罗亚斯德教的大天使阿梅沙斯彭坦(Amesha Spenta“善神”)。杜梅齐尔在书中详细考察了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Avesta)，指出关于古代伊朗神话的记载只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改革，因此，关于古代伊朗的神话只能在《阿维斯塔》中去发掘。在《阿维斯塔》中，神话大部分被保留在《伽萨》颂诗之中，但是在《阿维斯塔》后出部分，前《吠陀》时期主要的神名又出现了，因此，可以推断这些神是印度-伊朗所共有的，也就是说，这些神在印度人与伊朗人分离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再次出现的神被分成了神和恶魔两大类，这个分界正好将第一功能与其他两个功能区分开来，因此，可以推论三功能的系统早在印度-伊朗分离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杜梅齐尔在此书中重点分析了由六大从神所组成的阿梅沙斯彭坦。他指出，印度-伊朗多神教的那些功能神，在一神教的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新的宗教中，是不能作为原来意义的神存在的，需要把他们从以前的神的行列中剔除。因此，琐罗亚斯德教在改革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神并赋予他们新的、抽象的、升华了的名字，让他们作为“神”出现。这些新的神———六大从神所形成的神学结构，忠实地继承了古老的功能神之间的结构关系。

杜梅齐尔对六大从神的神学结构的研究，为杜梅齐尔“三功能”学说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意义在于，杜梅齐尔不再单纯地对社会阶层按照三种功能的等级体系进行划分，而是开始关注三种功能内部的结构，因为即便是经过了宗教改革，琐罗亚斯德教的大天使(六大从神)们所形成的神学结构与印度-伊朗万神殿的核心结构依然是相通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对印欧史诗的研究，杜梅齐尔发现三功能也存在于印欧史诗中，他摆脱了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开始转向对印欧神话、史诗内部结构的比较研究。借助对《摩诃婆罗多》的研究，杜梅齐尔将“结构”这个更稳定、更能表现实质的概念引入“三功能”学说，将“比较”与“结构”结合起来，“三功能”学说臻于成熟。

1968年，杜梅齐尔出版《神话与史诗(第一卷)———印欧史诗中的三功能意识形态》(Mythe etépopée I，L’Idéologie des trois fonctions dans lesépopées des peuples indo-européens)。这部著作共四章，其中第一章是对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比较研究与深入解析，指出史诗就是转换的神话；第二章的研究对象是罗马早期历史与神话的关系，杜梅齐尔认为罗马人把印欧神话历史化；第三章的研究对象是奥赛梯人的纳尔特史诗，杜梅齐尔依据其本人所收集的纳尔特史诗和传说，证明了奥塞梯人也有着类似等级制的三分式的社会结构；第四章的研究对象被杜梅齐尔称为“小史诗”(Epica minora)，包括帕里斯的誓言(jugement de Paris)、武士的三重罪(sins de guerrier)、三个玛查斯(Machas)等存在的三功能结构。

杜梅齐尔的《摩诃婆罗多》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史诗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他在探索《吠陀》与《摩诃婆罗多》、《伽萨》与《阿维斯塔》后经、《帕拉维文书》与《列王纪》之间的相互关系时，遭遇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史诗“起源史”的问题。通过对《摩诃婆罗多》的比较研究与深入解析，他发现《摩诃婆罗多》中英雄与吠陀神话或前吠陀神话的诸神在功能上的相似性，进而明确了史诗与神话在结构上(Structure)具有一致性。据此他得出结论：《摩诃婆罗多》的核心不在于它是对古老社会制度史诗化的、戏剧化的转换，史诗就是转换的神话。

杜梅齐尔从维康德的研究中得到启发，他提出：般度五子是吠陀或前吠陀神话中五位重要神祇的转换，史诗中的其他人物也是吠陀或前吠陀神话中神祇的转换，这是毋庸置疑的。基于这种观点，杜梅齐尔研究了如毗湿摩、持国、维度罗、黑公主、难敌等史诗人物，探索神话中的三功能在史诗中如何转换并得以表现的方法。

以般度五子-黑公主一妻多夫的婚姻关系为例，杜梅齐尔从史诗中的人物入手，通过分析史诗人物的性格特征、行为及对应的转世神，挖掘般度五子-黑公主夫妻关系中所隐藏的三功能结构。杜梅齐尔认为《摩诃婆罗多》中般度五子与黑公主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五子所代表的三种功能与吉祥天女(女神)的结合。三种功能在女神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上都有所体现，三种功能集中于同一位女神，但功能仍然是明确而清晰的，并未混合：作为母亲哺育和抚养(第三功能)、善战且是战士们的保护者(第二功能)、纯洁和神圣的(第一功能)。杜梅齐尔认为大多数的功能并合涉及到女性神祇，这类集合了三种功能的女神最初只表现某一种功能(多数是第三功能)，但后来因为突破了等级的限制，同时承担起三种功能。

杜梅齐尔对《摩诃婆罗多》的分析和研究从确立史诗人物与吠陀诸神的对应关系入手，通过大量的细节比较，寻找史诗中的英雄与吠陀诸神的联系。《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或是天神的孩子，或是天神的化身，史诗人物相继登场，天神的化身在大地上按照人间的方式行事，演绎着天国中的众神之事。《摩诃婆罗多》的主体故事与天神化身下凡的传说交织在一起。在《初篇》第58~61章中，阿修罗战败后转生为各种人和动物，其中一些横行不法、为害众生，于是梵天安排众天神化身下凡铲除阿修罗，俱卢族一方的将士大多数是阿修罗和罗刹转生，而般度族一方的英雄则是众天神化身下凡，因此，婆罗多族的大战实质就是神魔之间的战争。

婆罗多族大战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就是俱卢之野之战，这也是《摩诃婆罗多》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和情节的高潮所在。般度族和俱卢族双方共投入十八支大军的兵力，印度全境几乎所有的王国都被卷入这场战争；双方血战十八天，俱卢之野血流成河，般度族和俱卢族的十八支大军损失惨重、毁灭殆尽；般度族将士剩下七人，俱卢族将士只剩下三人。那么，俱卢之野之战又是由哪个神话转换而来的呢?杜梅齐尔认为，《摩诃婆罗多》中关于神魔化身转生的神话，其实质是铺垫和序幕；婆罗多族的大战，特别是俱卢之野之战，其实质就是关于世界的毁灭；般度族获得胜利，坚战获得统治权，其实质就是世界的重生。杜梅齐尔比较了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中阿胡拉·马兹达与阿赫里曼的大战、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诸神黄昏与《摩诃婆罗多》中的俱卢之野之战，认为这三场末世之战具有相似的结构，《摩诃婆罗多》就是以“史诗来表现末世危机”，实质就是一个末世神话：善恶力量的争斗、大火或洪水摧毁世界、新世界的复苏。《摩诃婆罗多》描述的就是世界的终结，整个宇宙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yuga)的结束。杜梅齐尔指出，虽然在《吠陀》中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末世神话和末世论思想，但这并不能证明古代印度不存在末世神话，既然伊朗人、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中都保留着类似的神话，那么极有可能这种末世神话、末世论的宇宙观属于印欧人的古老的雅利安传统，也就是说，《摩诃婆罗多》保留了《吠陀》之前的末世神话和末世论思想。

杜氏的史诗研究本质上仍然是神话学的，但他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为史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内部结构出发，重新审视神话与史诗的关系，重新思考在史诗的形成过程中，神话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的问题。杜梅齐尔对《摩诃婆罗多》的研究结论，为“三功能”理论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杜梅齐尔在《摩诃婆罗多》的研究中发现了“结构”的重要价值。“结构”一词给理论增添了“属类转换”特质，印欧人的神话、社会制度、史诗、小说、历史、思维模式全部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从内部结构上来看，它们都是相通的，“三功能”结构存在于印欧人的一切社会生活中，它打破了体裁、属类之间的界限。比较的方法与内部结构的研究相结合，为杜梅齐尔的“三功能”理论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方法论体系，“三功能”理论自此正式形成，并成为杜梅齐尔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学术思想。

回顾杜梅齐尔的学术生涯，东方神话研究贯穿始终。杜梅齐尔的早期研究实质上是对19世纪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修正，印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依赖于对印度神话特别是吠咜神话的理解和分析。而“三功能”学说从萌芽到成熟，与东方神话更是密不可分，从吠陀万神殿诞生的“三功能”学说，借助对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与《摩诃婆罗多》的研究而逐渐完善。

杜梅齐尔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古代印欧文明大门的钥匙，而在这扇大门背后，是枝节丛生的原始印欧诸民族、数量庞大的古代印欧万神殿，以及形形色色、百态众生、纷繁复杂、无章可循的原始印欧民族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等。“三功能”学说正是纷纭杂沓的表象下的本质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神话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在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杜梅齐尔的学术研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理解西方神话理论与东方神话的关系，如何看待东方神话在神话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神话理论通常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东方神话仅仅被当作西方神话学的附属和脚注。而杜梅齐尔的研究则恰恰相反，东方神话始终是其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石和组成部分，为“三功能”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长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拓展阅读

122.新青年 | 冯文开 白存良：口头诗歌诗行的演述与誊录论析

121.新青年 | 李世武：视觉文本与史诗口头文本的互文性——以彝族毕颇身体装饰及祖师坛神像为中心

120.新青年 | 宋亚：论祆神与火神的融合——以山东曹县花供会为例

119.新青年 | 胡建升：中西文化大传统理论的比较研究

118.新青年 | 冯文开：史诗研究七十年的回顾与反思（1949-2019）